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里子与面子-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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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与小人
我一个朋友去新疆参加某民族节日，按照他回来以后的说法，那节日没劲透了，跟各地整的那些各种神头怪脸的节日没什么区别，甚至因为地方偏僻，连规模都没多大，就是一些穿民族服饰的小姑娘在城门跳了一会儿舞就结束了，感觉很对不起自己的飞机票钱。既然到了平日很少有机会去的地方，还是应该去看看风景。这个小城有个公园，风景颇不恶，于是该朋友就走了进去。公园里有个小湖，像所有类似的公园一样，有船可以出租。虽然一个大男人自己在湖上泛舟是件很奇怪的事，但没事可做的时候，也不妨作为选择之一。
等到读完租船须知以后，该朋友直接就笑翻了。这个规定云：租船每个小时需要十元，如果晚还半个小时将收三元，不足半个小时按照半个小时计算。该朋友马上找到管理员跟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他只租一个小时的船，但实际划了两个小时才回来的话，那他只需要付十六元就可以了，比他正经租两个小时的船便宜了四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管理员张口结舌看着他半天，嘴里蹦出一句话：“你关内人吧？只有你们才有这种心眼儿。”（他们那里把内地人称为关内人）朋友说：“既然是制定规章制度，有这样的漏洞总是不好的吧？”管理员：“如果没有你这样的人，要规章制度干什么用呢？”按照我的这位朋友的说法，他当时就“惭且退”，觉得自己想这么多是件很不好的事情，尤其是为关内丢人了，让人觉得关内人都是狡猾的狐狸，专门钻这种空子。
回来以后，这位朋友发表的感慨是这样的：他碰上一位维吾尔族版庄子。而且通过当地吃饭结账是自己报数等事情他得出一个结论，“大脑皮层的进化，源于欺骗——欺骗对手，欺骗同伴，以达成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智力的进化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的。没有牛虻，牛尾巴就不会摇；没有骗子，大众的智力也就不会进步。只要你一动脑筋，想达成某个愿望，你就是在盘算怎么骗人——大脑长出来，就是干这个的。但人是群居性动物，他天生需要别人。因此，每一次盘算都是一道多元方程：F（x）算是个人利益的话，你得考虑多个变量——别人、群体、社会什么的。此外，你还要在个人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战略利益和战术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列入算计的变量越多，得出的结果对你越有利。
最重要的是，这位朋友从经济学出发，推导出另外一个结论：诚信不诚信的，和道德不道德的完全扯不上。这只是个经济学的成本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说，不诚信才是常态，诚信才是变态。关于诚信的认真思考不应该是“某人为什么不诚信”，而应该是“某人为什么要诚信”才对。
按说这个观点确实有他的道理，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来说，当诚信的成本太高而不诚信又能得到很大利益的时候，在社会这个层面上，没人喜欢诚信待人。因为即使某人并不喜欢骗人，但当诚信的成本已经高到危及生存的时候，大多数人就会选择放弃诚信。
但这个故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即诚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降低诚信的成本，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何提高欺骗的成本。
我们知道，这位维吾尔族管理员说“如果没有你这样的人，要规章制度干什么用”的时候，其实是隐含了一个前提的。就是他把规章制度看做一种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东西。规则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规定大家做事情应该遵守的程序；一种是告诉大家什么是不能做的，做了会有什么后果。第一种不消说，那是一种共同生活的程序，第二种倒是可以说说。
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家都是君子，第二种规则根本就不需要，而既然需要第二种规则，就证明这个世界上即使君子是大多数，也还是有小人。根据我这位朋友的结论，人类的进化史其实就是在欺骗中提高智力的过程，把大家都想象成君子固然离事实很远，就是把大多数人都定义成君子，恐怕也不是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其实很简单。人是群居的动物，如果大家都骗来骗去而没有惩罚措施，我们的社会没有形成就会瓦解了，甚至在我们的祖先还在非洲大草原上的时候，就会被其他食肉动物吃个干净。所以，在用欺骗提高智力的同时，也用智力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就形成了规则。按照某些现代人类学家的说法，我们之所以能进化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足够复杂，在足够复杂中产生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规则。从这里看出来，至少从生物意义上说，事情跟人是不是君子其实没什么关系，也就是这位朋友说的，跟道德的指数没关系。
规则就是提高欺骗成本用的，或者说，好的规则未必能降低诚信的成本，但一定会让欺骗的人觉得成本太高，高到他不愿意支付的程度。也就是说，如果把诚信问题看成一个经济学问题的话，好的规则不是让人成为君子，而是让人不敢成为小人，做小人的成本太高。用政治学的话讲，叫做“好的制度让坏人成为好人，坏的制度让好人成为坏人”。
温和与容忍的国人
前两天看到蔬菜大幅度涨价的新闻时，由于做新闻的时间比较长了，马上反应出来的是这么一个流程：有司出来说“这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季节性涨价”，以及“严厉打击蔬菜涨价”，再以及国家统计局说的“蔬菜价格上涨1。5％”，蔬菜与消费者情绪稳定。我要承认，这里多少有些戏谑的意思，比如说这个价格上涨1。5％就是直接套用了统计局评述去年全国房价涨幅的著名数字。
结果没想到的是，这个随口的调侃竟然有部分成为现实。首先，确实有官方机构称这是季节性因素，其中还包括了天灾造成的价格上涨；其次国家统计局说，CPI指数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0。2％；最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人士表示物价的涨幅“比较温和，可以容忍”。
蔬菜涨价与国家统计局所说的CPI不是一回事儿，国家统计局所说的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即我们吃的、喝的、用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价格参考指标”，说白了就是物价涨幅的指数。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在蔬菜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又一次出来表示涨幅不大未必是靠谱的事儿。因为不但吃的、喝的东西价格上涨，汽油等东西上涨的幅度也不算小，这种基本物资的上涨必然也会带动全体物价的上涨，就个人到菜市场以及超市的经验来看，要说只有区区的2。8％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不过，我等并不会计算CPI的数据，正如我们不会计算房价的涨幅、只能干看着那个去年全国房价涨幅1。5％的数据，觉得那是个统计学上的奇迹一样。
同样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奇迹是那句“比较温和，可以容忍”，这话因为没有主语，所以我们就只能猜测到底是谁可以容忍。这是说国家可以容忍么？想来国家是可以容忍的，即使这个涨幅也超过了银行的利息，大家存钱都是拿负利息，但这个对于银行没有多少害处，自然是可以容忍的。而为了保证经济的增长幅度，银行也不会加息来降低通胀的风险，国家容忍这个幅度的CPI当然没什么，即使实际上比这个高很多的情况也是可以容忍的。
而且我们从CPI的定义就可以知道，这些涨价都是老百姓承担了嘛，因为那都是老百姓的消费，东西涨价了你还不是要吃要喝？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说，国家也是可以容忍这个温和涨幅的。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涨幅是老百姓可以容忍的。这个大概就是“情绪稳定”的另一个表述方式了，实际上不稳定也没什么办法，毕竟每天开门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总是要过下去。菜贵了就吃肉，肉贵了就吃菜，都贵了就少买点儿，只要还能活下去，中国的百姓确实是很能容忍的。只是大概没人想到，在今天这个菜贵过肉的时段里，古代白痴帝王“何不食肉糜”能够真的实现罢了。
分析为什么涨价以及为什么统计数据的涨幅只有这么一点不是我这小文的目的，那也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我只是从这个“可以容忍”的话语上感到一点悲哀。我们承受着高昂的房价、高昂的油价，使用着最贵的移动通讯以及买着最贵的汽车，养活着世界上最庞大、比例最高的公务员人群，居然还能有这种情绪稳定的社会状态，谁能说中国人民不勤劳质朴呢？只是这个褒扬的代价真是太沉重了。
山寨精神是一种范式转换
“山寨文化”俨然成为当今的流行词汇之一，并且很可能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最终形成某种社会的风潮。围绕此行为的讨论也在不断展开，有两种意见正在交锋中。
其一是有人欢呼：山寨精神是一种平民精神，是带有颠覆与挑战性质的草根大众对于正统社会的反抗。另外一种自然是说，山寨不是一种平民精神，“山寨产品是中国市场体系劣质化的一个标志，山寨文化不过是文化堕落的另一重表征而已”（秋风先生语），“毕竟是一种以模仿为核心内涵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如果我们对‘山寨’过于宽容，如果我们的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繁荣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更难生长了”（葛剑雄先生语）。
应该说两者都有一定道理，但也应该指出的是，两者都有偏颇之处，分别把“山寨文化”的某一面进行了无限的放大而最终得出了结论。欢呼山寨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者，是看中了其反抗既有利益的一面；而反对山寨文化者，更多的是放大了其破坏性与解构的一面。
所谓山寨文化本身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战后日本百废待兴，由于其为岛国而资源有限，最开始走的也就是山寨之路。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货如同我们前些年的温州货一样，是质次价廉的代名词。当时他们的产品也大量存在着抄袭别人技术的情况。十年之后，香港、台湾也纷纷以此崛起，亚洲四小龙中，有哪一个不是凭借山寨抄袭而起家的？再其后十数年间，大陆的产品也凭此起家，至今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名牌产品与核心技术。
这就是山寨文化中经济方面的因素：在没有自己核心技术的状况下，任何一个后发国家或地区都会首先选择这条便捷之路。这也就是山寨精神的起源，没什么高深的理论，只是对于财富与发展的强烈追求导致的。
应该承认的是，这次的山寨文化风潮确实与原来的以模仿求发展有不同之处。这次山寨文化首先在手机等电子消费品领域出现，最初的意义并无多少深奥的地方。而把原本只是抄袭技术而产生的消费品上升到文化的层面上，倒真要拜这个时代所赐。
互联网的出现，导致了一场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其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改变，现在还只是渐露端倪。但从以往的传播方式发生重大转换的结果可以得知，这次又将发生的一种“范式转换”。书籍、报刊的出现，以及电视等传播媒体的普及，已经极大地改变过我们的社会，而互联网的出现与这些范式转换具有极大的不同之处。
我们知道，即使是在报刊、电影如此发达的今天，传播方式依然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经过编辑、主编、制片人等精英阶层过滤后的产品。换句话说，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经过很多人选择后给你的。互联网的出现，使这种从上而下的传播方式颠倒了过来，大众开始真正地生产内容，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一种信息传播的自组织形式已经开始成型。
山寨产品走到了山寨文化，正是在这个背景中体现出来的。本来山寨产品只是消费品，但在大众传播的时代里，被抹去了表层的意义，重新替换了精神的内核，从而成为了时代精神的代表。也就是说，山寨文化本身是一种“借壳上市”。消费品需要的是消费者掏钱，而山寨文化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文化产品全民狂欢，两者在经济意义上就已经开始了分道扬镳。
话说至此，以秋风与葛剑雄先生为代表的意见，明显是属于看到了山寨产品的器物层面，而没有对其进行其文化内核的思考，并且对于山寨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在我看来，山寨文化本身如同历史上其他发生“范式转换”的文化一样，开始具有颠覆性与反讽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每个大变革时代初期所必备的特征，不论是百科全书派的文艺复兴，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最开始都呈现出这种颠覆性与反讽的特征。
所以，从整个大的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个人更赞同为山寨文化欢呼的说法，当然，也并不反对两位学者对于山寨消费产品生产的某些批判。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完全不用如此对立。不过，山寨文化还有一个特质是必须指出的，那就是对于权威与既得利益群体的颠覆，往往是带有致命性的。
其实这是完全不必担心的事。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最终草根里也会出现精英，文化的传播或许变成了自下而上，但最终的结果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总有人会比别人更优秀。诸君如果有信心于自己的学养以及应世的能力，不妨——那个词怎么说来着？——淡定，更加淡定一些。
拖延症是种现代病
拖延症随着一首老外的歌曲而走入我们的视野，实际上这东西早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老实说，这病我也有。
就在我构思这篇专栏的时候，我起码已经看了两次微博，中间还去给没有喝空的杯子加水，给猫喂一个猫果冻，然后接着捡起思路继续码字，而这篇稿子原本应该晚上就交，估计要到早上才能到已经脑门上见汗的编辑手里。
原来我不这样，这样一篇稿子最多也就二十分钟完事儿，某报夜里十一点半评论的稿子被撤，当时给我打电话说十二点要签版后下印厂，我披衣而起，十一点五十交稿，一千两百字跃然纸上。要说质量有多高倒也不见得，只是这个速度基本上算是比较罕见了。现在我写东西绝对没有这么快。
这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