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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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老舍的早期小说、《离婚》、《四世同堂》、京味小说。
【思考题】
（1）试分析老舍小说中“市民世界”的人物形象构成，并阐说其创作的文化批判视野。
此题偏重知识性的掌握，可从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底层市民和理想市民等四个方面来概括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的基本内容。对每一个系列的人物形象，应从代表人物有哪些，出自哪部作品，表现了老舍什么样的文化观念等三个方面来进行描述。对老舍文化批判视野的阐说，首先要注意老舍与主流文学的外在差异，了解当时的主流文学注重对现实社会做阶级剖析，而老舍则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重视“文化”对于人性及人伦关系的影响。其次要注意的是老舍既批判传统文化，又谨慎对待现代西方文明，以及由此而来的排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留恋和美化传统文明的民粹主义倾向，了解老舍文化批判视野的复杂性。需要说明的是，《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也是底层市民形象。主要内容参见《三十年》第十一章第一节。
（2）试评《骆驼祥子》中祥子悲剧的多重含义。
“多重含义”意味着首先要了解几种通行的含义，属于知识性的要求，而“评”则要求有一定的思考和分析，不是简单地复述他人观点。因此，这道题既有知识性，又有作品分析能力的要求。《三十年》第十一章第二节简要叙述了批判现实社会、批判传统文明和落后的国民性两种比较常见的理解祥子悲剧的思路及其主要观点，同时从城市文明与人性的冲突这个角度阐释了祥子的悲剧。在知识性要求这个层面上，这道题要求掌握这三种基本思路以及主要观点。可以选择自己觉得能够深入合理地理解祥子悲剧的某一种思路，或者提出自己的新思路，对祥子的悲剧展开论述和剖析。“评论节录”节选了从社会悲剧和个人悲剧两个不同角度阐释祥子悲剧的文字，可作参考。无论从哪个角度入手，都要认真阅读小说，言之有据。
（3）分析老舍作品“京味”形成的主要因素。
本题可以参看《三十年》第十一章第三节，从题材的地域文化特色、老舍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北京市民文化”与老舍的“幽默”、老舍的语言艺术与北京市民语言和市民文艺的关系等四个方面，来说明老舍作品的“京味”，应当作为一种特殊风格现象来理解。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京味”的论述，可作进一步学习的参考。在更高级阶段的综合学习中，本题可综合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内容，把《茶馆》等作品也纳入论述范围。
（4）试比较老舍和茅盾都市题材作品的异同。
本题为拓展型思考题，旨在引导有兴趣的同学综合有关知识，借助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钻研和思考前沿性的问题，加深对现代文学总体性特征的认识。茅盾的小说，被称为社会剖析派小说，其特点是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对整个社会生活展开全局性的描写，力图表现和把握现代社会生活的总体面貌和规律；老舍则侧重从文化层面来观察和描写人物，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视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这两种不同的表现角度，也带来了一些艺术手法上的不同，比如茅盾偏爱的是截取一个横断面展示整个社会生活的全貌，老舍则偏重从某一个点出发，在纵向的时间线索中表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性；茅盾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有明确的社会关系属性和位置，而老舍对自己的人物往往带有复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感情体验，等等。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四章详细论述了茅盾和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基本特征，樊骏在《认识老舍》（《文学评论》1996年第5—6期）中把茅盾当作主流文学的代表，比较过老舍与主流文学的不同之处，《三十年》第十章也讨论过茅盾开创的社会剖析派小说，均可参看。
此外，也可以从茅盾和老舍作品中的都市生活的不同之处入手，分析这两种不同的都市文化的社会历史内涵，从中引发出现代文学对北京和上海这两种都市文化生活的描写，深化对现代文学的总体认识。吴小美和魏韶华在《老舍与东西方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4期）谈到了老舍笔下的北京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李俊国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四章谈到了老舍和茅盾对都市生活的表现，可参看。
【必读作品与文献】
《骆驼祥子》
《月牙儿》
《断魂枪》
【评论节录】
樊 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
杨 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赵 园：《北京：城与人》
樊 骏：《论〈骆驼祥子〉的悲剧性》
张慧珠：《老舍创作论》
樊 骏：《认识老舍》
▲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社会内涵
《骆驼祥子》正是这样塑造祥子的形象的。祥子曾经是个正直、热爱生活的劳动者。小说一开始，关于他的外形的描写，关于他拉车的刻画，都写得很有光彩，简直成了青春、健康和劳动的赞歌。小说又以更多的篇幅，描绘祥子美好的内心世界。当他在曹府拉车，不小心翻了车，车给碰坏了，主人也给摔伤了；他引咎辞工，情愿把工钱退给主人作为赔偿，表现出作为一个劳动者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在严冬夜晚的小茶馆里，他给老马祖孙两代买羊肉包子充饥，又倾注着对于苦难的伙伴真诚的关切和深沉的同情。这些段落，用朴实无华的笔墨，描写了祥子好的品质。作家甚至用了奇特的比喻形容这个人物：“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
然而，这个在地狱里都会是个好鬼的祥子，在人世间却没有能够始终成个好人。随着生活愿望的破灭，他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他掏坏，打架，占便宜，为了几个钱出卖人命。拉车曾经是他惟一的指望，后来却讨厌拉车了。连他的外形，也变得肮脏、猥琐了。小说结束时，他已经沦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而在祥子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态度的改变。他从来不是一个有觉悟的劳动者，更不是什么英雄。但买辆车做个独立劳动者的愿望，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命运的反抗，和改变低贱处境的努力。最后却完全安于命运的安排，“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他向生活屈服了，忍受着一切侮辱与损害，而没有任何怨尤。
祥子被剥夺掉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在这里，美好的东西的毁坏不是表现为一个品格高尚的英雄在肉体上的死亡，而是人物的高尚品格的丧失殆尽，即精神上的毁灭。
人在社会中生活，受着社会的制约。他的道路，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所属的社会地位，他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决定的。祥子的形象，是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画面上，在他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中凸现出来的。他的悲剧，主要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最使祥子苦恼的，是无法摆脱虎妞的纠缠。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这种强加于他的关系，想方设法避开她。虽然比起大兵和特务，虎妞没有可以任意置他于死地的权力；但她设下的圈套使他有苦难说，他的作为男子汉的责任感又使他不能当她困难的时候把她抛在一边，处处碰壁迫使他不得不回到她的身边。他没有别的选择。他把接受虎妞的安排，看作是“投降”。在这件事上，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和无力：“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这对于腐蚀他的生活意志，打破他的生活愿望，从奋发有为到怀疑自己进而自甘堕落，起了比前面几次打击更为严重的作用。
在这里，阶级与阶级的对立，阶级对阶级的压迫，不是表现为政治上的迫害或者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表现为深入人物身心的摧残和折磨。祥子不仅不能获得自己所追求的，甚至无法拒绝自己所厌恶的。这些都充分地刻画出生活的复杂内容和祥子的卑微处境，是全书最能表现出老舍特长的部分。
（录自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载1979年《文学评论》第1期，收《老舍研究资料》下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评析祥子的悲剧
祥子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三部曲：在自食其力的劳动中充满自信与好强；在畸形结合的家庭生活中苦苦挣扎而终归失败；在绝望中扭曲了灵魂而堕落成走兽。祥子是来自乡村的青年劳动者，既有农民的勤苦诚实、沉默单纯，又有农民的结实硬棒。“他确乎有点象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用三年的劳苦，凑钱买了一辆新车。但是新车被逃兵裹走，只在荒乱中拉回值得车资三分之一的三匹骆驼。他并没有因此失去生活的信心，凭着一股倔劲，早出晚归，招揽着给别人拉包月，想多赚点钱，重新买车，“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宗教”。他难免带有点小生产者的狭隘，往往与饿疯的野兽一般与同行争生意。但是依然不乏小生产者的质朴，他失手跌断主人的车把，主动要求处罚和辞退；他不愿让女佣拿自己的钱去放债，宁可存在闷葫芦罐儿里面；他同情饥饿衰老的车夫，毫不犹豫地买了十个羊肉馅包子给他。祥子是以农民般的纯洁心灵，心无旁骛地追求拉自己的车这样微末的希望的。但是，黑暗的社会连如此微末的希望也毫不留情，孙侦探洗劫了他的存款。在祥子走投无路的时候，虎妞使他的人生道路发生偏斜，即促使这个具有农民气质的劳动者加速“市民化”。祥子虽然毫不在意于刘四爷的六十辆车子，但虎妞诳称已有身孕，这位诚实的劳动者便感到自己是一条逃不出她的绝户网的小鱼。他不愿离开车夫同行，他又不能不委屈、羞愧与无可奈何地向刘家父女投降。在虎妞与刘四爷闹翻的时候，他站在虎妞一方，一旦与虎妞成亲，他又感到自己娶了一个会骂他也会帮他的母夜叉。他为花花绿绿的新房、游游逛逛的生活感到闷气和渺茫，感到自己“不是人，而只是一块肉”，他独立的人格受了夫妻伦理的损害。祥子毕竟还是祥子，尚未褪尽劳动者的本色，尚未改变“拉自己的车”的人生目标。他无法改变虎妞的生活恶习，但他没有驯顺地服从虎妞给他规划的生活道路：做买卖，或买几辆车吃租金。他依然是个“车迷”，他甚至威胁虎妞：“拉车，买上自己的车，谁拦着我，我就走，永不回来了！”虎妞在听到刘四爷盘卖车厂，不明去向的消息之后，终于成全祥子买车自拉的愿望，但祥子不时感到疲乏和生病，虎妞的肉欲已使这个树一般坚壮的身体开始枯萎了。总之，与虎妞的共同生活，使祥子受到相当程度的“市民化”的侵蚀，他已在人格独立、身体健壮和生活方式诸方面，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农民—车夫”的完整性。虎妞的难产而死，是祥子生活转折的另一个重要契机。他卸去了精神上的严重束缚，完全有可能在正常、健康的社会环境中复活他的劳动者的本色；同时他也卸下了家庭生活的责任，在黑暗污浊的社会环境中又完全可以接受了“市民化”的消极一面，下滑到堕落的深渊。为虎妞送殡，他卖了车，从而失去半个饭碗。小福子是他理想的人，但他无力负担她的老父稚弟的生活，失去了重新建立家庭的资格。生活的无穷无尽的磨难是要索尽灵魂的代价的。他不再想从拉车中获得任何光荣，逐渐沾上烟、酒、赌。他也看破了体面，下贱地接受主人的姨太太的引诱，横蛮地在大街上寻衅打架。那个懂得“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好人曹先生也无法挽救祥子的生活和灵魂，当他想把祥子和小福子安排在自己家中为佣之时，小福子早已被卖进妓院，并吊死在树林中了。这种毁灭性的打击，摧毁了祥子的希望、美德和整个灵魂，使之成为“文化城”失了灵魂的走兽，个人主义难能救药的末路鬼。祥子的悲剧是深刻的，因为它具有人生悲剧、家庭悲剧和心灵悲剧的多重性，其结局的悲剧苦味是浓得化不开的。美国伊文·金（Evan King）1945年的译本化作祥子与小福子的大团圆，削弱了作品的严峻感。作家于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中删去小说最后的一章半，虽然给读者以希望的余地，却影响了心灵解剖的深刻性。老舍说：“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这种深刻的创作动机，似乎在《骆驼祥子》的原版中体现得较为充分。
（录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关于老舍的幽默及其创作的文化视点
幽默作为创作过程中的作者心态，通常正是一种非激情状态，其功能即应有对于激情、冲动的化解。老舍曾被称为“幽默大师”，因此而被捧也因此而被批评。鉴于新文学的严肃、沉重的性质，不妨认为老舍式的幽默出于异秉，尽管这幽默也不免有《笑林广记》的气味。幽默作为一种智慧形态，在专制社会，通常属于民间智慧。北京市民中富含这种智慧。帝辇之下的小民，久阅了世事沧桑，又比之别处（在封建或半封建的中国，“帝力”所及，并非无远不能至）承受了更直接的政治威慑。有清一代北京市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