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布鞋的马云:决定阿里巴巴生死的27个节点(出书版)-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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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这里见证这一时刻的企业家，与马云和集团总参谋长曾鸣充分沟通；晚饭后，张勇带领大家参观西溪园办公区；技术负责人跟大家讲解，为了保障海量交易在某一时刻的峰值所采取的措施。接下来我们坐在一个大屏幕前观看实进交易的数字，现场也有商家代表分享，中间有视频的实时连线，会实时看到物流配送的情况。
我记得那天与一位市长连线，这位市长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比喻来形容实体经济与淘宝天猫的关系。我当时正好坐在马云后面，我说，你看他把你们当成了皮。马云笑了一下，他说，如果一个企业不以用户消费需求的前端来改造后面的生产和制造，以及整个供应链环节的话，这样的企业是会被时代抛弃的。他说海尔做得不错，当时我看了一眼屏幕，海尔的销售额好像是第一。
当电子屏上的销售额超过300亿时，偌大的西溪园区灯光全部亮起，园区内一片欢呼。马云此时走向窗户，在一阵阵的欢呼声中，我看到，此时马云神情是满意的，一点点笑意挂在脸上。他缓慢地走向窗台，有一点儿闲庭信步的感觉，然后掏出了手机拍下了园区欢乐的场景。我正好站在他的侧面，我在想这个时刻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呢？因为当时窗边的人很多，找他合影的更多，我的问题当然无法在这个时候提出。
当天晚上11点多钟，交易还在进行中，他与李连杰接着去看菜鸟物流的同事们。我们看到阿里巴巴员工们多半面色发青、发黄，马云跟员工们合影，一路讲大家辛苦了。他的朋友李连杰那天几乎和每一个想跟他照相的员工一一合影，并给加班加点的员工加油打气。我站在远处看着他们，感叹李连杰对朋友的厚道，他当天晚上为员工加油的状态好像阿里巴巴是他的一样。
阿里巴巴的员工为这一天的到来准备了很长时间，临近“双十一”更是有许多人没有时间睡觉。阿里巴巴的同事对我说，窗户里欢呼的人中有许多是三天三夜没有睡觉的员工，在阿里巴巴的办公区有一排排的各种小吃和方便面，还有一些为加班人员准备的一排排的被子，十分壮观。
在晚上12点前，我们来到马云家中喝茶，等待那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12点也就是“光棍节”结束的一刻。马云的夫人、爱佑华夏的王兵、参谋长曾鸣等几位阿里巴巴的核心人员，不知谁说我们打赌看看到底会是多少亿，反正都在350亿上下。当时马云背对火炉嗑着瓜子，若有若无地想着事情。一个与几万人的团队一起创造了一天销售额过350亿的人，若忽略他此时想事的状态，他仿佛就是一个顽皮的少年。
销售额超过362亿后，到底是多少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海量的销售额在一天内完成。其实这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也是马云当天下午一直在讲的C2B，从消费者的前端和需求出发，颠覆传统制造业的时代已经开始。C变得空前重要，与C有关的数据就变得至关重要。
顺势造节
我们已经看到阿里巴巴和马云之前的造词（“网商”）和造势（“西湖论剑”）。到2009年时，阿里巴巴更进了一步：造节。
从2009年起，淘宝和天猫开始做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已经做过的5年之中，尤以2012年“双十一”单日销售额191亿最为震撼。阿里巴巴集团COO张勇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个数字“震惊了所有零售行业”。这种说法应不为过。
马云对“双十一”的定位是：“中国需要消费者日，3·15是消费者维权日，阿里巴巴人希望‘11。11’成为真正的消费者日，商家感恩回馈消费者。”
2009年张勇还是淘宝商城的总裁。他自称，最初策划“双十一”这个节日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做一个网上购物节。当时淘宝系电商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尚且没有真正有影响力的其他电子商务平台出现。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此时的“双十一”更像是一个公司的促销活动。但是3年之后，“双十一”不但让淘宝系电商产生了震撼零售业的单日191亿的销售额，更是变成了整个零售业的节日。
张勇自己的说法是：“到2012年，几乎所有商业形态都全民总动员了。我和我的同事们看到了，在某些城市的晚报上面，出现了一些线下的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双十一’搞活动。换句话说，‘双十一’已经从一个线上的消费者的活动，开始变成了一个整体的消费者的节日，它不再是属于电子商务的一个节日，它是一个属于消费者的节日。”
阿里巴巴造节“双十一”，为何能够成功？而其他很多相似的举动，包括其他一些电商公司的造节努力，为何就没有产生效果？
首先是日期选得好，让人印象深刻。马云被人称为“外星人”不是没有道理。阿里巴巴习惯于不按常理出牌，比如武侠文化，比如为公司取的名字，从阿里巴巴到淘宝，再到天猫、菜鸟，再比如选择一个被网友称为“光棍节”的日子造节。张勇说，重要的不是“光棍节”，是“11。11”好记。岂止好记，简直是深入人心。
其次是天猫和淘宝的“双十一”，还真不是一般商家的节日促销。天猫和淘宝都是电子商务平台，平台上真正卖货的都是各个商家。自营电商打折，是压低自己的利润，再把这种利润挤压通过供应链传递给供货商。而平台做促销，商家自己定价，一是可以量力而行，二是大规模的销售最终获利的也是入驻商家。因此商家有动力主动参与“造节”。这种主动性当然也会传递到线下。要知道天猫的入驻商家，有相当一部分也都在线下拥有渠道。线下商家配合线上渠道在“双十一”做促销，最后其他零售商乃至电商也参与到越来越流行的“双十一”中，因为这是多赢，每一方都可以从中获利。
最后一个原因还是借势。无论阿里巴巴的市场与公关团队在造节的过程中付出了多少努力，从2009年的5200万到2013年的超过362亿，其背后都是更多的用户在通过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在完成消费行为的趋势。用户在向线上迁移，大势如此。
除了高额的销售数字产生的震撼效果，“双十一”也是一个展示公司的机会。每一年，都有上百家中外媒体聚集到杭州，而每一年的“双十一”，阿里巴巴都能找到新的可以展示给媒体的故事：团队、物流、技术、移动互联网……
阿里巴巴新的挑战是，让“双十一”继续制造出高潮。而想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不断攀升的销售数字已经不够了。
节点20　2010年，支付宝内资化、VIE事件、拆支付宝
当董事会、大股东不同意时，我作为CEO必须考虑国家法律、用户和阿里巴巴的2。2万名员工。尽管这个决定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它是正确的。
创业者面临的暴风雨
2009年，当时的阿里巴巴主要股东有三个：马云为首的创业团队、软银和雅虎，这也意味着支付宝受三家股东共同控制。马云和他的团队是中资，软银注册地、上市地是日本，雅虎是美国公司。当马云和支付宝团队拿到央行通知“第三方支付企业备案”时，马云意识到有外资背景的第三方支付企业可能会遇到阻力。支付宝虽然在中国第三方支付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复杂的持股比例让它可能会遇到大麻烦。仔细研究过央行的文件后，马云和他的团队在2009年成立了一家中资全额控股的企业，并将支付宝70％的股权转移到这家公司。
2010年6月，央行发布02号指令《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第三方支付企业必须为全资中方企业，第三方支付企业不能有任何外资成分。02号指令规定和当时的情况，只有完全中方企业才能拿到第三方支付牌照，而有外资成分的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地位和管理条款则没有规定。事实上，至本书截稿，该规定仍然没有出台。虽然指令保留“外资参与支付企业另行规定”的内容，但马云和他的团队判断“另行规定”的发布可能遥遥无期。甚至在金融形势稳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根本等不到新的规定。如果是这样，支付宝将面对没有执照的窘境。
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6月2日，指令发布一周后，支付宝团队就将剩余的30％股权全部转移到这家中资企业中。而这家中资企业的法人是马云，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支付宝的全部资产都转移到了马云的个人名下。
2010年前，支付宝是一家赔钱企业。当年阿里巴巴董事会有四人：杨致远、孙正义、蔡崇信和马云，坚定支持支付宝的只有马云。就这样，虽然早在2005年，央行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和后来的正式文件的内容一致，5年后的2010年发布了正式稿，马云在此期间不断向董事会提出支付宝可能面临的政策和经营风险，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010年后，随着支付宝获得全新第三方支付牌照，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有极强的赢利能力。但支付宝经营的成功，却给马云带来了麻烦，越来越多的人质疑马云为了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将支付宝的全部股权转移到自己名下。
很多人质疑马云当年没有通知董事会，更没获得董事会的批准。甚至说2010年的形势根本没有那么危急，马云根本没必要那么做。在2009年7月24日的一份会议纪要中明确记录：授权管理层采取措施获取支付牌照。而对于没有董事会决定的质疑，马云的回答是：“5年来我们都是董事会纪要。成立淘宝也是我跟孙正义的君子协定。成立支付宝、阿里云计算，都是纪要。”“做出（控制权转让）协议的事雅虎董事和软银董事都知道。不是不知道，而是没有达成协议。在没有达成协议情况下，第二天就递交（支付牌照申请）报告了，我能怎么办？”
直到今天，对这件事的质疑还没结束。如马云所说：“当董事会、大股东不同意时，我作为CEO必须考虑国家法律、用户和阿里巴巴的2。2万名员工。尽管这个决定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它是正确的。”
在水中游泳的人都是很艰难的
2011年5月，华尔街那个以犀利著称的女记者，向参加全球数字大会的马云提了个这样的问题：“听说你把支付宝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像小偷一样？”马云可能早就料到会有人问这个问题，笑着回答说：“如果这样做了，你认为我还敢来这里吗？”这个视频的火爆和支付宝VIE事件混在一起，成为互联网业界和媒体最热的话题，那段时间围剿马云的文章和话题铺天盖地，大有黑云压城的气势。
今天此事已过去好几年，是黑是白时间已给出了公论。今天我所关注的，是一个创业者所要面临的各种暴风雨。所谓暴风雨就是要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
第一，与中国监管部门的关系。阿里巴巴的许多业务都是超前于大众和监管机构的认知的，这就导致业务在进行，而监管滞后，这样的状态就让企业与国家监管部门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因为没有一个清晰的要求明摆在那里，国家的相关规定在时间演进的过程中展开。其实未来阿里巴巴还会有一些业务会面临这样的情景。
我们看到自2005年以来这件事被提上了议程，但央行的明确规定5年后才实施。这样的状态会让股东误认为，这是一个没有那么急的事情，所以不必马上做决定，而且也许还会心存侥幸，认为说不定还可以拖更长时间。现有的资料显示，阿里巴巴的股东大会在2009年就有相关讨论和纪要。所以，作为一个超前性业务的创始人，处理与监管者的关系，不仅是马云的难题，也是今天众多互联网公司创始人的难题。互联网正在将每一个产业进行改造和颠覆，而它们的进入都给相关监管带来了困难，监管人员首先要认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本身就需要时间，也有难度，再加上与产业的结合就更复杂。有意思的是，互联网的创业者绝大多数依靠的是市场和用户，他们根本不擅长与政府公务员打交道，其交流的语境也相差甚远，思维方式也各异。所以，与监管部门打交道将是互联网创业者的一个难题。
第二，与投资人的关系。马云的两位主要股东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日本人，这两位占阿里巴巴的股份接近70％，与他们的沟通就变成十分重要的任务。马云不止一次地说过，孙正义是他的灵魂伴侣，这说明他们对互联网、电子商务前景的认识高度一致，而且在智慧和才能上相互欣赏。这在投资者与创始人中实属不易，所以交流起来应该是高效的。但是在涉及公司股东的重大利益上，交流起来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顺畅。无论如何，在外人看来，此次VIE事件，孙正义还是十分有智慧、识大体的，他在韩国机场的简短发言也极其有利于事情的正向推进。
与雅虎的关系相对于孙正义要棘手一些，其间还出现过隔空喊话的情景，再加上雅虎一度面临被微软收购的境地，其与投资人的关系处理要复杂许多。但此次VIE事件的处理仍然比想象的要顺利很多，其间的艰辛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每次在阿里巴巴与雅虎之间有新闻出现时，我脑子里总是回想起2006年1月，马云在瑞士达沃斯那个小酒店里跟我讲起雅虎入资10亿美元的情景。讲的时候，得到10亿美元毫无疑问对阿里巴巴是一个极好的事情，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我总觉得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觉。有些事情在某个历史时期看是对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利弊对比会超出预期。但是，谁都只能活在历史的当下，而不可能活在未来。对于创业者来说，所要做的就是出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往往许多时候创业者面临的选择并不多。所以只能把问题放在过程中解决，而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而且，解决一个问题时常常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第三，和媒体人的关系。在我认识的许多企业家中，柳传志和马云是深受媒体人喜爱的类型，因为他们能深入浅出，能清晰地、有色彩地表述那些枯燥的商业问题。在此次VIE事件中，媒体记者的推波助澜也让本次事件升级。我没有问过马云，但是我想本次事件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