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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中国散文-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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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哪儿去找高仓健
中国青年
水竹
我常叹息找一个理想的伴侣太难了,偌大世界,就碰不到一个合适的。其实,我最看不上象量衣服尺码似的讲条件的做法,什么身高不得低于多少,工资奖金不得少于多少,文凭学历必须是什么等次,诸如此类。但我的要求也是相当苛刻的。第一,我们必须志同道合;第二,他必须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我对后者尤其苛刻。
什么样的人才是我心目中的男子汉呢?这靠几句话很难说清楚。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上映时,我去看了,深深地被男主角的气质所吸引:刚毅,勇敢,百折不挠,把感情埋得很深,又爱得那么热烈。从此以后,凡是高仓健演的片子我都要去看。有一个描写日本军人的片子,最后一个镜头是高仓健所饰的男主角在刑场上的最后一刻。“高仓健”被绑在柱子上,眼睛直对着向他举起的一排枪。子弹从他的眉心穿过,突然,所有的现场音响都停止了,只有一颗心脏的跳动声充满大厅。
怦,怦,一下,两下,三下……心脏的跳动声也停止了,但“高仓健”还睁着眼睛。男儿到死心如铁,这种硬汉性格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当我再看完《远山的呼唤》时,我差不多在心里叫了起来:就是他!我找的就是这样的人!高仓健在这个片子里的表演使男子汉的形象更加完美了:沉静,坚忍,从不诉苦。他就象一座山那样有力量!
可是,那毕竟是银幕中的形象,我得在现实的土地上找到“高仓健”。但我失败了。
别人给我介绍了个男朋友,说这个人非常老实。见面后我很失望,他拘谨得连眼皮都不敢抬,说话直打嗑巴,甚至还打翻了一只茶杯。台湾女作家三毛说过的一段话很能表达我的想法,她说:“我欣赏的男性素质中,智慧应该占第一位。可是在另外几方面我的要求绝对严格:那就是道德和勇气。我也曾经遇到过很多优秀的男孩,他们却有一个缺点:对于幸福的追求,没有勇气一试……我倒欣赏那种能放开一切,试着追求一些什么的人。即便不成功,也不至于空白!”我不是不喜欢老实的人,但我觉得那个人太缺乏勇气。
后来人家又给我介绍了一个。这个人倒是一点不拘谨,他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约我看电影,逛公园,到小吃店喝咖啡。我因工作实在太忙,婉言回绝了几次,等下次见面时,他就一副哀伤的样子,问我为什么不来,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我了,为此他想了一通宵,等等、我哭笑不得,向他作了解释,可他就是不信,盘问来盘问去,弄得我差点火了。后来他不知怎么又添了塞纸条的毛病,有话不当面说,在纸上写几句话,分手时塞给我,内容无非是问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他,他有什么地方让我不满意,他学习工作都没心思了,等等。这哪叫什么男子汉,简直象个女人!我坚决和他分了手。
后来,我考入了大学,和同班的一个男同学相爱了。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父亲是个很有学问的教授,母亲非常贤惠。他在家最小,上面还有哥哥姐姐。他很有才气,在班上功课数一数二,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和追求。就说外表,在别人眼里也没有挑的。高高的个子,人很秀气,白白净净的。但我总觉得他身上缺了点什么。
后来在临近毕业的时候,他父亲突然去世了。几天后我见到了他,他象霜打了一样可怜,竟伏在我的膝头上哭了。他说他没想到父亲死得这么早,这一来经济收入急转直下,家里象塌了天一样。几个哥哥姐姐闹着争遗产,把母亲甩在一边,妈妈天天哭,说只能靠他这个小儿子了。而他对应付目前的局面和是否能担起这个担子毫无信心,他希望我给他力量,说我才能支撑他。我的心一下凉了。也许他的软弱是一时的,但我不能原谅。有些缺点在女人身上可以原谅,但在男子身上就不能原谅,比如软弱,屈服,狭隘,还有琐碎。
我们分手了,尽管彼此很痛苦,但我不后悔。
以后,我又遇到过几个人,都不那么满意。这中间还有一个人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二十年来受过不少磨难。我原以为这种人一定很坚强,有棱角,结果真让人失望。他的眼睛没有光彩,说话半天才一句,声调永远是平平的,听不出喜怒哀乐,他的锐气早磨光了。
几经碰壁,我已没有了热情。我真不明白,中国真的缺少男子汉吗?我们的古代史上、近代史上、为新中国而奋斗的革命史上,出了多少铮铮铁骨的硬汉呀!屈原、鲁迅、林祥谦、吉鸿昌,这都是我极为崇敬的勇士。“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这诗我至今读起来都周身发热。可为什么在今天就不容易碰到这种气质的人呢?
有一次我和一个女友谈起这个问题,她态度十分激烈地说:“中国的男子退化了!”我吃了一惊,觉得这话太尖锐了,也许不尽科学。但我自己的经历使我在感情上十分倾向于这种说法。
后来,我的这个女友和她所爱的人辞掉了令人羡慕的职业,白手起家,去创办一个企业。当时这种举动还很罕见,所以周围一片反对声;都说“铁饭碗”扔不得,万一办砸了,生计怎么办?她的男友笑笑说:“失败了又怎么样?别人称赞或反对又怎么样?”他随手抽出一本鲁迅的书,念了这么一段话: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我的女友找到了“高仓健”,那么我呢?  
灯下拾豆
特区时报
刘心武
“处女作”的说法不知自何时始。其实,既“作”,则已非“处女”。
倘若为“处女”,则应尚未有“作”。
第一篇作品的印行,应是灵魂为所爱献出的童贞。
当文思涌来,而一叠纸平铺在你面前,你手中握着笔时,你要毫不犹豫地开始写作。
也许你会写得很糟。但没有哪个上帝有权限定你必须写得出色。
也许你写的会被编辑部退回。然而被编辑部退回的世界名著还少吗?一个编辑部没有通过,另一个编辑部,也没有采用,但是也许就会遇上那么一个编辑部,他们将得意地把它刊出。纵使所有的编辑部全都拒绝采用,你也没有白写,因为你会铭心刻骨地懂得什么是当今的时尚,从而下决心:或者迎上去一决雌雄,或者退下来以待转机。
也许你写的发表后会被批评家们置之不理。但你原来就不是为他们而写,如果他们跑来说三道四,置之不理的应当是你。
也许你写的发表后喜欢的读者很少。但细想想你的爱子或爱女也不见得都那么惹老师、邻居们喜欢,重要的是他们是你生命的延续,哪怕只有一两个路人对你的爱子或爱女投来仅为一瞥的赞肯,你都应心满意足、其乐融融。
也许你写的东西根本不能传世。但你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必有那种大而不当的抱负。巴尔扎克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发疯般地写作是为了还债;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根本没有想到镌版刊行;鲁迅写《阿Q正传》是为报纸上的“开心话”专栏供稿……你甚至根本不必把自己同他们哪怕是谦虚地联想到一起,你写,是因为你想写;传世不传世是时间老人的话计,与你无关。
也许你以后再写能写得更好——没有比这更愚蠢的想法了。也许你以后再生活比现在能生活得更好——但难道你现在就中止自己的生活吗?你现在想写就一定要写,因为你不可中止你灵魂的颤动。
一个人在一生中,连一次满怀喜悦地等待和欣赏日出的体验也未曾有过,该是多么不幸!一个人在一生中,连一次满怀惆怅地面对和品味日落的经历也未曾有过,该是多么不幸!弱者的典型心理,是怀疑情况的不正常——为什么恶人的欺凌还没有降临?弱者所津津乐道的,是恶人欺凌另外弱者的情况。因为他觉得恶人的精力乃一常数,欺凌其他弱者的次数越多,程度越烈,则轮到自己的机率便越小。
弱者所引以自豪的,是恶人对他的欺凌毕竟比施于其他弱者的为轻。
弱者所悲痛欲绝的,是恶人不承认他乃一弱者。
我不喜欢舞台上的三种舞姿:男人像女人般柔媚;女人像儿童般天真;儿童像木偶般滑稽。
我不明白,这样的舞姿为什么比比皆是?我不喜欢人生中的三种表现:少年时如老年般沉稳;壮年时如少年般幼稚;老年时如壮年般鲁莽。
可庆幸的是,我见到的少年,壮年和老年人,并不都是这样。
我不喜欢情感中的三种变化:悲伤时忽然发笑;忧郁时突然暴跳;愤怒时突然恐惧。
特别是最后一种,我厌恶并且鄙夷。
在千万种颜色中,黑、白、灰、三种颜色最美。
在波诡云谲的人生中,出生、事业成功、死亡这三个场面最壮观。
常常凝想宇宙的浩渺无际、时间的茫无头尾,会使心灵在重负下受伤。
永不意识到宇宙的浩渺无际,时间的茫无头尾,会使心灵永远轻浮浅薄。
每一片圣洁的雪花都有一个赖以凝结的核心,那核心必是一粒灰尘。
每一个伟大的胸怀都有一个出发点,那出发点必是凡人的需求。
意志坚强的人,是那有自嘲能力的人。
生命力旺健的民族,是那有自嘲能力的民族。
自嘲防癌。
自嘲抗癌。
人一生中要从居室里扔出多少垃圾!然而,人却往往不能从心灵中清除垃圾。
倘若人永不从居室里扔出垃圾,该是怎样的情景!然而,人却往往不能为心灵中垃圾的淤塞而惊骇。
一个谣言,人们明知是谣言仍固执地加以传播,则体现出一种群体的潜在愿望,有可能使那谣言化为活的实现。
思绪中的火花犹如爆开的豆荚。
蹦出的豆粒尽管渺小,但若能植入土中,说不定就会抽芽窜藤,再举豆荚。种豆得豆,是说一粒豆可悟大千世界。  
第五代
中国青年报
张建伟、左志
1978年,国门打开,于是,一批批青年知识分子漂洋过海,聚成一股股有人贬之,有人褒之的留学热潮。
历史的联想1985年12月28日十时,一架波音747凌空而起,国务院中国留学生工作组一行十二人乘机飞往美国。工作组中,最年轻的成员是天津外经贸委研究室副主任杜厦。此去大洋彼岸,他身兼考察,招聘的双重任务。
天津对外开放,深感人才匮乏。胡启立同志在津视察时建议:可到国外去招聘我国自费留学生,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宝库!
半小时后,左侧发动机发生故障,飞机迫降东京机场。
东瀛,这个对杜厦来说不期而至、曾接纳过我国第一代留学生的国度,引发了他对历代中国留学生的无数联想……第一代留学生,毫无疑问,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严复乘桴西去学习英国海军;秋瑾东渡日本求索救国之途;孙中山栖身美国,两度檀香山求学。殊途同归,第一代留学生先后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一代留学生,以“睁开眼睛看世界”始,以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终。
第二代留学生,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震撼中动身,以周恩来、蔡和森、朱德、陈毅、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奔赴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故乡;以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为代表的投向“赤光一线”的赤都;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青年赴日留学……这一代留学生的优秀分子,大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第三代留学生,以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和华罗庚、茅以升、李四光等为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他们看到:一个愚昧、落后的祖国无力在世界争强。新中国诞生后,这些在国外已负盛名、生活优裕的科学家,冲破重重阻拦,义无反顾回到祖国,为中华科技、教育、文化的腾飞尽了最大的力量,成为领导新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中坚。
第四代留学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奔向苏联、东欧,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原子弹、氢弹爆炸,火箭、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无不凝聚着他们的汗水,我国独立的钢铁、石油、机械、纺织,汽车和化工工业的发展,无不以他们为骨干。中国的现代经济,与第四代留学生的卓著贡献相连。
旧金山机场到了。工作组就要面对第五代留学生了,杜厦怀着兴奋的心情走下舷梯。
在美的印象印象之一:耿耿报国情国内某些舆论认为:公费生身受国禄,可望归国;自费生有相当的自由度,不会回来啦!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哈佛大学,杜厦见到一位才貌出众的中国女性——陈荣君。她的父亲原是哈佛大学医学博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毅然回到祖国。“文革”中,他被关进了“牛棚”。为此,直到一九七九年,荣君还不能跨进国内的高等学府,不得已飞越太平洋,自费到美国求学。临行前,卧于病榻之上的父亲把她招到床前说:“学成之后,一定要回来,为祖国服务……”三十岁的荣君一直未婚。她在美国攻读管理秘书学位——半工半读。在杜厦面前,她流着泪说:“我是一定要回国的,我一定回去,一定!”可能,像陈荣君这样学业完成后决定立即回国的自费生目前尚少,申请到“绿卡”(永远居留权)的也许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留居美国。但一位著名华裔学者说:在美国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师是华人,三分之二的主任工程师是华人。他们大都是留居美国的台湾留学生。这种现象带来的是:台湾有了世界先进的电子工业。
现代科学已经没有国界!
在杜厦接触的三十位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的自费生中,已有十位决定来津试工,有的已经成行。
印象之二:为伊消得人憔悴瘦削的身材,瘦削的面孔,架一副眼镜——杜厦的挚友、在密西根大学进修的朱嘉明与杜厦不期而遇。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嘉明亲自做饭招待。席间,杜厦得知这是朱嘉明到美国后第一次买菜做饭。为了节省时间用于学习,他几乎每天都是啃面包。因他是访问学者,该校每月为他提供八百美元,他几乎全用在自费进修英语和买书上。杜厦留心到,他出国时带的那双皮凉鞋,仍然穿在脚上;一问,果然并未买新鞋。“干嘛这么苦自己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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