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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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送给私人而）流失，不可（继续亏损）‘坐失’”；对盈利的公有企业他们却又变了个腔调，说是要“靓女先嫁”，“乘还卖得出去的时候先赶快卖出去”。总之是要卖光（其实是送光）公有企业而后快。
在作法上，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耍了一个大花招：他们先是主张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一旦这种改制得到认可而广泛铺开，就进一步鼓吹“让经营者持大股”，从而使原国营或集体企业很快就无偿地变成了少数个人的私人企业。在形势允许的地方，他们主张由政府官员以合法赠送的方式将公有企业白送给少数的所谓“经营者”个人。当然，这样白送的企业也是以“卖”的名义私有化的。可是在“卖”掉原国营或集体企业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进行的是有系统性偏向的批评，他们总是抱怨政府或企业员工在出售公有企业时向私人购买者要价太高，而从来不提要价太低的情况。结果是将“卖”公有企业变为接近于白送。
而在私有化不能取得合法地位的地方，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就袒护以致鼓励各种腐败行为，支持实行“贪污腐败的私有化”。与此同时，他们一方面积极呼吁修改宪法，要在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却从来不提反腐败和制止侵吞公有企业的必要。背后的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要先违法地将公有企业侵吞为个人私有，然后再用法律把侵吞来的个人财产保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七曰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认为经济外向型的程度越高越好。本来这种观点重视的是增进出口，它更象一种现代的重商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但是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种种因素的作用，一国绝不可能在较长的时期中只增加出口而不增加进口，因此尽可能增加出口的结果，是扩大整个的对外贸易规模，形成一种“出口导向型经济”。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在别有用心地为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叫好。
70年代之前，南韩、台湾、新加坡等地向日本学习，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把它们当成了高速发展经济的榜样，我国自19 78年转向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时起，就开始动用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来增加出口。从那以后，对外贸易规模越大越好、特别是出口越多越好的观点，就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和各级政府官员中占了统治地位。直到今天，还几乎没有人敢对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说一个“不”字。而在实际上，任何经济发展战略都不可能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最优的。在今天的中国，再不顾国际国内的客观实际情况推行这种发展战略，那就要遭受极大的损害。
八曰外国投资越多越好，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引进外资。被这种信条控制了头脑的人主张以一切可能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这些特殊的优惠政策从专门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减税直到特殊的进口优惠；许多地方政府更是争相给予外资特殊优惠，其结果是造成了对外国资本的“超国民待遇”——某些外资企业所享受的政府政策待遇比大多数本国企业还要优厚。而在近20年的中国，这种“外资越多就越好”的观点几乎成了一个不容质疑的教条。
严格地说，不惜一切代价地引进外资的主张并不是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投资问题上，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的是投资完全自由化，主张的是给予一切投资者以完全同等的政策待遇。但是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出于其特殊目的，倒是极力赞成这种不惜一切引进外资的作法。
许多中国人之所以认为“外资越多越好”，是因为他们看到中国人均资本太少，发展经济需要资金。他们没有看到，今日中国的国内储蓄远大于投资，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中国的资金实际上在净流出。在这种背景下，不惜代价地引进外资只是让外国企业夺走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挤走了中国自己的资金，而让外资来控制中国经济。
九是赞赏目前的全球化趋势，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这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真正态度。它要求各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外国资本面前完全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允许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包括实行投资自由化。自由主义者们主张由此使各个国家“溶入国际社会”，在经济上成为一体化的全球性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一部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也是近年来西方某些人掀起的“全球化”宣传的一部分。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大体上赞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和外资越多越好的观点，并且大都倾向于尽可能自由化的对外经济关系。有些人甚至公开说：中国的走私如此猖獗，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关税税率太高。但是早期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对外经济政策主张上并没有鲜明的色彩。而近年来中国又成长起了一批新一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主张事事都要“同国际接轨”、“溶入国际社会”，从而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投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比起“出口越多越好”和“外资越多越好”的传统看法来，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的主张所带来的损害会更大、更严重。
十曰相信制度万能，自由竞争可以作到一切，这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是普遍的信仰。有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曾经这样概括说：“中国缺的是一个好的制度”——言外之意是中国不缺别的任何东西。而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好的经济制度就是自由竞争的制度。
说这是一种信仰，是因为谈到经济上的任何问题——从人均收入低到某种产品的价格高——这些人都会把原因归结到“经济制度”上，归结到“没有放开竞争”上，而从来都不会再举出别的什么原因。在他们制造的这种舆论下，不仅“制度”成了中国经济学界最流行的名词，而且制度被当成了任何经济问题的唯一原因。在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信条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竞争的迷信，似乎竞争可以作到任何事情，而不需要受其它的因素制约。这种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缺乏竞争的作法，有时真令我想起那些“法轮功”的痴迷者——不管你有什么病，身体或精神上有什么不适，当你去问他们时，他们都会回答你说：因为你没练“法轮功”！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散布这些信条时，利用了“改革开放”至上的政治标准和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经济政策为之服务的目标，当作衡量一切政策的准则。由于这种思维定式已经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占了统治地位，它就象流行的服装时尚一样统治着社会，造成了一种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的社会政治风气。在这种流行氛围下，谁要被认定了是“反对改革开放”，谁就会遭到舆论起哄式的围攻或唾弃。在这样的思想围剿下，中国的知识界人人自危，谁都怕被戴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而又都想把这顶帽子给自己的敌手扣上。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更把“反对改革开放”化成了消灭其对手（政治上的甚至学术上的）的大棒。
其实，就是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也只能以社会的福利作经济政策的目标、作衡量一切政策的准则。一种政策，只要它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那就不管它是“改革开放的”还是“不改革开放的”，都是最好的政策。因此，那种改革开放至上的思维方式，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地地道道的本国货色。
实质上，在所有上述这些经济信条背后的共同理念是，主张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按照这些有害的信条去作，最终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蛮残暴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导致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暴富，导致国际资本统治和盘剥中国。而所有这些，又都装饰上了“改革开放、发财致富”这样的冠冕堂皇的招牌。而在实际上，这样的经济自由主义必定在中国造成与苏联东欧一样的后果：它不仅会消灭一切社会公平，而且会使中国落入拉丁美洲式的不发达陷阱。
对外贸易
01、最有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
我们必须对多年来一直奉行的对外贸易战略作根本的反思，坚决地放弃那种不惜代价地追求扩大出口的政策取向，以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为中心来构建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转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轨道上来。
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经济发展的根本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于飞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ＧＤＰ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ＧＤＰ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ＧＤＰ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ＧＤＰ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ＧＤＰ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ＧＤＰ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