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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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
王德威·著
编辑推荐
《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对一九三〇年代——“写实”主义小说全盛时期——的三位作者茅盾、老舍、沈从文作出研究。这三位作者的背景极为不同，从事创作的动机也各有因由。茅盾是早期介绍西方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进入中国的推手，而他同时厕身新文学编辑事业和左翼革命运动，堪称五四以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老舍出身北京下层旗人社会，因缘际会，赴英国任教期间接触狄更斯等人作品，大受启发，从而走上创作之路。沈从文来自湘西苗乡，早年辍学从军，却因新文学的感召来到北京，矢志进入文坛。
内容简介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纷呈，但以内容的繁复和影响的深远而言，首推写实主义。
茅盾和革命，对一代革命者的献身和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有着深刻体验；老舍从庶民生活里看出传统和现代价值的剧烈交错；沈从文则刻意借着城邦与乡村的对比投射乌托邦式的心灵图景。
作者简介
王德威，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著有：《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小说散论》、《众声喧哗：三十与八十年代的中国小说》、《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散论》、《历史号怪兽：历史、暴力、叙事》、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Lao She，Shen Congwen，Fin…de…siècle Splendo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Violence，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等。
中文版序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纷呈，但以内容的繁复和影响的深远而言，首推写实主义。顾名思义，写实主义——或其别称现实主义——以描摹人生，反映现实为目的。这一流派在清末“新小说”时已经是流行话题，五四以后更带动出文学热潮。到了三〇年代，写实主义沾染了批判色彩，成为针砭社会，鉴照时代流变的利器；日后左翼论述更化“写实”为“现实”主义，以强调写作的积极政治性。由此人道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乡土现实主义等纷纷兴起，即使到了二十世纪末，魔幻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依然是文学创作的焦点。
传统中国小说从来不乏写实模拟的意识和技巧，但是要到二十世纪之交，因为西方论述的引进，“写实”才形成一种流派，占取了话语权力。对彼时的知识分子和文人而言，“写实”相对于蒙昧不义，充满解放和启蒙意义，俨然奉了“写实”之名，真相得以显现，真情得以流露，真理得以昭彰。而当“写实”主义在左翼论述里被正名为“现实”主义之际，一种迫切的时间感和意识形态召唤更呼之欲出。
写实或现实主义因此不只意味单纯的观察生命百态、模拟世路人情而已。比起其他文学流派，写实主义更诉诸书写形式与情境的自觉，也同时提醒我们所谓现实，其实包括了文学典律的转换，文化场域的变迁，政治信念、道德信条、审美技巧的取舍，还有更重要的，认识论上对知识和权力，真实和虚构的持续思考辩难。
我以为一个世纪以来作家和读者对这些问题的辩证和试验，足以使写实主义小说成为我们探勘中国现代性的最佳途径。这里最大的吊诡正在于小说作为写实的载体。小说原为虚构，是不必当真的文字书写。但在写实主义的大纛下，小说赫然成为政教机构争取发言权力的所在，或个人与社会相互定义、命名的场域。由此产生的文本内外的互动和抵牾，信仰和禁忌，为一个世纪的文学史铺陈出一则又一则精心动魄的故事。
基于这样的理念，本书对一九三〇年代——“写实”主义小说全盛时期——的三位作者茅盾、老舍、沈从文作出研究。这三位作者的背景极为不同，从事创作的动机也各有因由。茅盾是早期介绍西方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进入中国的推手，而他同时厕身新文学编辑事业和左翼革命运动，堪称五四以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老舍出身北京下层旗人社会，因缘际会，赴英国任教期间接触狄更斯等人作品，大受启发，从而走上创作之路。沈从文来自湘西苗乡，早年辍学从军，却因新文学的感召来到北京，矢志进入文坛。
这三位作家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崭露头角。茅盾在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匿居上海，百无出路之际执笔创作，却为大革命前后的政治与激情作出最动人的见证。老舍凭借嬉笑怒骂的风格，写尽市井小民在新旧文化之间的笑声和泪水。沈从文则白描故乡山水人事，投注无限深情，终于成为中国乡土文学写作的第一人。
这三位作家基本承袭了十九世纪欧洲写实叙事的基本文法——像对时空环境的观照，对生活细节的白描，对感官和心理世界的探索，对时间和事件交互影响的思考等。但他们笔下的中国却出落得如此不同。茅盾暴露社会病态，对一代革命者献身和陷身政治有深刻的体验；老舍从庶民生活里看出传统和现代价值的剧烈交错；沈从文则刻意藉城与乡的对比投射乌托邦式的心灵图景。而如前所述，这三位作者的不同不仅在于风格和题材的差异，更在于他们对“写实”和“小说”的意义与功能各有独到的解释。茅盾藉小说和官方“大叙事”抗衡，并且探索书写和革命相辅相成的关系。老舍的作品尽管幽默动人，却总也不能隐藏对生命深处最虚无的惶惑。而在沈从文的原乡写作尽头，是对历史暴力的感喟，和对“抒情”作为一种救赎形式的召唤。
合而观之，我以为这三位作家示范了中国现代写实主义书写的三个面向：
一、茅盾的作品凸现历史、政治、叙事虚构三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茅盾本人充满矛盾的经历尤其为他的创作添加出虚入实的意义。正因为作家理解写实/小说内蕴的高度不稳定性，乃能将历史的先验与后设、政治的权宜和变化，展露无遗。
二、老舍的作品引领我们思考写实主义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和动人感（affectivity）因素。从涕泪交零到嬉笑怒骂，现实的“效果”显然不是“文学反映人生”这样的口号所能体现于万一，而有赖作者与读者情绪和意向的调动。由此展开人与我，表与里，疏离与参预的重重辩证，构成写实小说的伦理学界面。
三、沈从文的作品不但建构“原乡”的空间，也同时颠覆这一空间。他更藉此叩问写实主义叙事的另一底线：在穷尽客体物象后，写实叙事是否仍有安顿主体想象——尤其是抒情主体想象——的余地？
新中国成立后，写实主义一跃而为文艺正统，但“现实”的律令反而愈发严峻。在重重压力下，茅盾、老舍、沈从文的创作事业都归于沉寂，这毋宁是现代小说的巨大损失。然而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发现这三位作家的影响不绝如缕。杨沫《青春之歌》式的革命历史小说，赵树理充满世故的民间叙事，甚至孙犁、刘绍棠的社会主义抒情随想，都可以看出线索。八十年代后，大陆文学界再次活跃，而且与海外文坛互动频繁。作家们的眼界既开，对“现实”的发现或发明自然不同以往。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们在颠覆历史、政治大叙事，重组民间伦理关系，或召唤“有情”的主体时，他们似乎与当年的茅盾、老舍、沈从文展开又一轮的对话。从“寻根文学”到“新历史”、“新现实”小说，从《现实一种》（余华）到《大说谎家》（张大春），现实主义小说的流变不变，可以如是观。
必须要强调的是，本书的选样和命题当然有其限制。在茅盾、老舍、沈从文以外，还有许多作家曾为我们示范不同的写实主义创作。而这正是本书的意旨：相对于一般论述对写实主义所设的公式化定义或一以贯之的流程，我认为如果中国写实/现实主义经过一个世纪以后仍然生机蓬勃，那不是因为某一个宗派或教条的持久不衰，而是因为作家们早在世纪的另一端就曾以不同的眼光、信念和技巧，试图为中国的现实作出多彩多姿的造像，而这一工程在今天理应持续进行。
本书原在一九九〇年代以英文写成，在材料和方法学的运用上难免显出彼时的限制，如茅盾多项私人资料当时仍未公开，《沈从文全集》也尚未编纂完成。而书中行文立论也每每显出与当令西方批评理论唱和的痕迹。几经斟酌，我决定对这些部分不做太多更动，而将其视为一个阶段研究经验的纪录，静待后之来者的批评。与此同时，我近年对茅盾、老舍、沈从文所作的研究，也许可以算是对此书不足之处的补强。
本书中译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初稿第一至第五章由中国台湾“中研院”胡晓真博士翻译；第六至第八章由美国威斯理学院宋明炜教授翻译。各章译稿又分别由高嘉谦（台湾大学）、蔡建鑫（美国得州州立大学奥斯汀校区）、张恩华（美国麻州州立大学安赫斯特校区）、宋伟杰（美国罗格斯大学）、宋明炜教授校改。他们都曾是我的学生，现在学有所成，分别在中国台湾和美国从事研究或任教。本书翻译能够得到他们的鼎力协助，是最令我快慰的事，必须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当然，本书最后的完稿由我作了全面修订。
本书中文版最早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夏烈先生主催，因为种种原因担搁至今，这是要特别致歉之处。苏州大学季进教授常年为此书联络协调，谨此敬致谢忱。我更要谢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晶女士和其他编辑同仁的精心策划。他们推动人文研究的热情和专业的编辑经验，永远是对作者的最大鼓励。
第一章 概论
——鲁迅之后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场域里，鲁迅的地位从来首屈一指。二十世纪三〇年代以来，鲁迅即被视为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化身、文学革命乃至革命文学的模范、现代启蒙论述的先锋、中国的良心。鲁迅的影响如此深远，他的神话魅力如此迷人，仿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已经达到高潮，而鲁迅之后所出现的种种试验，都不过是对大师的回应罢了（1）。
鲁迅对中国现况所展现的洞见，以及借文学形式所提出的批判，当然具有典范式的贡献。然而就他所示范的形式与观念而言，仍有一些作家别有开创，形成与大师的对话。这倒不必意味是什么“影响的焦虑”，而是意味在鲁迅所奠定的论述典范中，辩证的声音其实此起彼落。有些声音质疑，甚至逾越鲁迅的地位，但同时也反证了鲁迅的影响。我以为茅盾、老舍、沈从文可以为这类声音的三大代表。这三位作家的创作时间后于鲁迅，他们对鲁迅的写实观了解充分，足以对其有所修正增益。他们对中国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所从事的实验，从历史政治小说到乡土文学，从插科打诨的闹剧叙事到涕泪交零的感伤文字，不一而足。在这些实验中，他们将鲁迅勾勒的中国视景加以延伸，为其后的写实和现实主义的实践指出不同道路。在历史交汇时期，这个更广阔的写实/现实主义的领域，也恰恰是年轻一代创作者的新起点。
鲁迅从事小说创作之时，正值支撑传统中国现实的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s）土崩瓦解之际。当时知识分子与文人汲汲追寻强国之“道”，而如何“阅读”与“书写”中国的问题，正是他们的要务之一。有心人对新叙事典范的上下求索，从来就不只是文学游戏，而是面对危机时所采取的文化/知识手段。他们普遍坚信中国的问题来自文化/知识的断裂，因此只能以内在的、整体的方式加以解决（2）。不论就修辞或观念上来说，革新叙事典范都被认为是反映及矫正现实的先决条件。足以代表这种思想模式的，包括了梁启超提倡小说对中国民心“不可思议的”改造能力、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慷慨激昂的文学现代化宣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更有鲁迅以震聋发瞆之姿，号召拯救中国人的身体前，务必先拯救中国人的精神（3）。
早在写实主义发轫之初，鲁迅及其同辈对这一叙事典范就成就了一个吊诡：写实主义一方面质疑事物必当如此的定律（the real），一方面却又对内在真理（the Real）的存在，信之不疑。换句话说，他们一方面将从前奉为神圣的金科玉律历史化，动摇了任何内化的信仰；另一方面却又忙不迭地开出替代品，泄漏其对“定律/真理”（real/Real）本体论式的渴望。他们强调像“客观”、“距离”这类写作律条，却又希望以此律条激起同情，博取承担。论者早已指出，现代中国写实主义发展的“情节”犹如悲喜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写实”到“现实”主义的转折，历历可数（4）。这一矛盾如何影响中国现代写实/现实主义小说，以及我们讨论的这三位作家如何面对这个矛盾，就是本书的主要关怀所在。
鲁迅及其前辈处理现实的新方法，首先可以用“形式陌生化”（formal defamiliarization）这个概念来加以讨论（5）。为了用文学来诊断中国的病症，鲁迅必须先建构一个充分有效的叙事方法；要再现现实，必须先找到再现现实之“道”。在这方面，鲁迅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将十九世纪欧洲写实主义融入中国的叙述规格里，并为晚清小说家描写现实的努力，找出另起炉灶的可能。学者如韩南（Patrick Hanan）及西曼诺夫（V。I。Semanov）等研究鲁迅对十九世纪欧洲叙事模式与晚清叙事模式的接受与改换，早已为这一方面的比较研究，打下坚实基础（6）。
任何“形式陌生化”的尝试都牵涉到时间长流中新旧现实观的对话。就中国现代写实主义而言，其首要的动机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