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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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位“著名企业家”，他领导下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曾因良好的企业管理而在新加坡屡获殊荣，自2001年12月上市以来，股价已经涨了3倍多。陈久霖因此而成了在新加坡的中国企业的头面人物，拿着最高的薪水，带着“打工皇帝”的头衔。
中航油的巨额亏损只不过又一次打破了有关“企业家”个人的神话，再一次告诉我们，任何“企业家”——不管他曾经有多好的业绩——也不是神，而是人，他们也会犯错误，并且可能犯致命的错误。为了防止他们的错误给整个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无论是在国有企业中还是在私人经济领域，都必须建立并严格执行足够多的规章制度和纪律来约束这些“企业家”。
这样来总结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教训，更使我们必须坚决禁止让企业经营者个人成为企业所有者的“权贵私有化”。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鼓吹者们主张将国有企业变相白送给少数经营者，依靠的就是这种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这种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把个别的企业家说成了扭转乾坤的神仙，不管是多穷困潦倒的企业，到了他们手里就变得兴旺发达，而一旦没了某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企业家”，多好的企业也很快就会完蛋。靠着编造这样的神话和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那些ＭＢＯ的鼓吹者们才敢于公开要求把国有企业变为少数经营者私人所有，其理由是搞好一个企业只能靠那个神奇的“企业家”，只有把企业变为他自己的，他才能全心全意地努力，才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妨碍他作出和贯彻其全部的英明决策。
而一旦认识到任何“伟大的企业家”都会犯错误，就不再会有将企业送给“企业家”一个人“持大股”的理由。就是私营企业也可能因为老板的错误决策而一下子破产，因此应当对企业领导个人的权力加以种种制约，这样才能避免个人的决策错误对整个经济带来巨大损害。而如果企业由其最高经营者“持大股”，企业领导的个人权力就失去了任何制约。而在按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的国有企业中，企业领导的个人权力就恰恰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制约。
既然我们反对权贵私有化是为了以规章制度制约企业领导的个人权力，就更不应当允许国有企业的领导破坏规章制度而独断专行。但是最近20年来，国有企业的规章制度趋于瓦解，这就使企业领导个人的胡作非为可以给企业造成极大的损害。
《参考消息》2004年12月4日第4版转载的香港《信报》社评指出：“中资企业的老总通常都是个人色彩强烈，作风独断专行的人物。对一家成功的企业来说，这是掌舵人所必需的素质，但如果缺乏适当制衡，企业的‘出事率’会极高，过去不少内地企业由盛转衰，或在不知不觉间爆出惊天丑闻，都是源于企业内部失衡、公司治理水平偏低。”“中国航油的总裁陈久霖2002年获得的报酬是1600万元人民币，高居新加坡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榜首，被当地称为‘打工皇帝’。由于他在7年间把公司资产由2 1万美元发展成近30亿美元，包括总公司的管理层，公司内无人敢逆其意而行，结果铸成大错，令中资企业的声誉再次蒙上阴影”。
企业领导者的个人权力失去制衡，没有以企业内部的制度规章约束企业的领导个人，这才是中航油巨额亏损的真正根源。而这样放任企业领导个人任意横行，又是出于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
我们中国是个有个人迷信传统的国家，人们愿意将个人神化，迷信并依赖单独的个人。对一个武将关羽的神通可以迷信到将他奉为“武圣”“关大帝”的程度。可就是这个关羽，虽有“水淹七军”、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的赫赫战功（后两项战功其实多一半是后人捏造），不也最后败走麦城，丢了性命吗？但是中国人就喜欢大谈关羽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而不愿好好说说他怎么败走麦城。正是出于这种对个人的迷信，中国人才有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也就是在这种思想传统支配下，才会在最近十几年中放任企业领导个人任意横行。
也正是在最近十几年里，“企业家”个人的局限性暴露无疑。我们只要看看，七八年前声名赫赫的“著名企业家”还有几个在经营他据以起家的那个企业，又有多少“著名企业家”已经倒下，我们就会明白，迷信单个的“企业家”个人是多么可笑，把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命运寄托在“企业家”个人身上是多么地不可靠。
中航油的巨额亏损又一次说明了那个真正颠扑不破的真理：无论多么优秀的企业家，都不可能是永远正确的神，而只能是会犯错误的人；把企业和经济的命运寄托在个人身上是错误的；必须以有效的制度和规章纪律来约束企业领导的个人行为，否则就会受到巨大的损失；由于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白送给任何个人都有害无利。
宏观经济
01、宏观经济过热实质上仍然来源于经济上的困境
2002年底，笔者非正式地发表了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当时大家还都在谈论宏观总需求不足，而我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短期：总需求为何不足”。但是自2003年第二季度开始，人们就在谈论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过热，总需求是否过大。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细心的人势必会问笔者：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如果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你在《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中说的岂不就过时了吗？
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评价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分为同样明确的两个部分：至迟从2003年第3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已经过热，目前仍然处在过热之中，当前的总需求确实已经大于总供给潜力；但是，尽管2003年和2004年中国经济出现高增长，甚至开始了通货膨胀型的经济过热，但是中国经济需求小于供给的整体困境并无实质性变化。
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说法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其统一点就在于：2003－2004年中国确实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但这个经济过热很脆弱，很可能过热一消除经济就重新落入总需求严重不足的萧条；这一轮中国经济过热的背景，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处于比走钢丝还难的“刀刃”路径上：整个经济的波动性很强，如不处于总需求不足的萧条状态，就会马上陷入总需求大于生产潜力的过热状态，而整个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需求不足的趋势，求大于供的过热只是很短暂的现象。造成这种强烈波动性的根源还是我在《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中论述的那些因素，或者说是这些因素的表现形式。
首先说当前宏观经济的过热：20世纪90年代我根据多年研究的结果，断定中国生产潜力的增长每年约为9％，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持续超过这个“潜力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就会不断上升。这样的增长持续下去，整个经济就会陷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它标志着经济内部协调的混乱，最终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降低。这样的分析为我国的宏观经济过热提出了两个衡量标准：一是经济增长率持续超过9％，另一个是物价总水平上涨的速度不断加快。
2003年和2004年的中国经济已经超过了这些经济过热的指标：
——自2003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始终显著超过9％，只有2003年第二季度由于防“非典”才使季度的同比增长率低于9％。20 03年中国经济全年的增长率已经高于9％，如果不是由于第二季度的“非典”冲击大大降低了该季度的经济增长，2003年全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肯定在10％以上；
——中国的各项物价总水平指标上涨的速度都明显加快，特别是消费物价指数的年上升速度已经增加到了3％以上，2004年第二季度消费物价指数更比上一年同期上升5％以上。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不能仅仅用国际粮价带动中国粮价暴涨的影响来解释，因为早在2003年就发生了工业原材料（特别是钢材）价格的暴涨，这种暴涨正是宏观经济过热的表现。由这两大指标看，中国确实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如不及时进行适当的宏观经济紧缩，1988年和1994年那种爆炸性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有可能重演。
但是另一方面，宏观紧缩政策也确实有使中国经济重新陷入多年的通货紧缩而难以摆脱的危险。这里的主要问题并不在宏观紧缩措施的力度上，而在于中国经济波动的强烈性和这次过热的脆弱性。这种波动的强烈性和过热的脆弱性，都来源于真正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足，它使中国经济持续地面临着总需求不足的威胁。我在《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中论述的正是这种持续的总需求不足的威胁。
现代世界各国和中国经济波动的经验都说明，在市场经济中，消费需求的波动相对较小，其增长率相对比较稳定，而投资需求的波动就比消费需求大得多，其增长率也极不稳定。这样，宏观经济的波动主要表现在投资需求的波动上：当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时，整个经济过热，此时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较低；而当投资需求增长过慢甚至下降时，整个经济就陷入萧条，此时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则较高。
由于消费和投资在宏观经济波动上起着这样截然不同的作用，一个经济中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越高，该经济波动的倾向就越低；一个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低的经济不仅总需求不足的倾向更强，而且其充分就业对投资需求的依赖性更大，从而由于投资内在的不稳定性而发生经济波动的倾向也更强。
投资的内在不稳定性来源于投资仅仅取决于赢利的前景，而赢利的前景又反过来受总需求影响。在经济从一场萧条中复苏的初期，某些开支的增进可能增进总需求，这在存在大量失业的环境下会大大提高赢利率，从而带来极高的赢利预期，这种赢利预期又反过来促进投资的增进，从而由投资的急剧增加而带来繁荣；而当经济中的总需求由于某种原因而下降时，这又会反过来降低赢利率和赢利预期，从而大幅度地降低投资，使整个经济进入衰退。
我国经济在最近几十年中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一直偏低，而积累率（投资占总支出的比例）则偏高。改革开放初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占优势地位的意见是要提高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以后一个时期中这一比例也确实有所提高。但是到1991年，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又重新跌到1978年的水平以下，1995年更跌至一个新的最低点。而在90年代中国的经济萧条中，消费占需求的比例虽然有所回升，但也没有回升到1991年的水平。2003年的经济高涨中，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更跌到了1993年经济过热时的水平之下。
我在《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中已经系统地说明了，最近10年消费占中国总支出的比例为何如此之低。而最近十几年消费占中国总支出的比例如此之低，这不仅造成了中国强烈的宏观总需求不足倾向，而且使投资的内在不稳定性引发的经济波动变得更为强烈。
投资过热的源头
最近的这一波经济过热，就突出地证明了投资的内在不稳定性会引发强烈的经济波动。
当2003年第一季度出现了超过10％的经济高增长之后，占多数地位的看法是，拉动这一高增长的需求高增长主要来源于私人购买小汽车和房地产投资。而在私下里很多人都认为，2002年下半年各地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后争先恐后地大兴土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拉动需求高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激增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以及小汽车购买，不仅增加了当时的总需求，而且造成了对钢材、水泥、电解铝等原材料需求的激增，使钢材等原材料价格暴涨，从而又反过来极大地刺激了对这些原材料生产的投资。于是就出现了今年第一季度钢铁等原材料行业投资的惊人增加。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经济向上波动时的典型一幕：需求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了投资增加，从而使整个宏观经济从高涨进入过热。
从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总水平走势这些宏观指标看，中国经济已经过热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拉动这次过热的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和小汽车购买是否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是否存在泡沫？这是我们必须着重搞清的。
一般人都知道，许多地方政府搞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超出了其财力允许的合理范围，这方面的投资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存在泡沫，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目前的房地产投资是否存在泡沫，就有很大的争议。房地产开发商的代言人们提出了种种论据，坚称目前的房地产业不存在泡沫。其实它们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看房地产业的“生产”与销售的对比。房地产商的代言人们强调，近年房地产投资与销售的增长速度都为每年20－30％，1998年之后的6年中有5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增长率大于同期竣工面积的增长率，因此房地产的“生产”与销售是相互协调的。这样玩弄增长率的对比本身就是错误的论证，它掩盖了房地产的“生产”与销售在数量上严重脱节的实际情况，因而是骗人的。
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实际完成金额，在1999年是4103。2亿元，2000年为4984亿元，2001年为6344亿元，2002年为7790。9亿元，2003年更达到10106亿元；而商品房的销售金额，根据其销售面积与平均销售价格计算，1999年为2988。5亿元，2000年为3936。2亿元，2001年为4863。4亿元，2002年为6031。9亿元。每年商品房的销售金额都比同期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实际完成金额小20－30％，这就造成了每年商品房的“生产”都严重地大于其销售，以致商品房的空置面积不断增加，近几年新完工房屋的空置率已经达到19％。这种“生产”严重大于销售的局面显然是不应也不能永远维持下去的。何况由于空置房屋仍会增加以后的供给，这样不断累积“生产过剩”的过程早晚必须停止。
更为严重的是，就是那些已经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