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里子与面子-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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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让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耸立在襄阳城，这事儿要是不引发争议才是怪事。反对者的理由无外乎什么“虚拟人物不宜”之类的玩意儿，完全忘了丹麦的小美人鱼以及那些神话传说当中的人士。虚拟而又深入人心，正好证明了一种文化现象的成功。最多我们可以说在作者还没千古之前就给他笔下的人物立像有些着急，但为虚拟人物立像并不犯什么忌讳。实际上有时候那些现在看来烜赫一时的人物，他们经常会“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生命周期还不如郭靖、黄蓉。
关于立像与否就说这么多，城市名片倒是可以说几句。
郭靖、黄蓉以及贯穿着“射雕三部曲”的主题，不知道打算用他们作为城市文化名片的人是否知道？黄蓉的身世比较复杂，父亲黄药师属于那种自我放逐的类型，并没有多少家国之思；郭靖则是梁山好汉的后代，属于最终还是走上了正路的大侠。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出奇。
金庸是个知识分子，他所在写《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其实是描写了一场正常的家国之悲，郭靖他们虽然是以武犯禁的侠客，最终会走到与当局合作的这条路上来。这未必是他们所愿意的，但当其他入侵者更为凶残的时候，侠客的目的与当局的目的有共同之处。这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最终奠定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基调。
如果金庸止步于此，他也就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远远说不上“伟大”二字。他伟大的地方在于，可以颠覆掉自己曾经建立的价值系统。在他后期的《天龙八部》、《笑傲江湖》中，不向权力谄媚的价值观固然还是主流，而这个权力到底是不是正当也是受到怀疑的。大侠萧峰出身异族、段誉则是大理王子，在他们心中的正义已经没有多少家国的背景，更多的是超越了国家之后，再看什么是自己能够认可的侠义精神。
只是这种思考往往是以一种归隐或者死亡作为归宿的。在那个或者这个时代里，单纯的侠义是不存在的，他们只能在两难当中进行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成为令狐冲，离开所谓的侠义与纷争，找个地方与自己的爱人终老。能有这个结局已经是不错了，比起他们战死在襄阳的前辈来，在白驹过隙的人生里算是有着自己个人的幸福。
武侠小说中的“侠”其实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写照，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把批判的武器变成了武器的批判，从而接着给自己的两难处境找一个归宿罢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已然是他们最好的结局，其他都是不堪闻问。借问一句襄阳今日的守城者，你们在立这个雕像的时候，真的明白他们的精神是什么吗？
流放之路，成人之美
说起古代的刑罚，今人看起来似乎是种类繁多、严苛怪诞，这大致无非是古代所谓的“肉刑”留下的印象。去古不远，提起黥面、枭首、绞刑、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人们无不颤栗。这些都是事实，是文明未到的表现。实际上说，古人尚算质朴，其刑虽然在肉刑方面具有原始的残忍，但其他刑罚倒是简单的很。
有宋一朝，除了死刑之外，刑罚大致分为“杖、流、徒”三种，黥面而流者，高也不过三年，流配不过三千里。宋朝是知识分子很喜欢的一个朝代，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以一条杆棒打出一片锦绣江山，但也算是个好读书的，据说行军之时也载书而行。就此一点就比现代赌徒高明：现代很多赌徒因“书”“输”同音，家中讳设书房。不知是不是由此而尊重读书人，赵太祖明确对后人说除了谋逆大罪外“不杀大臣”。士人为官而不怕皇帝杀头，恐怕也算是中国几千年间的另类时代了。
对付不太合意的大臣或者失职者，宋朝的常规做法是贬官、流放。唐宋八大家里那几位，基本都遭到过这样的待遇。苏轼“乌台诗案”几乎被上纲上线到谋反的程度，最终也不过是贬抑到了盛产竹子的某地，挂个官衔没啥待遇可言。东坡居士是何等人？“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在那里炒笋炖肉的一通忙活，填词作诗之余还带着小妾。按说类似于现今“双规”的处理，当地实权官员是有责任去好好看着这个不安分的人物的。结果当地官员的这个责任变成了尽量照顾他的生活。谁说文人并无力量？东坡居士估计从来没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慨，倒是颇有天下无人不识君的豪情。
与宋朝不杀大臣比较类似的倒是以蛮族入关的清朝。大概足够粗鲁而接受成熟文明过快，更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缘故，朝乾夕惕的结果是定下祖制云“不杀言官”。所谓言官就是瀚詹科道几种专门提意见的官员，品级不高而有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力，还特准闻风言事——听见某种流言就可以说话，不一定要有证据。应该说清朝在这方面做的还算不错，大致上确实没有杀过什么言官，就是惩罚也一般是流放，或者最重的也不过是革职永不叙用。只有在八国联军那个时候，慈禧大怒之下把反对与各国开战的人杀了几个，其中有言官在内。而没过多少年，清亡。
清朝最著名的流人估计应该算是林则徐了。当然，他不是言官，只是因为封疆大吏任上虎门销烟引发战争一事而倒霉。他所发配的地方是新疆。新疆算是在清朝时才稳定下来的疆域，由于其辽远，从来都是发遣犯人的宝地，大致的意思是戍边而戴罪立功。到近代之时，前二十年严打，也是把犯人发配新疆。这个大致就不是戍边，而是开发边疆的意思了。
林则徐在新疆也是没有遭多少罪，原因也无非与东坡居士相似。或者当权者的想法与百姓或者其他官员的是非善恶标准总是有所不同，虽然经常有好官或者好人被误会，但更多的是遭到更大的同情。流放生涯未必总是给这些人带来彻底的伤害，倒是另外一种成就其不朽英名的另类方式。有时候你会觉得，如果在昏天黑地的世界上，不被流放过一次而在仕途或者做学问的路上一帆风顺，将来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曾经为民请命过。
因此，流放这件事对于很多人来说，未免更多的是有了一种浪漫与悲壮的色彩，是值得浮一大白的事情。在流放的命令下达之后，往往就是各种送行的开始，清朝虽然有旨下即行的规矩，但也是出了城门就算。城门外早就等着各路意气相投者，酒宴排开大致能有一个月的时间不用自己掏钱吃饭。
我有一位亦师亦友的朋友，近日要去新疆了。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艺术
关于审美这件事原本是各说各话，因为一时一地的不同，审美的标准也有所差异。但这些年有个很古怪的现象，即只要是官方机构的建筑或者是活动，只要出来现世就会骂声一片。最新的骂声集中在苏州那个“东方之门”上。
那东西基本算是放大了的凯旋门，但细脚伶仃与两楼链接处，确实与低腰牛仔裤神似。既然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而人民群众手里又有诸如绘图工具等武器，这个建筑基本上就被调侃得体无完肤了。当然，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基本走的是下三路，上半身配上奥特曼、玛丽莲梦露不一而足。
《苏州日报》可能是被惹急了，发表宏论云，审美这事儿需要有基础才行，不是什么人都能看出好来的。这话我基本同意，从建筑的角度来看，这东西远称不上难看，比起什么造型如铜钱的方圆大厦、直接把楼盖成福禄寿三星的巨大塑像（当时我开车路过这三尊巨型楼宇，下巴差点直接砸在方向盘上）来说，这玩意儿也就是无功无过，要是比起全国很多政府办公楼都山寨成白宫或者故宫的式样，几乎都算是有创造力了。
其实这事儿与审美能力基本上没有关系，而是与民间的观感有联系。说起来无论是奥运会的鸟巢还是国家大剧院的鸟蛋，以至于被调侃到体无完肤的央视大裤衩，从纯粹的建筑领域来说，都不能说是难看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放在这个时代里，与其他国外的建筑杰作相比毫不逊色。
之所以大家对这些东西不接受，更多的是民间对于弄个宏大名字、与政治有关的工程无法忍受。这种东西在现阶段的民间语境下与建筑的美感无关，与民间对政府有多少恶感有关。在老百姓看来，这些东西无一不是劳民伤财的象征，整体上厌恶感充斥心中，早就没有审美能力的容身之地了。这么说吧，丑人穿什么都不好看。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艺术，尤其是在公共建筑的领域，老百姓看见这些建筑，并不是看建筑的本身，而是通过诋毁这些建筑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明白这个道理，就能明白为什么那些其实还不错的建筑永远不会得到夸奖。
另外一句俗话说得好：您自己长得像个包子就别怪狗追。
自污以求全
很难说每个人都有自虐的倾向，但据心理学家说，确实有很多人是有的，但平日里并不表现出来，而是潜藏的很深。要是没有一个诱因的话，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显现。而在很多时候，这种东西显现出来的时候，还是要有强大的外力压迫以及自我的心理建设才能真正甘心情愿地把一世清名换个污名回来。
明晚清初的士林领袖钱谦益自然是自虐的典型。重要的并非是他先是高蹈远隐、然后求死而怨水凉，而是既然已经坚持到了这等地步，哪怕水确实太冷而珍惜生命，远走江湖或者佯狂求免也就算了，最终还是出山为新主子效力，正所谓“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虽然使用苦命的女人为喻，在现有的语境与社会之下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但意思还是可以明白的。
这种自污加上自虐的手艺，未必也全是外界压力过大造成的。如钱谦益等人，其实也是有所谓理想在后面支撑。比如说要教化这些满人，使之能够接受圣人的学说——这个当然就是妄想了，华夏正统的龙子龙孙们有几个真的把孔家学问当做一回事儿的？也不过是弄一堆“外儒内道”、“外儒内法”以及汉家自有法度，霸王道杂之的把戏了。儒家这种自反而缩的精神气质倒是被用来做了多少“一队希夷下首阳”的底气。
但这也算是古代一种通例了。最近一些年，如对五代冯道的评价就大幅看涨。五代的皇帝与皇朝换得像走马灯儿似的，唯有冯道老先生始终如不倒翁一般。有新皇登基招来问之：汝何人？冯道对曰：痴顽老子。自污及自虐几乎到了底。但这种话在皇帝而言是爱听的，于是他也就好官我自为之了。此人私德上非常良好，以至于没人能抓住他的小辫子。皇朝时代并无民族国家概念，他也算为保存文化传承立下功劳。南怀瑾后来在自己的书里提到他数次，未必有明面上的褒贬，但看上去还是赞赏的。
文化人这么做当然有多年被圈养之后的软骨病症状，实际上高贵如一国之君也并不例外。后主刘禅“乐不思蜀”的典故不用再提，历史上以后主之名名世的几位，大多曾做过卑躬屈膝的举动，甚至有自污为奴者。但结局其实都不怎么好，没有几个能够得终天年，哪怕是碰到有宽仁之名的赵匡胤手下，也因为一首词送了卿卿性命。当然，他们自污与自虐除了保存自己的性命之外，更多的还能安慰自己是在保存祖先的血嗣不绝。
直到近代的时候，这种自污兼自虐才在汪精卫身上有了个人的最高成就，甚至这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周围一群人都以一种相当高昂的气象投入到了自污的征程当中。他们的理由更是正大，毕竟日本人统治也是统治、自己人统治也是统治，那为什么不为了救当时沦陷区的百姓于水火中呢？至少在后来为自己辩解的时候，汪精卫那些为其精神所感召的人当中是有人如是说的，如果当年能够舍身谋刺摄政王的汪先生当时尚在人世的话，说不定也是要这么说的。而近代颇有人为汪精卫正名翻案，其道理也是在此。自污确实是常人勇气所不能为的，但要说自污、自虐到这个地步，总是令人难以置信。
说了半天，似乎自污与自虐都是高等阶层的事，与我们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这倒也并非无因，而是在那些时候确实用不到老百姓自污，汝等只能被冤枉，但不用你们自己来冤枉自己，最多是屈打成招。真正能够触及到这个阶层的自污与自虐狂潮，大概也就只有“文革”了。
“文革”之后有所谓伤痕文学流行于一时，其中几乎都会写到一些自我的检讨、自我的精神阉割，一次写不过去还要接着去写，直到把小时候偷过贫农家里的一根黄瓜都写出来，然后成为下次整你时候的材料。主要的目的已经不是强迫判你有罪，而是要在那种你自己承认有罪的前提下，提升整人的快感与道义的正确性。
比之当年那些高阶层的自污与自虐，至此才算完成了整个过程的历史使命而到了真正的大成。所有用以衡量罪与非罪的界限都在于掌握当中，那是所有人都逃不开的天罗地网。
第四编 公务员的潜伏之道
在官场里潜伏的作家很低调
按说官场小说也算是通俗小说的一个门类，与黑道小说、侦探小说、玄幻小说、武侠小说等并列，但其他小说作者除非是特立独行之辈，否则的话不会有意低调，哪怕是黑道小说作家都不算低调，甚至著名的孔二狗还去过“锵锵三人行”做电视节目。但很少有官场小说作家很高调，尤其是那种真的是官场中人而写小说的，即使因为稿费高达近两百万元、排在作家收入排行榜的前列，也很低调地不让单位知道这件事。
其实这事儿还挺奇怪的，前段时间鲁迅文学奖出了一位官员作家，人家就没事儿，不但在日理万机之余写一些羊羔体的诗，还振振有词地说自己是艺术与工作两不误。都是官员，除了题材不同之外，想必文艺作品的地位也不会因为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小说而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羊羔体诗歌。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可能很多人都心知肚明。
大概这事儿要从暗箱说起。一般说起暗箱操作，意思说的都是私下里面的勾兑，而什么地方这个词用得最频繁？当然用在政府工作上最为频繁，因为别人暗箱操作也没啥意思，最多是公司里的鸡虫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