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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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门牙，“我可以跟你去吃饭。”
※ ※ ※ ※ ※
我们在餐馆坐下。阿土点了香肠、薯条、百事可乐，每样两份，持会儿带出去
给女人吃。
“你几岁，阿土？”
“七岁！”阿土说，“你呢？”
“我八岁，”我说，“比你大。”
他满意地点点头，大眼睛一转，问：“你怎么有那么多钱？”
他指的是我刚刚付账时拿出来的百元大钞。
“我的钱也不多，”我解释着，“我有两个小孩要养，一个跟你差不多大。我
要很辛苦地工作才有钱——”
“你做什么？”他的嘴巴塞满了食物。
我想了一下，回答：“我每天到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做什么？”
“嗯——”说，“写字。”
“哦！”阿土显得惊讶，他笑着说，“我以为你是清洁妇，打扫办公室的。”
“我也是个清洁妇没错，”我帮他切香肠，“我还煮饭、洗衣、带小孩，我的
工作有好几份。”
“难怪你有钱。”他点点头。
“阿土，街上那个女人是谁？”
“是我妈妈的朋友，所以我妈要我照顾她。”
“你妈妈在哪里？”
“我妈？”阿土吧啦吧啦喝着可乐，“我妈死了！”
“怎么死的？打仗吗？”
“不知道。我爸走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清楚。”
“你爸哪去了？”
“不知道。他到很远的地方去——可不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打仗你知道嘛！
我爸不回来了。”
“那谁照顾你？”
“照顾？”阿土似乎觉得滑稽地笑起来，“我照顾爷爷，爷爷病了，躺床上不
动。奶奶做饭。”
“你们也住营帐里吗？”
“我们不住营帐，我们住公寓。”阿土的眼睛流转着观看四周，似乎对吃没兴
趣了，“那个女人就住我们隔壁。”
“公寓隔壁？”我问，“那个女人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哦——”他伸出指头开始数：“她、她丈夫、她侄儿——她侄儿也是个大人，
每天去上班，三个小孩，阿敏七岁，常跟我打架，他很坏，还有小桑妮，只有一岁，
还有姨婆……算不清了。我妈说她姨婆脑子有毛病——”
“你妈妈，”我说，“你不是说你妈死了？”
“对对对，”阿土敲敲自己脑袋，“我老说错，我是说我奶奶，我奶奶啦！”
“等下我拉琴的时候，”他眨着明亮的大眼，愉快地看着我，“你要给我多少
钱？”
我说我得想想看，然后注意到盘子里剩下大半的菜。
他耸耸肩：“刚刚街上有太太请我去吃披萨饼，我已经吃过了。吃不下了。”
※ ※ ※ ※ ※
在晚餐桌上，我把下午和阿土的邂逅说了出来。我知道我不该说的，因为，你
看，还没说完，丈夫就在那头哈哈大笑：
“哇塞！只有你这种傻瓜会去上吉普赛人的当。今天南斯拉夫打仗，她们就说
是南斯拉夫来的，明天阿塞拜疆开火，他们就变成阿塞拜疆人了。过几个月莫斯科
打起来，他们就全是俄罗斯人了。来来来，为咱们的慈善家干一杯！”
见证者
没事吧？跟你随便聊聊。
每个星期二，我从法兰克福搭火车到海德堡大学去教课。昨天，在火车上，看
到这么一件事，说给你听听。
我站在曼海的月台上，等着换车。这天人特别的多。一群外国旅客，总有十来
个吧，脚边围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显然是出远门的，愉快地说笑聊天。
火车进站了。这是班开往意大利的快车，一路上要经过许多阿尔卑斯山的湖泊
和隧道。
车子停下来，一大堆人堵在狭窄的车门口。没有行囊、只夹着一本书的我，第
一个上了车。到海德堡只有十分种的车程，所以我就在车厢与车厢的衔接走道里找
了个角落站着，居高临下，看着旅客艰难地把大皮箱和自己的身体从密集的人体中
挤上来。那门，真窄。
一个头发枯黄的中年女人挤到我身边来，不胜负荷地把皮箱“碰”一声落在我
脚边。
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自动门也不管用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幼儿，一手
拎着皮箱，胸前晃荡着挂在颈间的小皮包，正要走过来，被自动门给钳住了。她身
边还堵着一大堆人。
枯黄头发的女人伸手把门猛力拉开，嘴里嘟哝着：
“我的天，要把小孩给挤坏了！”
外国旅客正在前前后后地大声招呼，看是少了人、少了行李没有。黄头发女人
的丈夫终于也挤了上来，一个秃头、挺着大肚子的男人。他把一个更大的皮箱搁在
我脚边；现在，我的脚已经没有动弹的余地。
秃头男人瞄了自己女人一眼，很有权威地吆喝：
“把你皮包关上！”
女人赶忙低头看皮包，手臂夹紧了，喏喏地说：“是，是关上的。”
男人嫌恶地说：“这些人干嘛不回到南斯拉夫去！”
女人说：“是啊！挤死了！刚刚有个带小孩的女人，瞧，就是站对面的那个—
—”女人用眼睛示意，“就被自动门给夹住了，我把她放出来的！”
火车摇摇晃晃地走着，查票员已经来到走道，一个高拔的女声说：
“我的皮包——我的皮包被偷了……”
是那个年轻的女人，两三岁大的孩子紧紧依偎着母亲的腿。
“护照……车票……都没有了……”
挂在她胸前的皮包张着大嘴，露出一些纸张杂物。
头发枯黄的女人，就在我耳边，对她丈夫说：
“一定是她刚刚夹在门里的时候发生的，她身边贴着那群——”
男人回头瞄她一眼，问：
“你看见啦？是你帮她开门的？”
女人用力点头：“是啊，那个自动门刚好要关上，她刚好要经过，她一手牵着
小孩——”
“您有见证人吗？”查票员手里拿着剪票的夹子。
年轻的女人往四周张望。
“我们看见了！”秃头男人大声说，挺着胸膛，往前踏出一步。
“刚刚在曼海站上来一窝蜂塞比尔、克罗地亚人，乱成一团，”男人表情郑重
地述说，“这位女士被夹在这个自动门里，那群南斯拉夫人就围着她……”
嘿，你知道吧？塞比尔和克罗地亚人就是正在南斯拉夫打仗的家伙。克罗人要
独立，塞人不让，就火并起来了。房子被大炮轰掉的老百姓嘛，四处流亡。涌进德
国的有好几万。
火车已经慢了下来，海德堡到了。
车门自动敞开，在月台上，守候在这个门口的，是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大伙儿都下了车。查票员对警察说：
“这位女士声称皮包在火车上被窃……”
我知道我上课要迟到了，可是，你会原谅我爱看戏的个性。
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孩子，胸前的皮包还敞开着，好像一张张口要喊的大嘴。
南斯拉夫旅客三三两两地从别的车厢下来，往这里聚拢，边走边彼此探问：发生了
什么事？为什么要我们下车？
疑惑全写在脸上。
警察面对着秃头男人，取出纸笔：
“请留下名字和地址。”
“您看见窃盗的发生？”
“嗯！”男人很严肃地看着警察说，“是在那群南斯拉夫人里头，那个人大约
五十五岁，一百七十八公分高，深色头发，穿暗红色上衣。”
他很流利地一口气说到底。
我倒抽一口凉气。
对着陆续走来、正在七嘴八舌说话的南斯拉夫人，警察说：
“请您指认……”
男人的眼睛逡巡着。
……
然后抬手一指，指着一个走在大伙后边的人。
“他。”
男人低声对警察说。
他。在我看来，大约有六十五岁，一百八十五公分高，穿着整齐的黑呢大衣，
颈间裹着格子围巾。很英挺地走过来。
这个人，茫然地看着两个警察向他靠近。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显然是旅行团里唯一懂德语的人，愤愤地对警察说：
“那个人有什么证据？你们凭什么相信他的话？这是没有道理的……”
警察已经开始搜身。被搜的人仍旧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顺从地打开大
衣，抬高手臂，让警察伸手触模贴身的衣服。他甚至于不了解同伴在跟警察抗议些
什么，他听不懂。
另一个警察，弯着腰，打开一只皮箱，里里外外地摸索。皮箱关好，又把手伸
进一只百货公司的塑胶袋。
整辆列车等着。人们倚着窗子，伸出半个身子看热闹，不时彼此交换意见，比
手划脚地发表对世界局势和种族差异的评论。
秃头的男人似乎觉得任务已经完成，拎起皮箱，果决地对女人说：
“走！”
他踩着大步，女人窸窸窣窣地在后头跟着。
会说德语的南斯拉夫人对着夫妻的背影大叫：
“哈罗，不要走不要走，您欠我们一个解释呀！等警察搜完了您要给我们一个
交代——”
男人走得很快，一会儿就上了电梯，不见了。
两个警察，没搜到东西，一时之间似乎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交头接耳了一会，
决定请所有的人回到车上，继续他们的人生旅程。
“开车了！ 开车了！”列车长挥舞着手催促旅客。 南斯拉夫人三三两两地登
上车厢，只有一个，火车开动了之后还攀着车门，对月台上的警察大喊：
“这是不公平的……那个人怎么能没事一样……他要道歉……”
火车隆隆的车轮把他声音给淹没了。
搭电车已经来不及，我在火车站前跳上一辆计程车，赶到学术街去。还好，学
生还在。
秩序还好吗？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跪在花圃边拔草，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头发里杂着青草。
按铃的什么人听到了我的吆喝，折进了花木扶疏的小径。我用手遮着阳光，觑
觑来人，喝，是个穿浅绿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问，一面将手上的泥巴擦在蓝布裤上。
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你们来总不会有好事。”
他翻开手里一个卷宗，我望望篱笆，苹果枝才剪走，不致于伸到行人头上；人
行道上除了三两株长了白头的蒲公英，还算干净，早上取报纸时张望了一下，好像
连狗屎都没有；我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库里头———你来做什么？
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
人。
“这是您吗？”
还用说吗？
“您在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
主，车主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作笔录：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
咔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十三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速
十公里；您超了三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二十马克——。”
二十马克，就是大约港币一百块，台幅三百六十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
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教人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下的
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五十多岁的人有着持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
般咄咄逼人的公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为什么？”他重新握好笔，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
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像机之后，我已经接过两次罚单了，你这是第三次。我
实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个执行者，跟你发怒没什么意义。
“您请这边凉椅上坐坐，”我领他到池塘边，“我给你们秩序局去过两次拒缴
的信，我给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丛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后的池塘已经抽干，尚未注
入清水，黑油油的烂泥巴上飞着细手细脚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驶时速十七公里，超七公里；第二次，十五公里，超五公里。
拒缴理由是这么写的——”
警察饶有兴味地仰头看着我念：
第一，镇内行驶时速限制一般是三十公里，在这个路口突然变成十公
里，而在路口前又无任何具体障碍（譬如路突）警告驾驶人时速改变。
第二，路口的标志事实上只写着“步行速度”，并未注明“十公里速
限”。
第三，即使注明了十公里速限，汽车内时速仪上最低刻度是二十公里，
也就是说，二十公里以下的速度己无仪表显示。驾驶人如我，无从知晓所
行速度属十七或十五或十三公里。
第四，在前三种情况之下，要求驾驶人为三公里、五公里之超速而罚
款，实在荒谬、荒诞！
本人平常乃一循规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虽然合法）的处罚，
决定采取甘地和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拒缴罚金。
署名：龙应台
“怎么样？”我问，“您的速仪上有十公里的刻度吗？”
警察用手背挡着耀眼的阳光，摇摇头。
“那您怎么能知道自己开的是十三公里还是十公里呢？”
“凭感觉嘛！”
我哈哈大笑，“这种感觉，您有，我没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在他身边坐下，“感觉，不能作为法律的依据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说着，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开得很
好！”
“粉红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
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我觉得自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他很礼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咙，“这样一来，您的罚金会变得
更重；下个单子来，就是四十马克，再不缴，就是六十马克——三张罚单就变成一
百八了！”
他的后脚跟踩到了一只垂下来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涨的公民道德勇气也
受到了打击：“吔，别别别只谈罚款，总有人要对我的抗议提出解释吧？！”
他已经走到了篱笆外边，挥挥手：
“您不会赢的，相信我！”
“恶法非法，”我倚在栏杆上伸出半个身子，大声地对着他的背影，“恶法非
法，您懂这个道理吗？”
再见！再见！
我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任何秩序局的人。你如果问我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不同，
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时，说：“吃过了吗？”德国人碰到一
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吧：？”（Alles in Ordnung？）
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