百年功罪-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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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就像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北洋舰队，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吞并朝鲜和台湾的日本不必“驱除”，反而还得联合；倒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繁荣。
两厢情愿的“中日亲善”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一八九八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著“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一二九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
据萱野记载，跟著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国推翻专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国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党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党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国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拢扶植中国的革命党、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
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国情结：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国，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国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国的事务？就算中国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国专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权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国后来也以这种感觉出兵朝鲜，出兵越南，培训缅甸、柬埔寨的共产党丛林游击队。更早些，有两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建立外族政权的镜鉴。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国，就等于是中国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赢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动地向日本提出以东北、蒙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一九一五年一月一一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二月五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革命党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要来得“前卫”。
日本治下的中国土地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洲，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五十年，收复也超过五十年，现在老一代的台湾人，竟有许多对日据时代的生活充满怀念。日本人讲法制，不像后来的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教师和警察，是日据时代最受尊敬的两种平民职业。李登辉自称“二十二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如果没有一点老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早该被轰下台了。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六成），兴建电厂，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体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一九四○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１。４倍，实现了工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洲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著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量约占中国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国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国首位。大连更是中国居住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海南岛是中国的“天涯海角”，自古蛮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领后，以为可以经营成第二个台湾，于是进行建设性开发，尤其是它控制较稳、将其当“自个儿地盘”经营的西线。日本人到村子里检查卫生，还给中国孩子糖吃（“满洲国”也一样，日本人惯使这种“小恩小惠”）。东线因中国游击队活动频繁，反倒处于“战时状态”，军民（中日）关系紧张恶劣。唯一的一条西线铁路是日本人修的，还兴建了一些矿厂设施。共产党接手以后，海南岛废省，几十年无甚建设，只对其资源作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好像那块地方本不是咱们的，随时都怕别人来争，捞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紧运走，到大陆去加工。
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海南成为大特区后才彻底改变。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的中国人，读它时多会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恨，—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德语。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沦陷区算是幸运。日本占领者从未有过“不许用中文授课”的规定，在教育方面，甚至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以“求学”为目的的青年学生，允许其离开日占区去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以八年抗战最先沦陷的北平为例，日本投降时，几所著名大学的设备、图书都有增长。抗战前的一九三六年，中国高等学校是一百○八所；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时，中国高等学校为一百四十一所。高等学校的教师，从七千五百六十人增至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三人；学生从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二人增至八万三千九百八十四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诚：《现代物理学在中国率先发展的原因》，华夏文摘总第四○四期）许多新大学建于沦陷区，如上海的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乐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为政府承认的“伪校”。照一些“爱国人士”观点，沦陷区应该不办一所学校，青少年没地方读书才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张春桥的“宁要……不要……”论，其实既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他的首创。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方法”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著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屑小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阿Ｑ。
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销，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学习过苏联，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