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功罪-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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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面积超过两倍于东北和台湾的外蒙。外蒙独立的意义还不止于领土的丧失，它动摇了元朝的“合法性”，更动摇了“五族共和”的国本，为中国的进一步可能的分裂撞开了一条隐约的、难以弥合的罅隙。
小国比大国容易被征服
有人认为，大中华思想是不对的；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小就是好”，如果秦不统一中国，今日中国就会像欧洲那样好。我以为，小有小的利弊，大有大的得失，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大一点好。欧洲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也不过四五百年时间，不能由此得出“小就是好”的结论。国与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小国缺乏战略纵深和自然资源，就很明显的要吃亏。日本最终就败在这里。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肥。”中国在抗战中什么都不如人家，唯领土辽阔，可以一退再退。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蒋介石），其实就是仓皇逃跑、回避；所谓打一场旷时日久的“持久战”（毛泽东），其实就是各据一方，静待其变。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逃避战略”，最终竟然奏效。拿破仑、希特勒横扫欧洲各国如入无人之境，却都在无边无际的俄罗斯的土地上铩羽而归。以日本军队的善战，对付美国也只能采取偷袭其海外基地的策略，对攻击和占领辽阔的美国本土不存丝毫妄想，一当太平洋战争失利，它自己那狭小的国土就成了可以肆意打击的靶子。这时候它才知道，当初轻视身边这个“不堪一击”的庞然大物，提出“三个月亡华”的计划，以至于未能倾全国之军力先行征服中国，是多么的轻率、愚蠢。
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而成气候者，多是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亦即“大国变成小国”之时。周室威权衰落，再也不能号令诸侯统一发兵征战，遂有秦国的各个击破。东汉末年分裂成三国，虽短暂统一于晋，但诸王割据，使国家化整为零，遂在“八王之乱”后外族相继涌入中原，史称“五胡乱华”。唐末国家再次分裂，契丹入侵，建立辽朝；而后女真人建立金朝，趁辽宋对峙，灭辽与北宋，占据中原；再后蒙古人入侵，灭掉各占中国半壁江山的金与南宋。西晋和北宋毕竟是“大国”，所以北方强敌入侵时尚能退守江东、江南，建立东晋、南宋，各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命脉，不至于被赶入绝境。当北方强敌再度入侵，已经成了“小国”的南方王朝再无地方可退，只好乖乖投降，或者跳海了。明代是中国的“统一”时代，但其末年国家为朱氏朝廷、李自成、张献忠三大政治势力所控制，形成实际上的国土分裂局面，清军趁势入关。分裂状态，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为入侵者所利用，不能够同仇敌忾地共同抵御外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实际统辖的国土狭小，没有回旋馀地，容易被占领和征服。
国家的领土辽阔，对于现代科技和经济，也有极大好处。以航天工业为例，欧洲和日本皆远不及美俄中三国，其土地面积的狭小是重要原因。在不同的经纬度上建立地面站，只有大国才能办得到。欧洲是近代工业革命、近代科学、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文明和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终因其“春秋战国”式的版图格局，在本世纪由盛而衰，输给了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这和一堆小公司，竞争不过一个托拉斯的道理是相似的。近年西欧各国力图打破促狭国境的限制，实现经济上的统合，以提升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既是明智之举，又是不得已而为之。欧洲的衰落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都源于“生存空间”也就是国土面积太狭窄，而战乱一开，小国的战争创伤更难以平复。二是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这两条实际上也都牵涉到国家领土（及属土）的大小问题。
日本“加入中国”的模式
日本一旦加入中国，不论它是以什么方式，想再退出中国，就不那么容易了。那就是分裂祖国，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全体“中国人民”坚决不能同意。除非出现象孙中山、蒋介石那样主意大得很的革命家，以划出日本为代价，换取别国的经济支持。中国“不是菜园子”，你想进的时候就进，想出的时候就出，没那么容易。日本右翼政客一个惯用伎俩，将侵略中国说成是“进出中国”，这是因为他们都没学好历史，不懂得中国进来容易出来难。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灭国四十馀个，也包括中国，而蒙古后来成了“中国的蒙古族”，没有成为别的什么国家的蒙古。清兵入关，也使满族成为“中国的满族”。中国人习惯将入侵者说成是“外族”。什么叫外族？说直白了就是外国民族。不然，怎么不以“外族”去称呼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而南方的苗族、瑶族、僮族、土家族，……怎么就从来没当过“外族”？
“加入中国”有哪几种方式？—
一，侵略成功，入主中原（清朝模式）；
二，被中国征服（匈奴模式）；
三，同中国一道被第三国征服（元初蒙古模式）；
四，占领部分甚至大部分中国领土（金朝模式）；
五，由附庸国而最终完成合并（西藏模式）。
六，其他方式。
日本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密切，视中国为“上国”、“天朝”，汉代即派使臣到中国朝贡，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日本曾出土一方汉光武帝赐“倭奴国王”的印绶，有点“附庸番邦”的意思，比西藏之于中国的关系悠久得多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这个惯于点头哈腰的小“附庸”，忽然变成了小霸王，中国反倒成了破落的“穷措大”。这种情况下，“西藏模式”显然行不通。而且，中日之间还隔著个高丽，也长期是中国的附庸，如果它都没能以这种方式并入中国，日本就更不容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从来没有对外战败过。它遭受过的最大的侵略战争，是在中国的元代。公元一二七四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兵大举征日，结果一无所获。当时中国南宋尚存，蒙古人挟同高丽参战。六年后，南宋已亡，忽必烈利用（南宋）中国善水战的优势，再度攻日，还预先设置了“日本行省”，不料大败而归，不及逃走的十几万元兵大部分被日兵杀死。以蒙古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勇善战，尚且在日本败得如此之惨，看来“元初蒙古模式”也难奏效。
中国从来都把打外国（族）说成是“征伐”、“平定”、“讨逐”，把外国（族）打中国说成是“入侵”、“侵扰”。自古中国“征伐”外国的战果甚少佳绩，往往不及外国“入侵”能大奏奇效。匈奴“侵扰”中国好几个朝代，才被中国“平定”，平定后还老大一阵子不安分，弄出的事比入侵还麻烦，是一个耗时耗力、劳民伤财的跨世纪工程，代价太大，在现代社会似乎更加得不偿失。“匈奴模式”走不通。
最终结果是中国征服日本
最有可能的，是“清朝模式”和“金朝模式”。甲午战争直至清朝覆亡之际，是日本重演清朝入关的最有利的时机。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极为悬殊；中国还有像孙中山这样鼓吹“中日一体”、唯恐日本不出兵的革命党人作为内应，条件比明末清初时还要好，至少不会更差。但是它错过了，拖了四十年，到民国才重新开打。这时中国已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初步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及现代装备的军队。难是难得多了，但如果它能按李宗仁事后制定的战略方针打，征服中国仍大有希望。但它又错过了，进退失据，只好重演“金朝模式”。
金朝自公元一一二六年底攻占北宋汴京，制造“靖康之耻”，到一二三四年初亡于蒙古，凡一百零七年；如果算上攻取辽国五京的时间，凡一百一十一年。日本自一九三七年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制造南京大屠杀，到一九四五年向同盟国投降，只有八年；即使算上发动“满洲事变”占领东北的时间，也才十四年。金朝先是扶持建立张邦昌、刘豫伪政权；后乾脆自己来干，成了代表“中国”的两个“合法”政府之一。日本也扶持建立了伪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但来不及“自己干”，来不及“合法”就投降了。这样短的时间，使它终于没有能够融入中国，被“汉化”成“中华民族”的一员；也使得中国人始终无法消弭“外国入侵”的心头之恨。
如果时间足够长—到底要多长？不好说，反正十年、八年是绝对不够的。无论如何，日本总归是照著金朝的样子“野”了这么一把，这笔账咱们得记著，说不定将来有那么一天，它还会以某种方式加入中国。清朝的建立者满洲人，是金朝建立者女真人的后裔，而满清初建时的国名就叫“后金”。满清实现了他们的先人的梦想：占领和统治整个中国，而最终也被整个中国所吞没。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以为即使日本赢得战争的胜利，对中国而言未见得就一定是坏事。可以推断，中国征服和统一日本，与日本征服和统一中国，最终结果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只有一个中国。一个日本这样的国家，和一个中国这样的国家，都不足以真正令西方人畏惧；而一个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国，或一个中国那样庞大的日本，却足以使所有的国家不敢小觑。
有人会说，这是善良的中国人的一厢情愿。不对。这恰恰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的“一厢情愿”。虽然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试图以各种方式、走各种道路努力成为像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国都未获成功，但还是要比日本成为像中国那样庞大的日本，要“容易”多了。咱们关起门来反覆折腾就行了，走多少弯路、摸多少石头、交多少“学费”、耗多少资源、死多少人命，都是“自己家里的事”，与别人无碍。只要世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迎头赶上”，只要我们能无数的打击之下“挺得住”不再被分割、瓦解，就可能熬到“中国的世纪”那一天。而日本，只有发动战争一条路可走，并且还没打赢。毕竟地球上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时间的感觉却是“无限”的。何况，必要时咱们还可以“空间换时间”，拖垮拖死一切竞争对手与来犯之敌。
设想日本打赢了中国，当然不能排除“细节”的考虑。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之下，西方各国处于自身在远东的利益，能否坐视中国为日本所吞并？日本得了中国这片土地，能否暂抑疯狂扩张、进而称霸世界的欲火？是马上四处出击，驱使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为其征战他国，还是为稳固这块辽阔的新殖民地，先停下来进行建设、发展和同化，而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甚至一如历代外来王朝那样，终于为他们所仰慕的汉文化薰陶，一改凶悍顽强的民族风格，变得跟汉民族一样儒雅柔弱，不再存称霸之心？
任何一个“不坏”的结果，都不能说明过程的必要与合理。人类发明了战争，发明了自相残杀的武器，发明了以一种文明摧毁另一种文明，或者一种较高（较低）的文明征服另一种较低（较高）的文明，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都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为战争和武器所毁灭，今天的人仍不得不承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往往起到的促进和催化作用。明白地说，就是所谓“进步作用”。但战争终究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的过程是非人道的，哪怕现代国际社会设计出那么多的“人道”的战争公约，也还是设计不出一种“人道的战争”方式。
朝代与中国的国家概念
人类历史上，曾有过数不清的国家。数不清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多〃，而是由于头绪的繁复，演化的纷乱，再加上国家的概念本身也是变化的，有时是模糊不清的，无法进行精确的分析与统计。西周初年，有国一千余个；进入春秋时，只剩下差不多十分之一，但仍有一百多个；到战国时代，大国只有〃七雄〃，在七雄的夹缝和边缘地区还缀有寥若晨星的若干小国；最后，秦横扫六合而统一，建立了一个国家：大秦帝国。
这还只是〃中国〃建国以前的一段历史，局限在中原一带及周边地区的范围内。周以前呢？留下的史料太少，是所谓半信史时代和传说时代，那就更说不清楚了。至于世界其它地方，应该由他们的历史学家去统计。可惜的是，也没有统计出来。如日本，在卑弥呼女王的邪马台国以前，曾有过〃百余国〃。具体〃余〃多少？一向精细不马虎的日本人，也拿不出一个数字，只好笼而统之。
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那些远古时的国家，甚至连疆域也无法界定，只有一个个像城市标志一样的据点，冠以国名，其实就是封号。汉字〃国〃与〃国家〃相近的含义最初有三：一曰〃邦国〃，二曰〃国都〃，三曰〃封地〃。我以为，其基本含义为封地。有封地才有邦国，有邦国才有国都。领受封地的贵族，即为各邦国之主；国主居住及政权所在地，即为国都。封地以前有没有过国家？可能也有，但那时国的概念、形态更加模糊，〃国〃这个字词也没造出来。〃国〃字的出现，就是从封地开始。
事物都有个起源，国家也不例外。早期的〃国〃，大多是部落和城邦，是一些相对独立、互不隶属、彼此间没有明确界线的群落。一个部落的首领特别优秀，经济发达，军事强大，能够一呼百应，号召其它部落协同征战、开发，于是成为各部族的共同首领。中国远古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大抵属于这一类。那时的〃皇〃和〃帝〃，绝不是后来秦始皇所定义的〃皇帝〃，没有无上的权威，地位也不稳定，职务更不能世袭，顶多只相当于〃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王朝夏的建立。
夏向比较像样的国家形态迈进了一大步，如果它确实存在过的话。它在率领各部族治水的过程中赢得了崇高威望和地位，逐步建立起了一套行政权力系统，有了分工管理及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再也不象从前，一个首领既要开发农业，又要设计房屋，还得发明医药，能文能武，整个一百事通。夏的首领称为〃王〃，按照现在的词义理解，王比帝要低。但事实上，夏王朝的王，比以前的任何一位〃皇〃和〃帝〃地位高多了。他再也不需要下田耕作，只顾发号施令，聚敛和享受财富，大量使用奴隶。更重要的是，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