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一只手表，一只东德手表……”
那只手表躺在华德的抽屉里，早就停摆了。和东德的日子一样。
“那一个方向！”华德转身，往树林那边望去，有一幢黑漆漆的房子，“一定
是那个房子！依照爸爸的说法——”
看不清他的脸，但感觉得到他悸动的情绪：“那是一个酒馆，祖父常去的酒馆。
祖父本来很有钱，镇上第一家百货公司就是他开的，然后纳粹来了，没收了他的财
产，因为他是个不肯转方向的社会主义者——很讽刺是不？纳粹之后东德变成社会
主义国家！父亲说，祖父后来就一天到晚坐在那酒馆里，藉酒浇愁——你等等，我
去看看。”
房子在一片废地的那头，废地上长着比人还高的杂草，星光下一片荒凉。他从
野草和树林的黑影幢幢中冒出来，好像来自时光的幽深邃道。
“还是个酒馆！”他说，“只是喝酒的人散了。”
我们往伊贡的灯光走去，听见菊花丛里，一只刺猬在粗声喘气。
马蒂斯
酒，一瓶接一瓶地开；切片香肠、乳酪、酸瓜和面包，一盘接一盘端来。四十
多个人，全是陌生的面孔，却都是至亲；伊贡有五个子女，十几个孙辈，数不清的
姻亲，名字和脸孔往往都凑错了，没有关系，反正都是亲人。
在李树下，汉斯在本子上把每一个小孩的全名和出生日期记下来，他是负责记
载家谱的人。小孩正像嗡嗡蜜蜂一样在园里钻来钻去。
阳光又亮又暖。一身光溜溜的白胖婴儿坐在草地上吸吮自己的手指，五六岁的
孩子正疯狂地追打，十来岁扎着马尾的女孩子叽叽咕咕地笑成一团。女人围在一起
谈市场的价钱，男人握着酒杯讨论未来的命运。
“以前是什么都买不到，现在是商店里应有尽有，全是西边来的东西，可是贵
得吓人，我们工资并没有增加！”艾玛摇谣头，“目前的日子真不好过！”
“妈妈，”卡斯婷说，“往后的日子更难过，再过几个月我连工作都要丢了！”
卡斯婷在类似救国团那样的组织里作职员，现在“党”没有了，“国”没有了，
职员当然也不要了。
三十岁的马蒂斯戴副眼镜，留着小胡子，看起来有点羞怯。他把五岁不到的安
安拉到一旁，说：
“送你个东西！”
背后的手伸出来，是一枝黑枪，我吓了一跳。
“东德制的，”他把枪放在孩子手里，“拿回西边作纪念。”
安安抱着枪欢天喜地地向同伴们追杀过去。是枝玩具枪，但做得很逼真，令人
看了心惊。
“我到后面去一下！”马蒂斯对我说，把手里的东西扬了一下，是一瓶药剂，
一个针筒。
我又吓一跳。吗啡？
不是，是药，一天要打三剂，对抗糖尿病。
不打会怎么样？
会动不动昏倒，会休克，死亡。
“所以。”打完针回到热闹里来的马蒂斯说，“下个月我就要被解雇了，上面
说，我有病不能胜任现在装配厂的工作。”
“然后呢？”
“然后就是每个月领五百马克失业救济金。到我拔到新的工作为止。”
你想告诉他，在西边，雇主是不能够以病为理由解聘员工的，想想，又什么都
没说。别提生病的人失业了，在今天的东德，健康的人也找不到工作，大街上走着、
站着、坐着、看起来惶然失落的，多是失业的人。
为了到达彼岸，他们把锅子砸了，旧船沉了，但新的渡船一时过不来，他们掉
在浪里浮沉，一身湿冷。前途茫茫。
烤肉香味扑鼻。这是个公用的花园。你付三十二马克月租，就可以拥有一小块
地，在地上可以种花种菜种果树，还有这么一片小花园，大家轮流享用。但是，垃
圾桶在那里？手里拿着肥肥用过纸尿裤，我走来走去。
马蒂斯看见了，伸手取过尿裤，说：
“我知道怎么办，跟我来。”
他走进树林里，猛然挥手，奋力一掷，尿裤抛落在草丛深处。
我倒抽一口凉气，感觉上好像有人拿了我切莱的刀去杀了人，事出突然，令我
惊惶失措。
“行了吧？”马蒂斯得意地对我笑笑。
“森林……尿裤……”我舌头打结，觉得无能为力。你怎么告诉他，塑胶做的
东西万年不能有机化解？你又怎么在这样—个下午告诉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那
个地球非常脆弱？
“有什么垃圾，全部交给我！”他钟爱地拍拍我肩膀。
想起北京。每次离开旅馆房间，我仔细地把所有的灯关掉，亲戚注意到了，奇
怪地问：
“灯燃多要额外付旅馆费吗？”
“不要。”
“那你为谁关灯呢？
为谁关灯呢？我愣在那里——你怎么告诉他关灯是为了和你同在地球上生活的
所有的人？在这旅店的门槛你如何告诉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那地球非常脆弱？
他或许会告诉你：当我们自己个人的家都还脆弱不堪，挡不住失业也挡不住坦
克车的时候，我们还顾得着地球脆弱不脆弱？你的要求未免过分吧！
你不安地捻灭最后一盏灯，把门掩上。
彼 得
“告诉你也无妨，我，是个老共产党员。”他说，声音很沉”
彼得是伊贡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特别请了一天假，来为伊贡庆生。他不太说
话，只是握着一杯酒，看小孩嬉闹，看大人饶舌，他显得冷静、沉着、郁郁寡欢。
他是一个Stasi，在一个农机场里掌管几百个人的思想“忠诚”资料，
“他？”铁匠酒喝得陶陶然，脸红红的却突然生起气来，“他？你知道他让多
少人坐过牢？你知道他害死了多少人？告诉你，革命了，这种人不坐牢简直老天没
眼！”
他朝地上“呸”了一口痰。
头发花白的被得和我在花园角落里坐下。或许因为我既不是西德人也不是东德
人，他觉得轻松，话渐渐多起来。
“社会主义不可能全是错的，它照顾了穷人也庇护了弱者。我们只是经济搞坏
了，应该重新做起，可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胡搞。市场经济哪里是一夜之间可以变过
来的？你看嘛，现在东德的工厂一家一家倒闭，农产品一车一车倒掉，失业的人，
这个月比上个月就多了一倍——整个东德一团乱，所有的规则都不算数了，新的规
则谁也不会，谁也不知道……”
“何内克？我觉得何内克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周围的人，误导他——他是个七
十几岁的老人了，人老了总是头脑不太清楚……”
铁匠咕噜喝一大口，说：“该枪毙！何内克该拉到墙头枪毙！他把一千七百万
人的幸福给毁了，这罪不算重吗？柏林围墙上的守卫？该枪毙！他们明明知道越墙
逃跑的人只是追寻自由，是无罪的，他们却举枪射杀，这是谋杀罪，那些守卫是谋
杀凶手，应该一个个找出来，公开审判……”
铁匠在遥远的那一头坐着，他听着音乐，打着节拍，很愉快的样子。他是伊贡
的亲家。
彼得弯下身来帮一个小孩系鞋带，系好鞋带，孩子像风一样地飞走，彼得沉郁
地说：“那些士兵，只是服从命令，怎么能算有罪呢？”
日耳曼人啊，你何其不幸，同样的痛苦的问题，四十年前曾经椎心泣血地问过：
“服从国家命令还是固执个人良知？”为什么悲剧的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重复。
“到今天，”彼得扬起头来，面对阳光，脸上有很深的皱纹，“我都不否认我
是个共产党员。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见风转舵的人。昨天还在喊社会主义万岁，
今天却变成民主斗士，在街头呐喊——我就不信，四十年流在血管里的血可以一转
眼换掉，我不相信！”
“我今天六十四岁了，你知道吗？”彼得的眼光追随着一只黑色乌鸦，停栖在
苹果树上，他突然转过来直直看着我，好一阵子不说话。然后哑声说，“到了六十
四岁，人家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全走错了路——
“哈！干杯吧！”
他举起酒杯，仰头一饮而尽。
乌鸦拍拍翅膀，飞走了。
毒 药
我想沿着花园筑一道墙，木板篱笆就好，给爬藤穿梭的空隙，也给松鼠和野兔
钻进钻出的余地，过路的行人却望不进来，我们可以袒胸露肘地晒太阳。
“不行啊！”德国邻居警告着，“您得先给乡公所营建组打个电话问问，可不
可以建墙，好像有不少规定哪！可别建了之后又得拆掉！”
营建组说，花园围墙如果不高于一公尺半，只有一般的限刺，譬如围墙不能占
据人行道．墙上不能张贴商业广告等等，如果超过一公尺半，就得到乡公所特别个
案申请，那个时候，营建组就必须实地视察，决定你所申请的墙高度、材料、格调，
是否会破坏社区的整体和谐和美感。如果一整条街都是花木扶疏的树篱，他们就不
会容忍你建起一道监狱似的水泥墙，譬如说。墙上有绿色的爬藤，人人欢迎，但若
是你要把墙漆成救火车一样刺眼惊心的颜色，你大概完全没有这个权利。
好吧！我要筑一道一公尺半高的木篱。
木板运来了，沙子也卸下了。园丁开始打洞、钉桩子。星期五的黄昏，木篱已
经筑了一半。
“很快了！”他说，边跳上小卡车，“我星期一上午九点就来继续。周末愉快
啊：”
人行道上留着小小一堆沙。
星期一，上午九点。门铃响着，很准时的。
站在门口，不是园丁，是个警察。
“请问那堆沙子是你们的吗？”
他指指人行道。
“阻碍行人交通，请马上把它移走。”
“等一会儿园丁就来上工，马上要用到那堆沙，用完就没有了。可以等一等吗？”
“不行。”警察说，他知道那堆沙从星期五晚上就在那儿，过了一个周末。他
不曾早来，是因为不想打扰我们周末的安宁。现在可已是星期一上午九点了！
没话说，我马上开始搬沙。
邻居海蒂看到了这一幕，笑眯眯地说：
“你可领教到咱德国人的一板一眼了？！去年夏天，我们院子里苹果树枝长得
太盛，枝叶隔墙伸到人行道上去了，没注意剪它，路人就打电话到派出所去告状了！”
对门的考夫曼太太兴致高昂地说：
“瑞士人比咱德国人更要命。我们不是在早晨起床之后，都会把被褥披在窗台
上晒晒太阳、透透空气吗？哈，在瑞士呀，过了早上十一点，如果你的被子还挂在
窗口，就免不了有人打电话给警察了哩！打电话的老女人，不但认为你懒，而且觉
得你的被子乱了社会条理，严重得很哩。”
夏天，我们到亚洲去了两个月，回来时，发觉院子里的苹果树已经结实累累，
池塘里的莲花早已谢了又开，开了又谢。草坪长满了野花野草，蜜蜂闹烘烘的，好
像载不动躯体里沉甸甸的蜜，不断坠进人的酒杯里去。
木墙外的人行道上，野草一簇一簇地从砖缝中愤然昂起，迎着阳光，显得特别
油绿，有的还开着黄色的小花。
那条小道，因此很有一种颓弃阑珊的情趣。
门铃响了，打开门，是个制服整齐的警察。
“您是这儿的房主吗？”
“是的。”
“有件事情想拜托拜托您。”他合掌，作出恳求的姿态。
奇怪了，我想，是乡里要借用我们的家做什么事吗？有什么恳求如此慎重？
“麻烦您到这儿来看看好吗？”他挥挥手。
我们站在那条我认为颓废又美丽的人行道上，石隙里的小黄花在风里摇曳。
“拜托拜托，”他说，“您能在下星期之前将这条路清铲干净吗？铺在地上的
松针也得清走。还有，不只这段人行道是你们的责任，从人行道缘往马路伸进的一
点五公尺路面，住户也都有义务清扫。拜托拜托。”
上车前，他再加重语气：
“下星期我可得来检查哦！可别等着罚款啦！”
周末，邻居看见我们一家三口在人行道上拔草、扫地、剪树枝。扫把、畚箕、
剪刀，散置一地。四岁的孩子拔了草之后，正目不转睛地研究石隙里的蚂蚁。
施密特太太走过来，手里拿着个小瓶子，“用拔的您们要拔到哪一天？您看，
有这种除草药水，很有效呢！”她举着小瓶子，“混在水里，浇在路面上，就不会
再生野草，一年一次就行了！”
我知道毒药的妙用，可是毒药流进土地，渗进地下水，对自然环境没什么好处，
而且，我喜欢拔草，晒晒太阳，未尝不是种享受。
蒲公英的根生得很深，拔不出来。
施密特太太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
“一定是五号那家老夫妇去告状的，老人家最吹毛求疵了。”
一会儿，考夫曼太太提着菜篮子晃过来：“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声说：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电话给警察的，他们看起来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搁下脚踏车，漫步过来，笑着说：“德国人就是这样，讨厌天下太平静了，
所以鸡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你可别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纵声笑了，邻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们何从知道，在我来到这“讨
厌的”、“一板一眼”的德国之前，我住在一个多么不一样的社会呢？！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来到。红砖人行道上，突然摆起了面摊。老板娘手脚利
落地撑起布篷、架起桌椅板凳，老板开始洗锅洗碗洗菜。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面、
继之喝酒，继之划拳唱歌，继之口角打群架，老板把唱机开到最大音响，培养气氛，
我们在屋里挣扎睡着，等待天亮。
油腻和烟火终于使人行道上的红砖变成黑酱色，鞋子踩过往往就黏在地面，不
能拔脚。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面摊老板取得了协议。那个傍晚，面摊没有搭起来。
倒是来了许多工人，七手八脚地搭起了一个大帐篷，占据了整个人行道，还有半边
行车的大马路。
有人要办丧事了。
供着死者照片的道场布置起来了，摇着铃的道士、唱着佛的和尚、吹着唢呐的
中乐队、打着大鼓的西乐队、对着麦克风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还有那受雇
而来五人一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团，还有那脸上涂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
人。边唱边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们的人行道上。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到来。那个时候，我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一板一
眼”的女人，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告状，耳边还有忘了取出的耳塞。偶尔，警察因为
不堪其烦而来，总带着谴责的眼光看着我：“摊贩都是可怜人，为了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