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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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盾谈第一个十年文坛风气及几个主要小说作家的得失
　　　　许多面目不同的青年作家在两三年中把“文坛”装点得颇为热闹了。自然，这所谓“热闹”，比起最近五年来（比方说，一九三零到三四年罢），是远不及的，但比起一九二二以前的五年来，正犹最近的五年（说是新文学史上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期罢），比那时（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要热闹得多一般。那时有满身泥土气的从乡村来的人写着匪祸兵灾的剪影（如同徐玉诺），也有都市的流浪者声诉他“孤雁”似的悲哀（如同王以仁），也有渴慕“海”的自由者“疯人”似的说教（如同孙俍工），也有以憎恶的然而同情的心描写了农村的原始性的丑恶（如同许杰）。创作是在向多方面发展了。题材的范围是扩大得多了。作家的视线从狭小的学校生活以及私生活的小小的波浪移转到广大的社会的动态。“新文学”渐渐从青年学生的书房走到十字街头了，然而是在十字街头徘徊。
　　　　这一时期，两种不同的对于“人生”问题的态度，是颇显著的。这时期以前——“五四”初期的追求“人生观”的热烈的气氛，一方面从感情的到理智的，从抽象的到具体的，于是向一定的“药方”在潜行深入，另一方面则从感情的到感觉的，从抽象的到物质的，于是苦闷彷徨与要求刺激成了循环。然而前者在文学上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只成了冷观的虚弱的写实主义的倾向；后者却热狂地风魔了大多数的青年。到“五卅”的前夜为止，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即使外形上有冷观苦笑与要求享乐和麻醉的分别，但内心是同一苦闷彷徨。走向十字街头的当时的文坛只在十字街头徘徊。
　　　　现在，我们回顾第一个“十年”的成果，也许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新文学运动”的初期跟外国的有点不同？在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开过浪漫主义的花，也没有结写实主义的实；我们的初期的作品很少有反映着那时候全般的社会机构的；虽然后半期比前半期要“热闹”得多，但是“五卅”前夜主要的社会动态仍旧不能在文学里找见。
　　　　这一个问题，大概要分做两半截来看。第一，假使承认“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运动，则此一运动弄得虎头蛇尾。第二，“五卅”虽然激动了大部分的青年作家，但他们和那造成“五卅”的社会力是一向疏远的，——连圈子外的看客都不是。“生活”的偏枯，结果是文学的偏枯，目前我们大概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
　　　　当时文学研究会被称为文艺上的“人生派”。文学研究会这集团并未有过这样的主张。但文学研究会名下的许多作家——在当时文坛上颇有力的作家，大都有这倾向，却也是事实。
　　　　冰心最初的作品例如选在这里的《斯人独憔悴》，是“问题小说”。《冰心小说集》共收二十八篇，大部分作于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年，而且大部分即使不是很显明的“问题小说”，也是把“人生究竟是什么”在研究探索的。《超人》发表于一九二一年，立即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摹仿（刘纲的《冷冰冰的心》，见《小说月报》十三卷三号），并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青年的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在庐隐的作品中，我们也看见了同样的对于“人生问题”的苦索。不过她是穿了恋爱的衣裳。最好的例就是她的《海滨故人》。
　　　　庐隐最早的作品也是“问题小说”。例如《一信封》写农家女的悲剧（《海滨故人》集页二），《两个小学生》写请愿运动（同上书页二二），《灵魂可以卖么》，写纱厂女工生活（同上书页三二）。然而从《或人的悲哀》（《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二号，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到《丽石的日记》，“人生是什么”的焦灼而苦闷的呼问在她的作品中就成了主调。她和冰心差不多同时发问。然而冰心的生活环境使冰心回答道：是“爱”不是“憎”，庐隐的生活环境却使得庐隐的回答全然两样。
　　　　在《海滨故人》这四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里，我们看见所有的“人物”几乎全是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在那里苦闷徘徊，或是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在狂叫着“自我发展”，然而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这些“人物”中间的一个说：“我心彷徨得很呵！往那条路上去呢？……我还是游戏人间罢”！（《或人的悲哀》）这是那时候（一九二一年顷）苦闷彷徨的青年人人心中有的话语！那时他们只在心里想着，后来不久就见于行动。所以，在反映了当时苦闷彷徨的站在享乐主义的边缘上的青年心理这一点看来，《海滨故人》及其姊妹篇（《或人的悲哀》和《丽石的日记》）是应该给予较高的评价的。
　　　　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地，写实的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是叶绍钧。他的初期的作品（小说集《隔膜》）大都有点“问题小说”的倾向，例如《一个朋友》，《苦菜》和《隔膜》。可是当他的技巧更加圆熟了时，他那客观的写实的色彩便更加浓厚。短篇集《线下》和《城中》（一九二三到二六年上半年的作品）是这一方面的代表。
　　　　要是有人问道：第一个“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智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那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是叶绍钧！
　　　　他的“人物”写得最好的，是小镇里的醉生梦死的灰色人，如《晨》内的赵太爷和黄老太这一伙（短篇集《城中》页九七）；是一些心脏麻木的然而却又张皇敏感的怯弱者，如《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以及他的同事（短篇集《线下》页一九五），他们在虚惊来了时最先张皇失措，而在略感得安全的时候他们又是最先哈哈地笑的。
　　　　和叶王二人同时在民国十年到十二年的文坛上尽了很大的贡献的，还有落花生。
　　　　他的作品从《命命鸟》到《枯杨生花》，在“人生观”这一点上说来，是那时候独树一帜的（他的题材也是独树一帜的）。他不像冰心，叶绍钧，王统照他们似的憧憬着“美”和“爱”的理想的和谐的天国，更不像庐隐那样苦闷彷徨焦灼，他是脚踏实地的。他在他的每一篇作品里，都试要放进一个他所认为合理的人生观。他并不建造了什么理想的象牙塔。他有点怀疑于人生的终极的意义（《空山灵雨》页一七，《蜜蜂和农人》），然而他不悲观，他也不赞成空想；他在《缀网劳蛛》里写了一个“不信自己这样的命运不甚好，也不信史夫人用定命论的解释来安慰她，就可以使她满足”的女子尚洁，然而这尚洁并不麻木的，她有她的人生观，她说：“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他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到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他的网便成了。他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他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人和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短篇集《缀网劳蛛》页一三五——一三六）。同样的思想，在《商人妇》里也很强力地表现着（《缀网劳蛛》页四七）。
　　　　这便是落花生的人生观。他这人生观是二重性的。一方面是积极的昂扬意识的表征（这是“五四”初期的），另一方面却又是消极的退婴的意识（这是他创作当时普遍于知识界的），所以尚洁并没有确定的生活目的，《商人妇》里的惜官也没有；作者在他的一篇“散记”里更加明白地说：“在一切的海里，遇着这样的光景，谁也没有带着主意下来，谁也脱不了在上面泛来泛去，我们尽管划罢”（《空山灵雨》页三五）。
　　　　落花生是反映了当时第三种对于人生的态度的。
　　　　在作品形式方面，落花生的，也多少有点二重性。他的《命命鸟》，《商人妇》，《换巢鸾凤》，《缀网劳蛛》，乃至《醍醐天女》与《枯杨生花》，都有浓厚的“异域情调”，这是浪漫主义的；然而同时我们在加陵和敏明的情死中（《命命鸟》），在尚洁或惜官的颠沛生活中，在和莺和祖凤的恋爱中（《换巢鸾凤》），我们觉得这些又是写实主义的。他这形式上的二重性，也可以跟他“思想上的二重性”一同来解答。浪漫主义的成分是昂扬的积极的“五四”初期的市民意识的产物，而写实主义的成分则是“五四”的风暴过后觉得依然满眼是平凡灰色的迷惘心理的产物。
　　　　（录自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沈从文评叶绍钧的创作
　　　　在第一期创作上，以最诚实的态度，有所写作，且十年来犹能维持那种沉默努力的精神，始终不变的，还是叶绍钧。写他所见到的一面，写他所感到的一面，永远以一个中等阶级的身分与气度创作他的故事。在文学方面，则明白动人，在组织方面，则毫不夸张，虽处处不忘却自己，却仍然使自己缩小到一角上，一面是以平静的风格，写出所能写到的人物事情，叶绍钧的创作，在当时是较之一切人作品为完全的。《隔膜》代表作者最初的倾向，在作品中充满淡淡的哀戚。作者虽不缺少那种为人生而来的忧郁寂寞，因为早婚的原因，使欲望平静，乃能以作父亲态度，带着童心，写成了一部短篇童话。这童话名为《稻草人》，读《稻草人》，则可明白作者是在寂寞中怎样做梦，也可以说是当时一个健康的心，所有的健康的人生态度，求美，求完全，这美与完全，却在一种天真的想象里，建筑那希望，离去情欲，离去自私，是那么远，那么远！在1922年后创造社浪漫文学势力暴涨，“郁达夫式的悲哀”成为一个时髦的感觉后，叶绍钧那种梦，便成一个嘲笑的意义而存在，被年轻人所忘却了，然而从创作中取法，在平静美丽的文字中，从事练习，正确地观察一切，健全的体会一切，细腻的润色，美丽的抒想，使一个故事在组织篇章中，具各样不可少的完全条件，叶绍钧的作品，是比一切作品还适宜于取法的。他的作品缺少一种眩目的惊人的光芒，却在每一篇作品上，赋予一种温暖的爱，以及一个完全无疵的故事，故给读者的影响，将不是趣味，也不是感动，是认识。认识一个创作应当在何种意义下成立。叶绍钧的作品，在过去，以至于现在，还是比一切其他作品为好。
　　　　（录自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原载1931年4月30日《文艺月刊》第2卷第4号，收入《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关于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等小说
　　　　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是以人间的血泪培育根苗的。1924年爆发的江浙军阀齐燮元、卢永祥混战的炮火血花，进一步锤炼了叶绍钧现实主义的笔力。该年十月，他和王伯祥、周予同等赴浏河战场考察，写了现实主义长诗《浏河战场》，悲愤地展现了这场血肉横飞的浩劫，虽然艺术上有散文分行之嫌，但其所提供的生活画面，令人忆及杜甫的“三吏”、“三别”。归沪后的一两个月间，他写了《金耳环》、《潘先生在难中》和《外国旗》三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这场战争。《金耳环》从军阀队伍内部，揭露战争的劫掠性质。席占魁家乡遭匪祸，离乡别井，去当兵吃粮。他羡慕排长手上金光灿灿的三个金戒指，戴上它可以慰藉自己变态的性心理。军队开拔前，他用被盖强横地典当了一个金耳环，套在指上。他抱着“破城明取三天封刀”，劫掠十个八个戒指的心理上战场，为敌军的炮弹炸得粉身碎骨。作者用一只金耳环，象征军阀队伍的贪婪、淫秽、残暴的兽性战争动机。《外国旗》则从乡村小生产者惴惴不安的心理，反映战争的为害。寿泉被战事吓破了胆，恳求外国教会的教友金大爷为他弄来一面外国旗。但是金大爷以假冒真，使他门口虽有旗子飘扬，也难免兵们破门入户之祸。这些作品突破了叶绍钧早期小说多写身边小事的局限，把人物的苦难和军阀柄政的黑暗社会联系起来，使现实主义笔触产生了新的力度，并且在《潘先生在难中》达到了高峰。这篇小说刊于1925年1月《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是作者打破以往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展示知识分子灰色心理的作法，而在一个动荡的时世中淋漓尽致地揭示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灵的力作。小学教员潘先生闻说军阀开战，携妻带子匆惶逃往上海。又担心教育局长斥他临难逃脱、玩忽职守，只身返回故乡。处处风声鹤唳，他便到外国人办的红十字会领取会旗、会徽，挂在家门上、胸襟上。这还觉得不保险，一听战事危急，就慌忙躲进红十字会的红房子里。战事停息后，人们推举他书写欢迎凯旋军阀的彩牌坊条幅，他大书“功高岳牧”、“威镇东南”、“德隆恩溥”，终觉违心，眼前闪出拉伕、开炮、烧房屋、奸淫妇女和菜色男女、腐烂尸体的残酷镜头。小说固然从一个“小人物”的仓皇逃难中反映江浙军阀战争的荼毒生灵，但这些已退居背景的地位了，它更为重要的成就是极为充分地剖示了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委琐自私的灵魂。潘先生的灵魂内核是利己主义，他逃而复归，归而营窟，甚至他在战争初息便为军阀歌功颂德，无不是为了身家性命，象征地说，是为了他逃难挤火车时排成长蛇阵的一只黑漆皮箱和老少四口的苟且安全。小说把战祸和逃难者的心理浑然一体地交织起来，不是孤立地写逃难，也不是静止地写心理，而是随战讯的张弛，写人物的心波百折，从而深刻地展示了一个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仓皇、犹豫、动摇、自慰的诸多心理侧面。因此，沈雁冰说：“在叶绍钧的作品，我最喜欢的也就是描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几篇；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