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层线-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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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部门正在成为国家政策没有效率的工具。这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没有好处。
　
被强有力的出口部门说客所推动的人民币币值低估，很可能危害到中国的发展。出口导向路径会像它对日本造成的影响一样，带来中国的衰败。正如我们所见的，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说服中国
　
不管何时我在中国提到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这一话题时，接待我的主任就会提醒我日本在1987年在美国压力下进行急速升值后所造成的错误。根据中国人的说法，日本从那个时期开始的灾难是由于它放慢了其最为成功的出口部门的增长而没有换得任何其他的利益。中国会选择更为缓慢和仔细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要“摸着石头过河”。
　
而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从出口导向增长模式转向更为平衡的增长，这一转型日本开始得太晚了，所以现在才不得不在面对这一问题的同时还要面对一个加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中国能够在其人口结构还相对年龄的时候开始朝更为平衡的增长路径转型（尽管老龄化将是独生子女政策不可避免的记过）。
　
中国所必须的改革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多边机构向中国民众解释什么是应该完成的以及这样做的原因，它们就可能找到感兴趣的听众。更强健的人民币将允许中国的中产阶级进口更为便宜的外国商品和渡假。更高的市场决定的利率也能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收入。而将国有企业股份分配到社会保障系统中，将现有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系统打造得更为强健和覆盖面更广，这又能给中产阶级带来消费的信心。
　
当金融机构不得不为自己的借款支付更高的利息时，利润率会随之降低，因此他们将没有多大的空间可以给国有企业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贷款。国有企业中的一部分将会通过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直接进行融资，这将会推动企业提高透明度、改进公司治理、增加红利分配。企业债券市场能够成为银行的一个可行替代方案，这在所谓“关系”系统之外创造出一条融资渠道。如果银行丧失了最好的客户，他们就会不得不跳出“舒适区域”。他们也许会开始给中小私有企业进行贷款，从而为这些企业带来成长的空间。他们也许会扩大零售贷款，从而减少家庭在真正需要用钱之前的储蓄需要。中国能够变成一个不那麽生产者导向、资本密集的经济体，而变成一个更私人企业导向、不那麽依赖外国需求的经济体。
　
这样的转型并不容易，但现在时机已到。因为粮食价格已经上涨，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外国农产品进口，将不会给在中国占到大多数的农民带来很大的伤害。国有企业流动性充足，因此这些权势集团能够承受由资本、能源、土地补贴减少而造成的利润损失。最近，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投资的减慢也不全是坏事。但是，改革必须从现在的稳步试验的渐进主义走出，它所需要的是进入多项不可预知的前沿的胆识——比如说，汇率、利率、以及一些受管制的价格的自由化。监管者将不得不极度谨慎确保银行系统不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崩盘：这是日本转型失败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教训。
　
在这个时点，有两个理由支持中国可以对多边机构和协议更为开放。第一，它非常依赖出口，而在发达国家不断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对这会造成威胁。中国能够通过多边机构的说服一定程度上避开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因此中国有动力支持多边机构的发展。第二，中国所持有的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完全暴露于所持有债券国家的不良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之中。因此，从规范国家政策的强有力的国际经济协议中，中国能够获得的利益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大。这意味着为了让中国认识到改变的价值，工业国家必须也证明自己是能够被说服的。
　
总而言之，现在对多边机构而言可能是个很好的时机，它们可以获得授权推动与中国有思想的中产阶级的直接沟通——通过文章、会议、以及互联网，用容易理解的措辞向中国知识分子解释其研究、分析以及建议。如果多边机构的角色能够被恰当的界定，中国的领导层也可能接受这一授权，特别是在一个别的地方已经做过的类似变革，而如果不进行这一变革的结果是导致全球经济步入保护主义的路径的话。确实，二十国集团应该给予像IMF这样的多边机构灵活处置的余地，在成员国国家内部展开更大范围的讨论从而能够实现之前提到的全球性调整的宏大目标。如果要获得更广泛的接受，IMF应该在推动政策改革方面，将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对待。在跳出“舒适区域”的过程中，多边机构没有任何损失，相反如果他们不能够处理这样的问题也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全球宏观经济的最重要问题。
　
总结和结论
　
导致全球贸易不平衡和创造出现今如曼德维尔笔下的“蜜蜂社会”的断层是很深的。而且，因为这些不平衡是由于深层次被实施的国家策略所造成的，改变将会十分痛苦。这不仅仅是在这里调高利率、在那里增加税收的问题，也不是在别的地方调整汇率那么简单。痛苦在于国际机构想要把调整看得简单，而其后却一再为所期待的改变没有到来所惊讶。它同样还会给政治领导人一个危险的印象，即改变对于别人来说更为容易，因此惩罚性的贸易制裁能够说服别人。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幻想：改变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很困难，尽管他们在长期都将从一个更为稳定的世界经济以及更为持续的国内增长策略中获益。
　
降低持续的贸易盈余或赤字的行动需要国内的政治动力，因此，那些国际会议没有带来实际的改变，对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省去陈词滥调，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没有任何事能够得以完成。我已经说明像ＩＭＦ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机构应该从推动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行动和支持对穷国的援助这样的运动中得到启示。他们应该不再局限于领导人这个层面，而应该使用所有可能的现代科技手段扩张到更广泛的群众之中来获得各国国内的政治支持。他们应该直接与有影响力和有关系网络的人进行对话，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改变是必要的，向他们说明为什么尽管调整需要代价但是最终会获益。多边机构应该帮助缩小国家之间的断层，帮助他们看到应该采取的行动。
　
这不是一个私人或非盈利部门能够承担的任务。可爱的考拉、热带雨林、赤贫的儿童激发出人们的爱心、思考、与捐助。全球贸易不平衡、汇率、以及粮食短缺这样的问题不太可能引发同样的公众同情，因此也不能由非政府组织来推动。这正是为什么资金充裕的多边机构必须涉足这些领域。与非政府组织不同，多边机构不用选择兴奋的、感性的话题来吸引资金：他们能够专注于影响全球未来的更为理性的领域。
　
最后，不管是使用大棒强力推行全球性原则，还是鼓励普通民众自下而上进行推动，多边机构所要引领的变革不会容易。同样，考虑给予多边机构影响国内政策的自由，这对于所有国家而言也非常困难。中国对于国内讨论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容忍度，甚至如我写到的，因为审查制度，中国卷入与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的纷争。但是，即使是中国也越来越难以控制网上的讨论。在中国实际上的民主比其选举所反映出来的要多。不断增长的使用互联网的中产阶级正在获得对共产党和政府越来越多的影响力。最近，政府当局想要限制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的阿凡达的上映的行为激起了公众的愤怒，最终导致了政策的改变（必须承认的是这样的实例很少），这也许是未来事态发展的一个预示。无论如何，严厉限制与外界联系的手段也许在短期内能够奏效，但最终将会伤害到中国的经济，而中国经济增长是中国共产党所关心的核心问题。而且，要求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人的国际公民的压力，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都在增长。
　
总而言之，多边机构应该在界定何为国际经济公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应该与全球有思想的普通民众进行直接沟通，不再使用模糊不易于阅读的论文而是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我的建议并不妨碍那些没有成果的国际会议的举行，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后记
我们正生活在物质充裕的年代。如果我把作为一名学者在过去三十几年中经历的所有变化都反思一遍，那会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我第一次有机会感受计算机是在读电气工程学的大学二年级。之所以称之为“感受”，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见到或触摸到计算机本身。计算机被放在一个神秘的装着空调的房间内，只有经过特许的人才能进去。我们普通人通常是先在穿孔卡上写下程序，然后交给计算机业务柜台。当计算机没有紧急任务时，穿孔卡才被输入计算机中。只有当几天后我们满怀期待但却得到非常奇怪的结果时，才懊恼的意识到，当初提交的有些卡片上逗号放错了位置。一个在如今只需几分钟就能调试好的简单程序，那时要耗费我们几周的精力。
个人计算机的出现给学术工作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早先的文字处理机使我们脱离了打字机和修正液，但文字处理机很难用，尤其是需要用它形成数学方程式时。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设法做出了在电脑中看似正确的方程式，但随后的分析却发现这些方程式是错误的。当然，那时候的电脑游戏虽远不及现在这样复杂，但也随处可见。曾经就有位同学因为迷上了俄罗斯方块这种游戏而延期一年才取得了博士学位。我之所以没有上瘾只是因为我一点都不擅长于玩电脑游戏。
在我刚开始从事学术研究那个时期，跨地区的联合研究还极为困难。越洋电话费用昂贵，文件也只能通过人工投递的平信来发送，这无疑使得完成整个项目所需的时间大大增加。查找相关文献得在图书馆中投入很多时间，而且通常我们只知道已经公开发行的资料，并不是全部的相关文献。由于论文出版前要经过很长的准备时间，即使最新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也往往是几年前写成的。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即将步入大学就业市场的几周前，突然在《财经期刊》上发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包含了我毕业论文的核心思想，那时我会多么沮丧。（幸运的是，我们的论点上有很多不同之处，这能有力的证明我本人做了很多研究，但这样的经历仍让人感到失落。）
如今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现实是，我写这本书所用的笔记本电脑的处理能力是不久前我刚开始从事学术工作时接触的那种足有一个房间那么大的大型计算机的千万倍，而成本却是那种大型计算机的千分之一。对我的孩子们而言，我的整个学生生活是在网络时代之前度过的。他们无法想象竟然有像我这样古老的人！科技戏剧性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过去三十多年中所经历的巨变使我充满希望，我想如今很多看似棘手的问题在将来是能够被解决的。
这种棘手的问题有很多。赤贫仍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灾难。尤其是大自然似乎往往喜欢捉弄穷人。近期在海地发生的地震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了同样的强震，但没有这么大的伤亡，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建筑是防震的。贫困的根源以及大自然对于本就脆弱的人群看似缺乏同情的原因可能是一样的：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无力为人民建立基本的基础设施，无法保障让人民为自身建造安全和体面的生活的建筑。
工业国家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当危机过后政府债务攀升的时候，许多国家的人口也正快速老龄化，而且政府之前承诺的老年安全和医疗保健也可能成为泡影。因为政府也在勒紧裤腰带维持艰难的现状，并为将来做准备；如果再发生什么的话，将来的形势可能更严峻。
似乎还不止这些，我们正因过去犯下的错误而受到惩罚（我们过去犯下的错误正报复在自己身上）。气候变化的迹象及其可能对环境和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看起来确有其事。尽管我们总有可能反应过度，但那些最富裕的国家需要设法想出减少不必要的能源和原料消耗的方法，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思索维持可持续性发展的更多途径。
如果我们仍然对人类的足智多谋有信心，并且能够为其留出发挥空间，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或能在将来被解决。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群的创造力得到了释放。中国和印度有成百上千万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正在发挥着他们的智慧来面对挑战。目前，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电池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企业是电动汽车电池研发的领先者），而印度企业正在生产着价格可以被接受的电动汽车。同时，工业国家在原子太阳能和风能方面也在不断取得进步，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以可行的成本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如果中国和印度能在几十年中逆转几个世纪的衰退，那么甚至是海地也可能利用近期灾难所造成的动荡来克服其历史中更大的灾难。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在其他方面也很有用处，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管理业务可以对发达国家采用何种方式使其公共卫生服务更能被民众负担得起形成启示（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管理业务可以向发达国家说明使其公共卫生服务更能被民众负担得起的方式）。凭借“医疗旅游”，富裕国家的病人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以低得多的成本享受到急需的医治程序；而凭借“退休移民”，老年人可以移民到那些有益于健康但不那么昂贵的国家的退休社区中，这既有助于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收入，同时也使治疗和老年救济成为更易负担的事情。相反，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到工业国家的年轻劳动力会作为工业国家的计税基数，从而有助于工业国家供养其老龄化人口，同时也能平衡全球收入水平。移民们给家乡亲属的汇款能使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印度、墨西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