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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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刹那，我像是回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上海小屋，破败不堪的房间里被精心营造出来的情调，那样的反差里让人感到了优渥、无奈和不甘。在那样的房间里，大家压轻声音听听七十二转的老唱片，享受远离现实的、对精致生活向往的优越感。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地方了，现在绝大多数有这样心愿的人已不再住在这样小的房子里。大家有了大房子有了钱，在家里盟洗室的地上铺大理石，书房晚上通常不睡人。而从国外挣了钱回来的人，在上海的郊区买了成栋的房子，他们叫它别墅，里面有成套的意大利家具，进去得先光脚。好像是实现了七十年代的梦想，可是我再也看不到那种想入非非的情调，再也没有了。那变大变豪华的上海房子，反面显出了它们的贫穷。
〃如果只来了两个客人，我这里是可爱的地方，〃她说。
是的，她这里还是优渥、无奈和不甘的。时代是变化了，可是并不是生活在那样的上海小房间里的人的时代。他们曾经以为是，可实在的不是。他们也是一种理想主义者，只是不是政治上的理想，也不是金钱上的理想。所以，她的优渥是第三种理想的优渥，她的无奈是生不逢时的无奈，而她的不甘是理想主义者的不甘，还有清高与自得。
这间小房间允许她住到冬天，然后，这块黄金地皮要造新房子了。老房子拆掉，应该会给住户新的房子，可是她和音乐学院没有一点点实在的关系，她只是已经出国不再回来了的一个音乐学院老师的前妻，音乐学院不可能照顾到这样的关系。到了要拆掉房子的那一天，怎么办？她演小矮人，每个月有一千元的工资，没有钱买一间房间；因为单身，也不能以结婚的理由从单位分到一间房间；没有丈夫，不能靠男人得到房间；要是连一间房间都没有，在中国她怎么生活下去呢？
在她的小房子里，我们听着胡里奥的情歌，讨论她的房子。
许多她的朋友都说，不如出国去，一走了之，也许找到一个新天地。
但她不知道谁可以为她发一张邀请信。
〃你有这么多朋友！〃我说。
〃是，可是我们是在一起聊天、吃饭、听音乐会的朋友，一起骑自行车郊游的朋友，我不好意思开口让他们帮我到外国去，我怎么说？你担保我到德国去好吗？我怎么说得出口？这也太实际了，别人会以为我一开始和他们交朋友，就像现在的上海小姑娘一样，是利用他们。〃她说。
〃那你到底为什么和他们做朋友？〃我说。
〃是因为他们与我们不同，他们身上带着欧洲的文化，而我喜欢欧洲的文化。〃
是的，到底是在少女时代喜欢阿尔巴尼亚电影演员的一个上海女子。想入非非是她生活中至关重要、也是致命的一点，她像油一样，就是被打得再碎，也不能与水成为一体。越来越多听到在酒店工作的女孩子两年以后差不多都搭识了外国人，跟着出国去了，她是几任德国领事的座上宾，可不好意思说她想要到德国去这句话，越来越多听到女子为了更有钱的男人和自己的丈夫离婚，可她一个独身女子，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给她房间的男子。而她是一个有风情的女子，她能说一口德语。
后来，又一次看到她，问到她的房子，她说没有一点办法，她打算真的到德国去了，正在办邀请。可没有说怎么办，我想她是不想说，因为她很快就把眼睛转开去了。
再后来，又看到她，她说，要到德国去了，计划是冬天。
为什么冬天，天那么冷。
她说是要去那里过圣诞节。那是她二十年以来的梦想了。二十年以前，上海刚刚开始有人在私下过圣诞节，有人从外国寄来圣诞卡，上面的雪是用银粉刷上去的，手指一摸，粘许多下来。二十年以前她学会了《平安夜》，她觉得真好听。那时开始，她就向往着有一天能够真正地过一个圣诞节，在欧洲。
〃大雪，音乐，红衣服白胡子的老人在街上摇着铃，圣诞树上的大星星。〃她说，〃我想要看一看去。〃
〃然后呢？〃我问。
〃我就回来。〃她说。
传教士的私人相册
这是一本横32开的相册，它的封面已经没有了，剩了一个黑色的硬皮子底，上面压着烫金的花纹。像所有的老相册一样，它的每一张硬纸上，都有一张极薄的纸衬着，使那些手工冲放的照片不至于在天气潮湿的时候粘在一起。真不能相信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照片，那么清晰，那么明亮，那么好的镜头，至今仍能看到照片上那穿着拖到地上的长裙子的法国妇人，在中国的温和阳光下笑容上的皱纹，不怎么厉害的皱纹，细小而深刻地从她眉间向额头爬去，使她看上去很有思想，就是那种可以为信仰献身的女子。
照片真正发了黄，估计那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左右的了，照片的四角用胶水粘着，现在那些胶水都泛了黄，不再有粘性，所以翻得重了，照片会从纸上落下来。
看上去，这应该是一本私人相册，里面常常出现两个女子，一个穿深色长裙，戴着法国式浅浅的白草帽，额头上有着坚毅的细皱纹，另一个是深色头发的，在相册里第一次出现时，她穿着白色的婚纱，仰着脸，独自站着，是个新娘。在照片里，她们有时坐在家里，那宽大的屋子完全是欧洲的陈设，要不是在角落上看到了中国的腊梅插在仕女瓶里，会以为那是从欧洲的家乡寄过来的照片。有时她们在乡下骑脚踏车，那是居里夫人时代的笨重车子，中国南方的稻田里长满了长长的稻子，泥土柔软，不知道要是她在如蛇蜿蜒而去的田埂上摔倒的话，会是什么情形。有时她们在旅途上，她们在中国北方的城门前骑在马上，笔直地顶着头上的帽子，因为是在旅途上，她们身上全穿着黑色的外套，那黑色的小人影，在淳朴巨大的城门前有一粒米那么大，可拖着长长的影子。在旅途中，她们一定进山去看了庙，那时她们比较活泼了，脸上笑着，在满目苍翠的山坡上和中国轿夫合影，那群轿夫的脸上也全是笑，愉快而纯洁地闪着他们白色的大门牙，绝不是可以装出来的，看上去，他们并不怕那相机会把他们的灵魂勾了去，不像野史书上说的那样愚蠢和封闭。
这里面还常常出现两个小孩，一个很小，刚刚会走路的样子，戴着宽檐的凉帽，对着为他照相的人欢笑，捏了两手泥巴，还有一个少女，在木头做的秋千架上站着，静静地看她前面的空地上，两对夫妇在用木头棍子击小球，像玩高尔夫那样，他们是一八六○年左右的小孩，现在不知尸骨在什么地方，也许他们早就回了国，可也许，他们躺在上海的外国人陵园里，在虹桥，小旅行箱大小的石碑躺在上海的泥土里，上面爬满了野常春藤，碑上的姓名也常常被刻错了，因为没有亲属照顾的关系吧。不过，上海还是为他们保留了一方小小的泥土。许多这样的小石碑一起躺着，一块块地，被忍冬墨绿地围着。那是一百多年以来，死在上海的外国人的墓地。从欧洲漂洋过海到上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而这两个孩子，是因为父母来了上海，他们才来的。
这应该是个法国传教士的相册。照片里常常能看到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新建的教堂，它们一定是刚刚造好，一砖一木都在天光下闪着光。还可以看到当时驻扎在徐家汇的法国兵营，照片上一队队戴着无檐小帽的军人在帐篷前站着，仔细看，能看到队列里有些黧黑的人，让人想起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雇佣军。操场中间，有一个没有光着头的黑人，挺着肥大的肚鬼赶着一帐篷上搭着草草晾在太阳里的衣裤。
相册里有不少照片是和中国老百姓一起拍的，有坚毅皱纹的太太和一个光着两腿的农民一起站在坡上的中国式白房子前，那是刚刚去拜访了一户人家。也许他的家信了天主；一个小脚女人，坐在木头纺车前纺线，她手里拿着白色的线团，温和自如地看着照相的人，还带着一些新奇和天真。以那个时代中国女子的腼腆与拘谨，她和照相的人，应该熟若家人。也许这也是一个信了上帝的教徒；还看到盛装的旗人贵妇轻盈地站在高高的木头鞋上，依着花团锦簇的花园月亮门而立一个年轻英武的红顶官吏与凤冠霞披，遍体罗绮的夫人在家里的合影；甚至还看到上海名妓在房中抚筝，圆圆的脸上有一种灵动的神情，眼光温柔如水，眼角像中国亭子的飞檐一样，高高地向鬓发挑过去，接下来的一张，是她倚在一张法国卧榻上，像拿破仑妹妹一样的姿势。可她更宁静，看不见恣肆的欲望，也没有风尘气，她应该是卖艺不卖身的书寓。要是她就是因为偏好接触洋人，而渐渐学会说英语的陆兰芬，外国人那时称她为〃支那美人〃，是没有叫错。
当时，大概传教士是在中国真正接触中国民众的外国人了，听说他们传教不光是在教堂里，而常常走到教徒家里，走到中国人生活的地区里去。有书上说，在女孩子出嫁的第一夜，传教士常常会和女孩子单独呆上一夜，向她传教，并让她把上帝带到婆家去。当时的江南竹枝词，对外国传教士的这种作为，多有讥讽。而在上海做生意的外国人，早早地设法建立了一个海外的欧洲，把自己小心躲在里面。一个爷爷在上海度过青年时代的德国女子告诉我说，她的爷爷晚年回忆上海时曾非常怀念上海，可是他不喜欢豫园周围的中国城，他说那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不去那地方，因为觉得在中国的街区中国人的文化里，不那么自在，也不那么安全。也许就因为他的传教士身份，才在这本相册里有不同阶级的中国人很私人化的生活照片。他甚至还领着一大堆朋友去了豫园，他们在假山上照了相，像中国的中学生去豫园玩常常会做的那样，大家在湖石假山上各自站好，留下的照片，像一群猴子在猴山上，即使他们庄严地穿了齐膝的礼服，还拿着手杖。
在差不多相隔了两个世纪的上海，那个下着冻雨的下午，我小心翻着偶尔保留下来的相册，想象着从前用照相机留下这些照片的那个人，那个传教士。我老是看到那个穿旧式长裙的女子，渐渐地开始想象那个为她照相的人，他是什么样子的？
从他的镜头里，我看到了长满了野草的京城大殿和坚实的长城；看到了木头铺的上海城隍庙的九曲桥；看到满街挂着娟秀毛笔字幌子的南京路上，一个大汉肩扛着年轻的妓女出局，现在这张照片可以在各种版本的上海史书里看到，原来是出于这里；看到了一台崭新的燃气火车头在中国大地上像刚擦好油的新皮鞋一样闪闪发光，下面有个穿马褂垂小辫子的男人默默地看着它放出大团白色的气来，他并不像我们现在设想的那样膛目结舌；还有长江上的小扁舟海上面立着一些缩着肩膀的鱼鹰，撑着船的，是面容古朴的男人，将辫子盘在头顶上，穿着斯文的大襟褂子；甚至还有一架美丽的花轿和花轿下的新娘在乡野的阳光下活泼地站着，后面乱乱地跟着一队人，拿着东西，抬着东西，远远地从一片田地的垄上走来。在他眼睛里的中国不那么满目创伤，而有一种风尘仆仆里的安详无争以及伟岸，实在是像一个久睡的狮子。那时的天空好像比现在要清朗许多，万物都那么清晰，河水清亮地倒映着太阳光，植物的表面发着油亮的光。他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喜欢宏大的构图，很少有特写，北方的一殷长城在画面上游龙走蛇，雄壮而飞扬。在一百多年以前，是什么样的传教士，受了什么样的教育，才有这样好的照相机，这样好的摄影技术？我想，他并不是一个仇视中国的人，他的镜头很严谨，没有贬意。
相册里的照片，渐渐多了一条平静的大江，江上有帆船。然后里面有了红顶的官吏带着听差在路口迎候的照片。那年轻的官吏严肃而谦恭地看着前方，四个听差举着托盘，里面装满了中国古代的金银宝贝，我看不懂那些到底是什么。这次旅行一定是受到了中国官府的礼遇，以后，他为祈年殿照了相，甚至还去了颐和园，那是老佛爷的花园，他远远地为湖边的铜牛照了相，还有许多高官迎送的场面，那些清朝的高官，穿着貂皮斗篷，沉着色厉内荏的脸。这是照片里面出现过的最难看的脸色。甚至还有进了皇宫的照片，他用闪光灯照了高悬着〃正大光明〃的大殿，还有汉白玉石阶中间的盘龙浮雕。他参加了许多列强与清朝政府接触的场合，这也是一个天主教传教士的工作？在一张照片上，我看到了外国公使晋见皇上的情形，从那些背影看，公使们的仪态远比电影里的文雅有礼，皇上看上去也不那么懦弱。
历史书上说，上海的徐家汇天主教区，是西教向中国内地扩张的重要基地，我想这该是没有说错。他们从上海去了北方，照片上沿江的新教堂上，有一个在法国的北部常常可以看到的彩色玻璃大花窗，和麦茨的教堂玻璃花窗一模一样。然后他们去了日本，印度，还有朝鲜和台湾。他们还去了中国的庙。因为有许多张照片是寺庙，其中有一张，是隆重地披着袈裟的和尚和许多年轻的小和尚，看上去他们迎在大殿外面的空地上，他们双手合十，望着镜头，或坦然，或逼视，或戒备，或诸问，他们的眼睛不那么友好，可是有礼有节，姿势谦和。那是中国传统的含蓄。这就是中国文化在一百多年以前面对外来文化的眼神，他们全然没有同时代中国民众面对同一架相机的那种天真。
这个传教士到底什么样子的人？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那时的一部分中国，一页页地翻着照片，好像渐渐地就感到了他的角度和他的眼光，他从来不用人为的仰视或者俯视的角度，他构图精良，他对眼前的事物有一种发现的惊奇，就像隔了许多时代，又翻开了他的照相本的我，面对他的照片的心情。他虽然死去多年，可他那时看中国的目光，还在相册里活生生地闪烁着。
又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