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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鋈俗疃嗍盏�600美元，夫妻最多收到1200美元，每有一个未成年孩子再加300美元。布什总统明确表示，这次减税是为了刺激消费。曼昆说，“这是典型的短期财政刺激经济的政策。”
“如果你是国会财政预算办公室的经济分析员；你该怎么办？”曼昆提问，他表示，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假想的问题，因为这很可能是优秀的经济系学生暑期实习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你的老板，某个州的参议员或众议员也许会提议增加税收，让你分析一下增税后各种可能的后果。”
提问后，他介绍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税收扭曲了市场均衡价格，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社会福利会减少。税率越高，社会福利减少得越多，而且边际损失越大。其次，谁在承担增加的税收，新的税收政策会如何影响税负结构。
曼昆说，大家都承认总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但并不能确定这条曲线的确切形状，更难以确定我们现在是处于在曲线中增长的部分还是减少的部分。如果是前者，增加税率会增加总税收；如果是后者，增加税率会减少总税收。
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另一位教授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曾经提出，用财政赤字的办法来减税，其实对消费者没有任何好处，只是把子孙后代的消费转嫁到当代人的消费上了。因为政府赤字迟早需要偿还——这一代人注重消费，享受生活，下一代人就要偿还；下一代人不还，他们的下一代人就要还；债务只会越积越重；所以如果我们珍惜子孙后代的幸福，知道他们迟早要还这些赤字，我们就会把所有退回来的税给下一代存起来，一分不花。如果每个人都不花退回来的税，宏观总消费和总储蓄就没有任何变化，政府也完全没有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曼昆说，克林顿政府因为非常重视减少赤字，得罪了极端保守派，也得罪了极端自由派。保守派反对克林顿两次增税的政策，而自由派反对他减少政府开支。
对于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众人有不同的看法。曼昆介绍，因为美国的国家债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撰文称，美国家庭储蓄率接近于零，政府不负责任地扩大赤字，金融体系脆弱，潜伏的金融危机日趋严重，总有一天国际资本会逃离美国。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克南则表示，他并不担心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市场效率很高的国家，又有相应的透明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这些特点都吸引其他国家过剩的储蓄投资于美国。曼昆说，“我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看法是，贸易赤字本身并不是大问题，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极低的储蓄率。”
另一个问题是汇率。曼昆说，《华尔街日报》主张强势美元，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部长鲁宾（Robert Rubin）和现任财政部部长保尔森都主张强势美元。美国人在感情上不喜欢美元疲软，但不能否认美元疲软在经济上给美国人带来的好处。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教授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说，他主张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美元”。“其实，汇率只是一个国家的物价和另外一个国家的物价的相对比例，没有好与坏的区别。现在美国经济放缓，有可能进入衰退，弱势美元可以增加出口，使总体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房价一跌再跌也不都是坏事，对需要买房子的人来说就是好事。现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在扩张，意在短期内提高总需求。”
曼昆总结说，财政政策最大的挑战，就是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花销。第一批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今年就会退休，以后退休人数会越来越多，社会保险赤字会越来越大。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延长退休年龄解决社会保险问题，但这在政治上行不通。目前的三位总统候选人，没有一个人持此政见。所以，曼昆认为，今后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提高税率，或减少福利，或两者兼有。年年递增的医疗成本更加棘手，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控制成本。他说，“这些将是你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艰巨的财政挑战。”
甜点的故事
4月30日的课堂主题，是对货币政策进行总结。曼昆首先比较了有关中央银行作用和职能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
一种以上世纪50年代美联储主席William Martin为代表（他是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美联储主席，比格林斯潘的任期还长几个月），认为中央银行的作用就是“在聚会上的气氛刚刚开始活跃的时候，把盛有酒水或饮料的盆拿走。”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应根据情况，适当调节经济的过热或过冷，使经济平稳发展。
另一种是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认为中央银行人为调整利率的行为本身就有问题，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因为它给原本按照规律运转的经济，注入了人为的不确定因素，使做购买或投资决定的经济个体，更加难以预料未来。他认为，美联储只要每年提高资金供给一个固定的百分比，以适应长期美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和人们对现金的需求即可。
对于弗里德曼的观点，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持异议，他更相信他自己的“酌情处理”。而在他18年半主持美联储的生涯中，美国以GDP增长率和年通胀率衡量的经济发展异常平稳。
对此，曼昆给出三种可能的原因：1）美国人运气好，侥幸赶上了好时光；2）美国在这些年中已经从一个以工业和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转变成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而服务业相对于工业和制造业，在提供就业方面更加稳定；3）货币政策在这些年中运用得当，促进了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也就是说，格林斯潘功不可没。
弗里德曼主张机械货币政策的理由也很充分。首先，我们不能相信政策制定者的能力，更不能相信他们的用心，因为他们也是人，人都有有意无意犯错误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制定法律；大法官的工作不是凭感觉断案，而是严格地执行法律。与其相信政策制定者的能力和用心，还不如相信经济规律中的自动调节。其次，中央银行都想让人们相信物价稳定，通胀率低，货币值钱，但同时又有刺激经济增长的动机。只有当人们有低通胀的预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货币政策才最有效，但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货币政策自然会增加人们对通胀的预期。所以这两者本身就是矛盾的，不可兼得。
曼昆举例说明这种矛盾：一个家长告诫孩子吃饭之前不能吃甜点，否则就会如何惩罚他。但孩子调皮，禁不住诱惑，还是在吃饭之前吃了甜点。家长发现以后不忍心惩罚孩子，就说下一次会如何惩罚他。于是，到了下一次，旧戏重演。再比如，政府领导人总会对恐怖分子声明，即使恐怖分子有人质在手，他们也不会妥协。但当恐怖分子真的有人质在手，他们会立即同恐怖分子谈判，讨价还价。
一个更有趣的例子是：政府在报税单上声明，如果不如实报税，就会有如何的惩罚，但总是有人偷税漏税，那些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富人都已经逃之夭夭，移居欧洲。政府为了吸引这些富人回国投资，就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回国，对以前的税既往不咎，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更多偷税漏税的富人移居国外。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的建议是，政府应该撒谎，“告诉那些移居国外的富人，现在政府大赦了，只要回国，以前的税既往不咎。等他们回国以后，立即让他们补税，然后把他们关进监狱，接受惩罚。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政府税收，而且即使今后政府声明对偷税漏税的人会宽大处理，人们也不会相信，都会老老实实地报税缴税。”
最后，曼昆谈到机构的设置问题。萨默斯（Lawrance Summers）参与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越独立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这个国家就越有可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曼昆提醒，我们应该看到，中央银行的技术精英与人们直接选出的政治家不同，他们不直接对选民负责。什么政策应该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来决定，什么政策应该由技术精英来决定，值得人们思考。
“神秘”来客
5月2日是最后一堂课，曼昆用来回答学生的问题。他说，他会留出最后半个小时给一位特邀的客人，但他不想现在就泄露这个人是谁。
有学生问，“我们在课堂上学了自由贸易的好处，但没有涉及劳动力市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技术移民？”
曼昆说，美国国会反对非技术移民的理由主要有两个：1）这些人受教育的水平普遍较低，一般来说，对美国的税收和福利体系贡献不大，却要享受美国政府的福利待遇。2）这些移民会增大低工资劳动力的供给，使低工资变得更低，使收入两极分化的问题更加严重。但这两个理由对技术移民完全不适用，而且效果相反。技术移民一般对美国福利体系的贡献大于索取；会增大高工资劳动力的供给，压低高工资人群的收入，可以缓解两极分化的问题。
曼昆以哈佛的课堂为例，“你们在客座讲座系列中，听到了哈佛经济系教授中有意大利口音的，有法国口音的，有西班牙口音的，有以色列口音的，还有英国口音的。或许没有这些外国教授的竞争，我在哈佛的工资会高一些，但我仍然认为，应该完全取消美国技术移民的配额制度，这样会增加竞争，经济会更有活力。”曼昆说，“当然，美国的民主政治使我的想法看起来非常不现实。”
有学生问，“你认为伊拉克战争会不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带动美国经济，使美国经济从萧条中复苏和崛起？”
曼昆回答，“首先，伊拉克战争与二战不能相比，规模、成本、意义完全不一样。一个国家参战与否，外交政策如何，是不能从经济角度衡量的，而是要从更大的战略角度来考虑。”
有学生问曼昆，对现在总统候选人提出的暑期减免汽油税的看法。曼昆回答，他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候选人的经济顾问是不会这样建议的，因为没有任何经济理由这样做；这样做完全是从拉选票的政治角度出发。很明显，候选人在此时更加重视他们政治顾问的意见。
他以一个故事为例：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位政治家在竞选中接受记者采访，阐述自己的政见。记者听完以后，很受鼓舞，说，“你会有这个国家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的选票。”他回答说，“那不够，我需要大多数人的选票。”大家都被逗笑了。
有学生问曼昆推荐什么样的暑期读物。曼昆说，“如果你想读每天的新闻，我建议读《华尔街日报》。虽然有人认为它的评论员文章过于代表保守派的观点，但它的新闻部分都是由非常专业的记者写的，质量很高。如果你想读每周的刊物，我建议读《经济学人》，也很专业。如果你想读书，我建议读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和克鲁格曼的《兜售繁荣》（Peddling Prosperity）。前者代表右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而后者代表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
课堂最后，曼昆终于向大家介绍他请来的“神秘来客”——鲍曼（Yoram Bauman），曼昆称之为“一位最幽默的经济学家。”
这时，一个年轻人生气勃勃地走上讲台，面带微笑，向1000多观众开始轻松自如地表演喜剧。他的表演充满了对自己、对传统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讽刺：
“我爸爸以前对我说，‘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喜剧演员，因为没有需求。’我对他说，‘我是一个供给派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喜欢考虑边际效应，所以他们去商店买橘子的时候，一个一个地买。”
“微观经济学家经常对个别事情判断失误，宏观经济学家对所有事情都判断失误。”
“经济学家在中国餐馆吃完饭以后，不看幸运饼（fortune cookie，一些西方的中国餐馆所送上的饼干，内置纸条，写着各式祝福或预测内容）里夹的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只会在纸条的空白处计算菜单的价钱。”
“经济学家不变卖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在想孩子今后会更值钱。”
“研究金融的经济学家明白和钱有关的一切事情，但他们自己却穿得像一个叫化子。”
（注：鲍曼是经济学博士，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环境经济学讲师，德国后裔，在美国各大城市时常举行个人喜剧表演。）■
二十六 如何寻找幸福之路
哈佛女校长毕业典礼致辞：“做你热爱的工作吧。如果你一半以上清醒的时间都在做你不热爱的工作，就很难有幸福可言。”
哈佛本科生毕业典礼不是一天的活动，而是历时三天的毕业典礼周。今年的毕业典礼，从6月3日持续到5日，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
6月3日的主题是校长在学生毕业之前的最后一次演讲，地点是能容纳一千多人的纪念教堂。这一习俗始于1642年的哈佛第一届毕业生，目的是在学生正式毕业之前有机会与校长在宽松的氛围中随意地交流。但随着哈佛规模的扩大，这种交流也逐渐演变为相当正式的校长演讲。
哈佛的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上任刚刚一年，也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任女校长。她今年的讲演集中解释一个现象：很多哈佛毕业生都问她：为什么大约一半的哈佛本科毕业生去华尔街投资银行或名牌咨询公司工作？
福斯特没有正面回答，转而思考学生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丰厚的薪水和待遇无疑是吸引年轻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如果你们很满意自己的选择的话，为什么还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她认识到，有些学生在选择投资银行或咨询公司时是被迫的，他们觉得不这样选择不行。“你们其实在问我生活的意义，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那么让我们放下外表的伪装，回到这个问题最初的起因。”
福斯特说，“我想你们在担心传统上看起来‘成功’的生活和你们心里认为有意义的生活经常是不一致的。你们在想，如何把这两个目标在下一步选择工作或研究生深造的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