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功罪-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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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为了把《圣经》送到世界各地，不惜抛却先进的物质文明过苦行僧生活，到中国的偏僻乡村，到美洲的新拓荒地，到非洲最穷困的部落。其精神令人感动也令人怀疑，——主要是令我们中国人怀疑。想当年唐玄奘带领徒儿们去西方（其实就在印度，仍是东方）取经，历尽千辛万苦，只因忘了给经文馆馆长送礼，以为跟在咱们中国一样只要亮一亮公文关牒就可以到处白吃白拿，结果被塞给了一套《无字真经》便打发他开路。尽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却怎么教大唐的国人信服？只好返回重取，用当朝皇上赐予的紫金化斋钵这样价值连城的国家一级文物，才换来有字真经。历史上唐僧取经的真实故事，当然不象《西游记》里描写的那样神奇和富于戏剧性，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求取真理所经历的痛苦、艰险、误入歧途与一波三折的磨难，绝对较《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耶稣被传教士们送到五湖四海去旅行时，一直保留着他的本来面目：胡子拉匝，身穿长袍或仅以遮羞布蔽体。不用说也没有受施过整容术，显然容易引起中国人的疑虑。他那高鼻深目的长相，又满脸晦气，饿得精瘦，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数，一看便能断定是个不得善终的番邦叫化子。他的话谁信？释伽牟尼就通达多了，懂得入境随俗，把脸孔打扮得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南人北相，男人女相，神闲气定，面色祥和，以不变应万变，有王者气度兼平民作风，使人深信跟着他肯定有饭吃。“佛”与“福”谐音，“佛像”又确是“福相”，塑造的时候往往极尽人力物力，不怕身岸伟大如同顶梁柱，供在庙中央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有伟大到连庙都供不下的，只好先住到石窟中去。
事实上，佛门弟子偏多乞丐；而教士们虽未见得先富起来，至少没有谁沦落到沿街乞讨。中国做和尚又当叫化子的，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由于当的人多，其中还不乏学识渊博、道行高深的大师，大家也就非但不以为耻，反倒生出一种越穷越光荣的理直气壮。玄奘身为唐代著名高僧，印度之行，凡五万里，称旅行家。其实他一边旅行一边托着钵子化斋，——说白了就是要饭。本来他早有出国做访问学者的打算，梵语也练得很流利，可恨中央不批，不给发护照。及至贞观三年，经济萧条，长安闹饥荒，太宗决心开放搞活，令百姓“可自行求生”，他才得以混在盲流中溜出京城，展转往印度逃荒。一路餐风露宿，日晒雨淋，皮肤老化，肯定黑不溜秋一个。吴承恩说他持外交护照、拿“J1”签证，用钦赐紫金化斋钵要饭，到哪个国家都受到教皇一般的礼遇；少女们眉来眼去，爱他细皮嫩肉；妖怪们垂涎欲滴，要把他做成清蒸肉丸以饱口福，诚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
据说耶稣将自己的身体变成面包，将自己的血变成葡萄酒，飨天下信徒。他那瘦骨嶙峋的，不管做不做得到，境界就很感人。唐僧则不然，只晓得向别人要吃要喝，口口声声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一来真格儿的却舍不得把自身的肉无论肥瘦拿出来做一次爱的奉献。一部《西游记》，完全是一部“吃肉”与“反吃肉”的斗争史。他手下那几位徒弟，也都原本是些造反精神忒强的妖怪，大闹天宫制造动乱的好手；而一旦皈依佛门，竟摇身一变都成了“护法者”。尤其大弟子孙悟空，一贯以正统的如来主义者自居，唯我独左，到处打棍子扣帽子，斥这里“乌烟瘴气”，骂那个“妖精魔怪”，连师父都经常被他指为纵容自由化；取经途中动辄开打，张嘴喊杀，不知多少生灵被他打成“牛鬼蛇神”，关进集中营，或在他棍下成为怨鬼冤魂。
小说中孙悟空的原型，极有可能是耍得几路少林醉棍的武僧。自古中国大一点的寺院都养得有武僧，如鲁智深、许世友、李连杰等等。道家也出过无数精于拳脚的道士。武当与少林，分别代表内家拳派和外家拳派，一并称雄于天下，至今犹然。这种中国特色的寺庙风景，西方的教堂大概听都没听说过。
鲁迅与姚文元
又到了三月。因与朋友聊起文章上的一些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
那是六十八年前，三月的最后一天下午，一位青年作家，带着他刚满一岁的儿子去拜访鲁迅。鲁迅关心青年，又特别喜欢小孩，——又圆又大的眼睛，胖胖乎乎的身材，——虽然忙，还是兴致很高地接待了他们，并应请题赠小诗一首：
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
对现代文学史有一点了解的人知道，这位青年作家，就是诗中提到的（姚）蓬子，中共党员，时年26岁。他的儿子，即鲁迅夸奖的“灵童”，日后名震中国政坛，以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文革序幕的姚文元。
姚文元是一位才子。天资聪颖，当左翼作家、书店老板的父亲的言传身教，从小与大量文化人打交道，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一岁时就被带到文学大师家“摸顶”，小小年纪便展露才华。他考入上海第一流的中学，加入中共地下党，爱好文学，十几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二十四岁因批判胡风一鸣惊人，成为青年理论家，开始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整版刊登大块文章。不久，受到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的注意。二十七岁，已出版了四本书。1962年春天，也就是他父亲带他去拜访鲁迅刚好三十年之后，他当上了解放日报社的编委。
许多人以为，姚文元从小便是个恶棍无赖，不学无术。才不是那么回事。他无疑是很聪明的，要不怎么被鲁迅称作“灵童”？翻遍《鲁迅全集》，一岁就当灵童的孩子，也就一个姚文元了。鲁迅可不是那种见了人家孩子就乱夸的俗人，君不见他还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讽刺这种人。姚好学不倦，不修边幅，一心只会看书、写稿。我有一位朋友，小时住张春桥、姚文元一栋楼（解放日报编委楼），说张、姚二人的个人生活都是非常严谨、朴素的。姚文元早上上班，与同事在小摊上吃油条，还自带一小纸包糖，这样买豆浆可以省下三分钱。姚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到死都极为节俭，孩子看戏都不能沾公家的光，这点做得跟焦裕禄一样。
人是很复杂的。一个生活中的正人君子，一个才学超群的文章高手，完全有可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大浑蛋。姚文元就是典型一例。可惜，鲁迅没有看到灵童长大成人的这一天。
鲁迅当然无须对后来的姚文元负责。“灵童”的称号保不了他，正象翻出张春桥当年的“狄克案”一样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虽然一度以此来说明“很多问题”。人们发现，用“鲁迅”来批判四人帮，结果自己就走进四人帮构制的怪圈。正是从这时开始，鲁迅也被怀疑上了。跟着一个个大政治家走下神坛，鲁迅头上的光环渐渐消退。
我曾作《重读大字报》一文（《文革大字报精选》一书导言），谈到鲁迅文体与文革大字报现象的关联。事实上，流传至今的所谓“毛氏话语系统”的形成，鲁迅的功莫大焉。文革中“打倒一切”，鲁迅不但不倒，其语录反而与马恩列斯毛的语录并列，成为大批判反复引用的真经。无数个小“鲁迅”应运而生，如同大跃进时代产生了无数的农民“郭沫若”一样。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一个个都仿佛继承了鲁迅的衣钵，连江青都要说自己的骨头跟鲁迅一样是“最硬的”。作为舆论总管的姚文元，则当之无愧地成了鲁迅的护法大弟子。我们已经知道，他实曾是被“摸过顶”的。
我绝不认为，鲁迅应该对文革负责，但鲁迅和文革文化的关联足以引起我们沉思。深刻与浅薄，沉郁与喧嚣，超凡与庸俗，精绝与垃圾，竟能够如此和谐、相通！我完全理解现在一些作家、思想者对鲁迅的反思甚至否定。他的偏激，他“一个也不宽恕”，他太尖酸刻薄，他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他对苏联社会的推崇和期盼，他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得诘屈聱牙，他批判过的作家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他无情嘲讽和痛斥过的那些对手中有许多成就卓然的文化大师如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尽管如此，我仍然推崇鲁迅，从做人到为文。刚才讲过，人是很复杂的。而鲁迅尤其复杂。我们可以不学他的偏激，主张一点费厄泼赖，不再相信绝对正确的神话。但如果彻底没有了鲁迅，我们的社会、文化将过于苍白。
鲁迅是不会死的，无论他反对过多少人，曾被多少人反对过。“流氓加才子”的郭沫若在他死后公开认错，“丧家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梁实秋忍不住赞叹他的文章实在是写得好。这样的人不会离我们而去，他已然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承认不承认，喜不喜欢，他的作品、人品，风骨、风格，仍然是许许多多后世文化人仿效的对象。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学习鲁迅，怎样不变成姚文元？特别是那些搞批评的文化人？
我们看看，“鲁迅”和“姚文元”有些什么区别。
首先，鲁迅是一个文化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鲁迅的小说是非常棒的，一篇《阿Ｑ正传》，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亦算精品。他还写诗和散文，尤以散文为佳。他后期大量的杂文，文学价值也相当高，见解之独到，语言之精练，比喻之绝妙，往往令人不忍释卷。在文艺研究、史论方面，亦有值得称道的贡献。姚文元则首先是一个破坏者。他从事文学创作，基本上是失败的。搞批评之前，写过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投到出版社至今无有消息。他的杂文也无甚特色，平平板板，在文学上没有什么贡献。虽然大量见诸于报纸杂志，乃至头版头条，也能结集出版，但永远不会在任何一本文学性的优秀作品选集中发现它。
所以我主张，凡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不妨老老实实好好地写一些作品，光在自办的校园刊物上过过瘾是远远不够的。当然，要是你并不喜欢创作，只喜欢批评，那另当别论。但如果喜欢创作，最好是先写出来，我指的是写出些名堂来，哪怕是小小的名堂。体会一下创作的艰辛与喜悦，熟悉一点行规和门道。否则容易出现姚文元心态，自己创作不行，又老恋着这档子事，对行的人难免横挑鼻子竖挑眼。看着人家的成就“技痒难熬”是好的，别成天只挖空心思捉摸着往别人身上泼脏水。——你王小波的小说写得好么？我看就不怎么的，你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才回国的。——这就是典型的文化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嫉贤妒能而不是与人为善的心态，典型的张春桥、姚文元式的“文学批评”（如对待《八月的乡村》）。试想，鲁迅会干这种没头脸的事吗？纯粹从事批评，也可以成为文化的建设者，甚至一代宗师。但那种学棍式的敲打，恶少式的纠缠，市井式的谩骂，我们总还是能分辨得出的。
其次，鲁迅骂人讲规矩，一般是批判某种社会现象，或讽刺当局、权贵，很少看见他主动攻击具体的某个人，尤其同行。他的投枪、匕首基本是还手、回击性质的。不象姚文元，常常主动攻击他人，被攻击者又大都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或个人。所以他居高临下，指名道姓，毫无顾及。鲁迅虽然“一个都不宽恕”，但一旦发现被他骂错，立即道歉。姚文元则绝不认错，总是有理，永远有理（上了法庭除外）。鲁迅不忌讳解剖自己；姚文元只会解剖别人，把人家切得支离破碎，以便断章取义。鲁迅含蓄，点到即止，妙语妙喻，棉里藏针；姚文元轻薄直露，把人批得滔滔不绝，登在报上跟社论似的，大量制造语言垃圾。
再次，鲁迅绝不会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被他批过的人在文革中的厄运，实为他始料未及。在他生前，没有一个人因他的痛斥而遭遇政治迫害。倒是他自己被对手迫害，在北京丢了饭碗。姚文元则老是从政治上整人，凡事都要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你在那里探讨历史问题，他偏要扯到政治上去，说你为什么什么“翻案”，要害就是“翻案”。他给你扣的帽子一定都极为可怕：汉奸、走狗、反动、造谣、骗子、叛徒、民族的罪人、反党反政府、卖国贼、洋奴哲学、投降派、伪科学……。他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无限夸张，恨不得一棍子把你打死，不知他对别人哪来的那么大仇。
鲁迅和姚文元都有正义感。鲁迅的正义感是个人的，自我的，独立人格的。姚文元的正义感则来自于某种强大的势力和意识形态，读他的文章，你总可以感受到他身后的东西：党，主义，科学，旗帜，国家，民族，人民……。他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以马克思主义的嫡传弟子自居；若讨论历史，一定自命为爱国主义，满嘴的民族大义，不象鲁迅那样实事求是地将元朝归为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政权；若讨论科学，一定又以最正确的“科学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自居，不由别人分说，拉虎皮作大旗。虎皮令人胆寒，一旦他先拥有，你便是它们的对立面，只有死路一条。姚文元要没有这些东西支撑，立刻硬不起来了。法庭上的姚文元为什么变得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因为他发现身后的人民、民族、主义……都跑到前面去了。
鲁迅富于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