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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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待遇？一个贩夫走卒有多少人权的保障、多少公民的尊严？
将近十点了，我在房里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电话铃却轰炸似地响起来。
刑警队请我立刻去派出所。
计程车在黑漆漆的胡同里绕着，在一个黑漆漆的胡同口被拦下下来；便衣警察
早等在巷口。
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个黑漆漆的院落里．看不清
面貌。刑警边走边讯问：
“您是台湾的作家？”
“是。”
“和侯建威什么关系？”
“表兄妹。”
“您为什么来北京？”
“处理版权问题。”
“那九千块钱是您的？”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过来；表哥大概认为由台胞身份的我来担负这九干块的私
下交易比较保险。
“我可以见见表哥吗？他已经在你们这儿好几个小时了。”
“不。请等一等。我们想先跟您谈一谈。那钱是您的吗？是您要侯建威去换的
吗？”
我沉吟不答。
我该怎么衡量这个情势呢？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笔钱属于我，所谓的“海外
学人”、“台胞”、“作家”，或者属于侯建威，一个不会说北京话的中国农民，
应该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差异。然而我知道：有人抢了“台胞”的钱，因为是“台
胞”的钱，所以判了死刑。一个台湾记者被抢了一百块钱之后，不敢报案，他说：
“报案？万一那个人被判了死刑怎么办？”
思绪百般回转，另一个便衣警察，长着张年轻的娃娃脸，走到我面前。我和他
握手。
“你的笔锋很利。”他开口说。
“什么？”我瞠目结舌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地听到这样的客套虚话，真是不合时
宜。
“您表哥进来报案的时候，”娃娃脸警察说，“我正在读您的《野火集》。”
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表哥正襟危坐着，两手放在膝上，像个规矩的小学童。
原先接我的刑警继续向他问笔录。
“总共有四个人在车里，一个麻子，一个胖子，一个戴墨镜，腰上有对讲机，
还有一个呢？”
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读者面对作者，提出问题：
“龙女士，您的书我很喜欢，可心里又有很多问题。太多的自由不会造成动乱
吗？您觉得民主适合中国国情吗？”
我的耳朵游离地听着两个角落里的声音。
“你知道，要不是你表妹的关系，你这案子我们根本就不会管。北京像这样的
欺诈案每天都有好几件——”
“人民跟政府‘对立’，那政府怎么做事呢？”
“你说的车牌号码我们已经查过了，是假的，根本没那个号。那是个专门的、
职业的欺诈集团。总而言之，你太贪心了。”
“台湾的民主又到了什么阶段呢？国民党怎么会把权力让出去呢？”
“我们明天会带你到几个点绕绕，看看是否会碰到些线索，可我想希望很小…
…”
午夜十二点。在北京一个灯光黯淡的派出所里，我在一本删节过的盗版《野火
集》上签了名。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晚上。
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眼睛，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
路 口
这是个人口在三四万之间的小城，名叫衡东，在东西南北街交汇的十字路口。
我将单车停下来。
乍看之下，这是一个乱成一团的路口，四个方向都在铺路，每一条路都只有半
边可行，尚未铺的半边矮下去，铺好的半边高上来，水泥路面到了路口便像悬崖一
样陡然截断。土路上摆着农人的摊子，这儿一篓丝瓜，那儿一笼橘子。水泥路面上
铺着一层泥泞干草，保护新铺路面的潮湿，三三两两的驴子摇晃着尾巴，闲闲地扯
弄着干草，各种各色的车辆拥挤在铺好的和未铺好的路上钻来钻去，忽上忽下，时
左时右，争夺前行的每一寸空隙，拼装的载客车——载满了人，几个年轻人还悬吊
在车尾——驶到断崖路口，唉呀，这么小而秃的车轮，这么高耸的路面，我以为它
肯定要翻车了，可是不，它像个螃蟹一样攀爬下来，喷出一团黑烟，继续勇往直前。
什么车都有，蜂拥而来的单车，脚踏的板车，两手扶着横冲直撞的拖拉机，拖
拉机改装的小卡车，小卡车扩大的小客车，冲着人老按喇叭的吉普车，暗着玻璃不
让人知道这里头坐着谁的桑塔纳小轿车……还有那运货的人，没有车而全凭脑子设
计出形形色色最原始的运货方法。譬如说，两块两米宽、三米长的木板要怎么运？
眼前穿过这两个人，一人肩上一根扁担，一前一后地行走，两块巨大的木板吊在扁
担的四头，把两个人夹在中间，一起平行地往前移动。譬如说，几十根粗壮的竹子
怎么运？两个轮子中间夹一块木板，竹子搁在木板上，一个人在前面拉着走，绳子
套在他的肩头，竹子的重负使他低头，身躯向前倾往地面，以拉纤的姿势苦苦前行，
他这一个人的“车队”前后就有十米多长。譬如说，三麻袋的米怎么运？每一袋都
有沉沉几十斤重呢，那个看起来瘦弱的年轻人，一次背一袋，已经把三袋都驮到了
路口。卸在马路中心，他歇了歇，喘口气，弯身驮起一袋，往西街走去，剩下的两
个麻袋丢在街心等着。再譬如说，不能走路的老人怎么送？一个面孔黝黑的中年汉
子，背着老人，他的两只手臂往后环扣着老人，老人细瘦的脚像孩子一样在两边悠
悠晃晃，这汉子正穿过东街，向我走近。
倚着单车慢慢儿看，这个十字街口真乱得可以，在高高低低的路面上，在翻翻
滚滚的尘土中，人车争道；单车、板车、拖拉机、卡车、客车、货车、小轿车、吉
普车，挤挤攘攘，穿梭在长短不一，宽窄不定，移动无常的竹竿、木板、麻袋、行
人之间，既没有红绿灯的外在标识，也没有车马右行的内在规律，这是一个完全没
有秩序的路口。
把单车的脚撑好，让我靠着后座，再看久一点。
没有秩序吗？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撞上那驮麻袋的小伙子？你看他这不就又过来
了，现在他两手空空，一身轻松地穿过街心——他甚至并不小心翼翼地左观右测，
他就那样什么也不看地吊儿郎当地摇着摆着，横冲过来、好像马上就要压死他的拖
拉机在离他手臂一公分的地方刹住，让他从容走过，司机“呸”吐了口痰，咬牙骂
了句“畜生”。又赶往下一场遭遇。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被那两口坐在十字路中心的麻袋绊倒呢？背着
老父的中年汉子走到麻袋跟前。眼睛眨都不眨地走过去了，载满毛猪的卡车离麻袋
老远就计量好距离，往斜里驶去，小伙子穿过枪林弹雨而安然到达，弯身一使劲，
麻袋已驮在肩上，他佝偻着背往前走，重压阻挡了他的视角，但是无妨，而他不让
车马时，车马就让他，当他放慢了脚步，车马就轰然向前，有无数个惊险擦身而过，
但也仅止于擦身而过。
在这单车上坐久了，看久了，我就发现，在表面的紊乱之下，这个路口，其实
隐藏着它自己的韵律和节奏，人与车，路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刚柔交替，进退互助的
默契，不经心的小伙子和拖拉机的司机心里都明白，在一公分的千钧一发之间，他
们会闪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不觉察这种默契的人就觉得这个路口紊乱无章；或
者说，心里只认定一套规则，人就觉得这个路口毫无秩序。
可是，真有秩序吗？从衡山火车站一出来，就看见地上新染的血迹，破碎的机
车翻倒在泥地里，尸体，人们说，刚刚运走，在东街上，我明明听见那交通警察大
声嚷嚷：不得了！八天里压死了六个人！这。也是你所说的秩序？
我想是的，那是一种内在的秩序。
小城里的人告诉我——说的时候还带着一点不愿太露的骄傲——衡东某个岩洞
里发现了谢灵运的题诗，是吗？谢灵运也来到这东西南北街？他可也曾驻足相看？
迤逦千年，在一九九五年的秋天，衡山脚下的小城进展到一个十字路口；它将驴子
放到一边吃草，引进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为了这些车辆，它必须铺下厚实的路面，
那挑卖丝瓜的，背负米粮的，拖拉木材的，习惯赤足走田埂的人们，正揣摩着如何
与各式各样的车辆在同一条路上行走，许多人未能避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令人
哀恸；可是，一个社会往前走，只能用自己的脚，横走或直走，前进或后退，它有
它自己的速度，它有它内在的秩序。
我跨上单车。向街心滑去；街上已经没有麻袋。
寻找一个岛
冬英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鬈发，
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婴儿抱在臂弯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冬
英的丈夫是常州的宪兵队长。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冬英仓促上路，并没有对淳
安城多看两眼，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湾新安江水，
对冬英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也没
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死亡，朝代会颠覆，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冬
英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明快，坚强。
一年之后，她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人已经到了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
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
却有两个兵还护着她，还有臂弯里又一个初生的婴儿，冬英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
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这淳安城的小姐于是卖掉身上仅有的黄金，租
了半爿屋子挡雨；买了些西瓜，剖成小片，让那军服尚未褪下的传令兵拿到港口去
叫买。
冬英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
新安江的水啊，她絮絮地说，是透明的，清澈见底；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
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掉，站进水里，两个裤脚扎
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冬英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
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何地叹一声气：“唉！说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
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嘛！”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
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像在说给她自己听。我这个台湾的孩子，对长江、
黄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哪里其实毫无概念，
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我都不十分清楚——新安江水是世界
上最干净的，长大以后，带着冬英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
看多瑙河的风光，冬英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
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没有我们新安
江的清……”
冬英在台湾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
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早已沉入千岛湖底，家国可以兴亡，
城，竟然也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大陆开放之后，人们纷纷结伴还乡，
也许人事全非，但乡，总归是乡吧，淳安城的冬英却冷冷的：“回去？回去看我什
么呢？”她说。
“看不到城，”冬英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冬英离开淳安近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冬英和丈夫，
和女儿，又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
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岛？千岛？”冬英说，“以前都是山
啦。”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冬英
确实没想到近五十年“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冬英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
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
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
安静；他们听见了“迷信”，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湖很大，一千多个岛，”
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冬英说。
“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姐你遥祭也可以吧？”
我看看冬英，她也正瞧着我。啊，我知道她要说的每一个字。
“我在台湾遥祭了四十七年，”冬英顿了一下，偏着头，似乎在想这“四十七
年”的意思，然后说，“今天人到了淳安，怎么能再遥祭呢？”
“千岛湖出事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冬英静静地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多情的亲戚不仅为我们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
着老城的记忆，能看穿湖水，将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汽
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
湖看起来素朴纯净，像原始的自然，但是我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无
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和小朋友们攀
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牵着大人的手
去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繁荣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
下会有绵延千年的人文彩墨。不，我不只是一个游客。
水花喷溅，滴在手上觉得温凉，猴岛，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吗？不想。蛇岛，
很多蛇，想看看吗？不想。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扑突扑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主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
面，前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冬英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肯定：
“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