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功罪-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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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文化“寻根”，但他不愿意当寻根派；赞成文学“先锋”，但他不愿意当先锋派；赞成“民主”，但他不愿意当民主派；赞成共产主义，他却当了多年的共产党员。党派党派，党难道就不是派？这样自我表白的清高，有什么意义呢。
1998年11月9日于河溪屯子
文学的独立与兼容
什么是官方文学？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号《北京之春》，发表了记者亚衣采访诗人贝岭的访谈录《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活动》。近几年来，贝岭一直以流亡海外的异议作家身份从事文学活动。所谓〃异议作家〃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即〃持不同政见者〃；一类是文学上的反对派，即〃持不同文见者〃。有的作家既持不同政见，又持不同文见，那也只说明他是这两类的综合。前一类很好理解，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我们都能数出不少名字来。后一类则需要特别讲一下，〃持不同文见〃当然是相对于〃主流文学〃而言的，在文化极权的国家，主流文学也就是官方文学。但这种说法还是很模糊，因为它并没有界定什么是〃官方文学〃。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文学，就是官方文学吗？不见得。
如果我们承认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文学就是官方文学，那我们就等于承认，包括许多异议作家在内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品，也都成了〃官方文学〃。如前苏联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诗人帕斯捷尔那克，……等等，他们的成名作和一部份代表作都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过，岂不都成了〃官方文学〃？这是站不住脚的。
即使异议作家们由地下和国外出版作品，事实上差不多也总是被〃官方〃认可和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古拉格群岛》，茨维塔耶娃的诗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布罗斯基的诗，昆德拉几乎全部的小说，都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出版社得以正式出版，但它们都不是中国或者别国的〃官方文学〃。用是否上过官方出版物来划分文学的际野，不能令人信服。
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极权国家的官方出版物上，〃主流〃与〃非主流〃文学，〃官方〃与〃非官方〃文学的分野、它们各自所占据的位置以及相互的融合与排斥，是很明显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代表官方意志的〃新时期〃文学主流，前期是〃伤痕文学〃，后期是〃改革文学〃。至于其他杂色纷呈的各种文学流派，包括寻根文学、朦胧诗、新感觉派、新写实主义、结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之类，至少在一开始总是与主流文学、与官方提倡的〃时代精神〃唱着不一致的反调。它们中间的一部份，尤其是写作手法，可能被主流文学吸收，其代表作家也可能被官方所接纳，但不能因此抹杀它们在文学上曾经扮演的反对派的作用，不能将它们等同于〃官方文学〃一棍子打死。文学与极权制度
贝岭基本上应算作后一类，即〃持不同文见〃的异议作家。他参加过民主运动，也批评过民主运动，但主要精力是花在反对〃官方文学〃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活动〃。即使他也可以因此称作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但作为一个异议作家主要表达〃异议〃的方面，仍是不同的〃文见〃而非政见。
贝岭认为，他是一个从未获得官方承认的作家。原因很简单，他的〃生活方式、美学、语言、乃至写作方式，是官方所不能接受的〃。这是官方的原因。他自己也有原因，〃那就是极权制度对文学的毁灭。……我如何能够同毁灭者合作，或者企求它的承认？〃
我们知道，极权制度有过而且仍不断有着〃对文学的毁灭〃，但并不是极权制度一定和只会毁灭文学。奴隶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戏剧文学。封建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苏联的萧霍洛夫和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统治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张爱玲。
极权制度当然是很坏的制度。悲剧在于，大部份的人类文明恰恰是在极权制度下创造的。真正的民主政体的建立，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仅是近一、二百年的事。这说明文学，还有科学和艺术，虽然与政治制度不无关联，仍有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生存系统。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一个纯个人的劳动过程。作为异议作家，你可以反对甚至反抗你所处的极权制度，但你不能因此而反对极权制度下的文学，尤其是反对这种文学的存在，除非你觉得极权制度对文学的毁灭还远远不够。
对于一些先前处于〃地下〃的文学作品，后来又被官方刊物公开发表，贝岭常常感到困惑：〃不知用哪种表达更为准确〃，〃非官方的〃、〃独立的〃，〃民间的〃，还是〃地下的〃等等。显然哪一种表达都不准确。表达的困惑，实际上是定义的混乱造成的。贝岭以是否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来作为文学作品是否属于〃官方〃、〃独立〃、〃民间〃和〃地下〃，最后自己也闹糊涂了。他也知道，〃严格来讲，地下的文学活动从来未放弃走到地上来的权利，也从未放弃在国家控制的刊物上发表的可能。〃我们是否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贝岭所从事的〃独立的文学活动〃，从未放弃变成官方的、不独立的、非民间的和国家控制的文学活动？从地下到地上
事实上，贝岭真的没有放弃过被他指为文学〃毁灭者〃的官方承认的努力。他在北京，就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提出注册，出版由他主编的海外文化刊物《倾向》。他说，这是他这次回国的目的之一。新闻出版署的官员翻阅了他赠送的刊物后一再表示，不是刊物的内容使他们拒绝，而在于刊物不是国家机构创办，也没有隶属单位。
在这里，我毫无指责贝岭向官方申请注册这份刊物的意思。我甚至还很欣赏他所做的这些努力，他的认真和热忱。这里只是想借此说明，他在自己划定的框架里必然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力图建立一套官方系统以外的文学体系，一方面又力图将这套文学体系纳入官方系统以内，他居然把这项工作称之为〃独立的文学活动〃。
几乎每一个诗人和作家，都经历过〃地下文学〃的阶段。一篇作品在没有公开发表之前，或者说没有变成铅字之前，都可以说是地下文学。有的写在日记本上，有的装订成册，有的在沙龙里朗读，有的成为手抄本，有的被打成油印稿，哪一个作家或诗人没有过这样的文学青年时代？或者说，哪一个文学青年在得到社会承认前，没有从事过这样的〃地下文学〃活动？这种〃地下文学〃，在各种社会形态下都可能产生，绝不是极权制度的特产。
以文革结束不久出现的地下文学刊物《今天》而论，它的作品和作者后来差不多都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这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可能有个别没被承认的例子，那未必都是由于思想出格，或美学观念、文学语言及写作方式的出格，有些也是因为自身真的〃还不成熟〃。《今天》给中国文坛造成了巨大影响，它引发的〃朦胧诗〃运动，意义绝不仅限于诗歌界。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作者们被官方集体接纳，或叫做被〃招安〃以后，这个地下刊物就完全丧失了继续存在的价值。
直至过了多年，北岛才又在英国重新主编《今天》。此时的《今天》今非昔比，无论编辑队伍和基本作者的水平，还是装帧印刷的精美和发行渠道的优良，特别是编辑出版环境的自由程度，都远远超过当年的油印品。但是文坛评价却不甚高：它失去了当年那样一种文学潮头的作用。地上的小说地下的诗
诗歌界的地下刊物特别多，贝岭列举的地下诗刊就有《现代汉诗》、《倾向》、《南方诗志》、《象罔》、《反对》、《九十年代》。我在国内也曾见过不少，其中有些质量还很不错。但确实没有见过一本地下小说刊物。究其原因，我以为并不是贝岭所说的，〃小说已经完全被吸纳到国家的出版及市场体制下了。〃
爱好文学的青年，大多以写诗为起步。这是非常明智的：诗可以最大的限度地表现他们的热情、情绪、想像力，挥洒他们的智慧和灵感，抄写或自创他们的人生格言，记录他们闪光的只言片语。与之相比，小说家要显得〃老谋深算〃一些，编造故事或不编故事都需要一定的人生经历和心灵体验。一篇小说的构成，哪怕是短篇小说，一般来说都有较为严密的构思。只要是尝试过这两种文体写作的人都会明白，诗和小说确实有很多的不同。以我个人的经验，诗更适合年轻的初学者（不是说不年轻或不是初学者就不能写诗），小说则可以年纪稍大一点，〃想清楚了〃再动笔不迟。
我们看到，中国每年有大量的青年诗人涌入文坛，另一方面，读者却一步步疏远甚至厌弃诗歌。很早就有一种说法，中国写诗的比读诗的人还多，因为写诗的自己也不读诗。相对的，小说发表的园地大得多，只要你写得还不错，各地刊物的编辑们都会轮流来约稿。而即使有一定名气的诗人，往往还得凭长期建立的文坛的〃关系〃发表诗作。这是读者市场造成的。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诗刊》的发行量曾达七十多万份。接着小说迅速取代了诗的位置。现在小说最风光的岁月也过去了，取代它的是电影和电视剧。
显而易见，急速膨胀的队伍无法为日见萎缩的发表园地所容纳。那些急于想得到社会承认、急于拿自己作品〃进场〃的文学青年，只有选择油印地下刊物一途。诗的优势是篇幅短小，容易刻印和手抄，地下出版的工本费也不难承担。小说就不同了，谁会辛辛苦苦一篇小说去刻它几大版呢？刻出来密密麻麻谁有耐心去仔细把它读完呢？
我很赞成地下诗刊的大量印行，它确实可以缓和这种不均衡造成的矛盾，刺激和活跃文化市场，也为产生经得起考验的诗人与作品提供了土壤。但我并不赞成一定要把它们与官方刊物对立起来，这没有任何好处，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得了的政治意义或文学意义。事实，只要你写的纯文学，连官方刊物都没有主动去做这种对立的事情。人为对立的结果，只会令人反感，减低文坛同行们的同情与支持，乃至恶化自身的生存环境，束手待毙。吃言饭的人们
被〃官方〃承认是一回事，被〃官方的刊物〃承认是另一回事。当然，被官方的刊物承认，是被官方承认的前提。承认还有两重意思，一是认可你是一个作家，一是赞同你这个作家。作品被官方的刊物发表，不能说明这个作家一定被官方赞同。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何以有过那么多的作家、诗人遭受过那么多的批判、围剿和迫害。
官方刊物不等于官方，这也是常识。只能说，官方刊物常常代表官方，或者执行官方的政策和某些指令。但代表和执行，正说明它本身并不是官。否则我们也无法解释，中国何以有过那么多的报纸、刊物遭到过那么多的改组、查办和停刊。
刊物是由具体的人来办的，这些人大多数和你、我、他（她），和贝岭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办刊物，组稿发稿，是他们的职业，吃饭的手段，充其量只是整个官方机构运作的一个组件，并不是官方体制本身。如果硬要说吃官饭的人就是官，那贝岭也是一个〃官〃。如他自己所述，他在官办的大学毕业，在官办的报社担任过记者和编辑，又在官办的大学任教，直至公派亦即〃官派〃出国。这么些年，他一直是〃官方承认〃的学生、记者、编辑、大学教师和访问学者，只是没有被〃官方承认〃为作家而已。
我这么说，目的只是想解救那些被贝岭指责为〃官方作家〃的文学同行们。只要贝岭自认他是一名官方的记者、编辑、教师和访问学者，那所有的〃官方作家〃也就都可以安然去就寝了。我想贝岭绝不会这么做，因为他还要从事独立的文学活动，怎么忽然变成〃官方〃的一名代表呢。他当记者、编辑和教师，只是一种谋饭的职业手段，是在除了〃官办〃没几处地方可去的无奈选择。
那些作家们何尝不是一样。他们总应该有〃生存权〃，应该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谋一碗饭吃。他们的作品在官方的刊物上发表，领取官方的稿费以及工资，获得官方颁发的文学奖，这有什么不对？难道他们从极权制度的官方那里得到过好处，就成了他们应该被否定的理由吗？
中国作家的发表方式、获酬方式，是他们自己别无选择的。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反对官方对于文化资源的垄断，正如反对官方对于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垄断，但反对不得不在这样的垄断环境中以劳动谋生的就业者，对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是一种苛刻的行为。白天鹅没有骨气？
贝岭对〃专业作家〃制度深不以为然。一是因为〃这些人主要是小说家，目前为止我还没听说过有什么专业诗人〃；二是〃无尝接受一笔国家的薪水，要国家去养〃的作家，如果号称在〃作品中表达独立的观点〃，〃无法自圆其说〃。
关于一，采访记者亚衣当即指出：〃在作家协会中也有专业诗人，比如艾青、臧克家。〃这是事实，而且他们都是非常著名的诗人（且不论其作品究竟如何）。贝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是孤陋寡闻呢，还是故意回避事实？从他紧接的话来看，应该是故意回避事实，他说：〃这些是国家级的，但是在各省市，地方上几乎没有。大概在国家的心目中，作家就是小说家，诗人是不存在的。〃
话明显不通。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尽管亚衣马上拎出了艾青、臧克家这两只黑天鹅，他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