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往直前-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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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几百年来都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在采访中，有些欧洲人吐露心声：其实不是什么危机的问题，而是欧洲大多数人生活太舒适，不愿意干活，变得很懒散。像南欧的一些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你可以去看看，他们的国民一天上几个小时班？几乎不上班，他们不愿意工作，只想在家享受，喝喝咖啡、晒晒太阳，这才是生活。而且，由于社会福利保障好，欧洲人有点钱就花掉，唯一攒钱的理由就是旅游，去中国、去埃及、去南非，玩转世界上所有漂亮的地方，是他们最大的生活目标。
相比之下，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带，真的不像我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地大物博。其实，只有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比较宜居；很多地区，比如我老家所在的黄土高坡，就是很贫瘠的一块土地，高山峻岭，生存环境非常艰苦。而且，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在贫困中生活得太久了，忧患意识很强。基本上每个中国家庭，首要的目标就是赚钱攒钱，以备不测。我现在也这样，我母亲也是这样，我奶奶也是这样，多少代人都是这样，有点钱就一定得存着，日子一定要过得很简朴，一定要节俭。
所以，有时候看到国内许多媒体，喜欢对比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生活态度，认为我们中国人活得很累，没有情趣，不够放松，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对待生活的态度问题，而是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原因的。欧美国家的人有这个资本，也有这个信心，他们觉得，我不会有问题，即便我有问题，国家也会管。但是中国呢？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社会保障，都无法让大家的生活真正轻松起来。
这趟戛纳之行给我最深的体会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任何事情，都不要简单地预设立场，不要简单地人云亦云。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讨论“欧债危机”。我会说：少来了，欧洲人的日子过得比我们好多了，我们还是先操心自己的日子吧。
2．“穷凶极恶”的美国
我跑过全世界很多国家，有一个国家是我最不想去，也最不愿去的，那就是许多人眼中的天堂——美国。并非因为我对这个国家有成见，而是每每去这个国家，总有些细节让我觉得特别繁琐，想想都觉得头疼。尤其是去美国使馆办签证，那简直就是个灾难。
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签证处，常年人头攒动，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排队，周边还有很多提供服务的人，比如说看车和高价停车的服务，打印复印的服务，证件快照的服务等等，完全是首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美国人对所有来办签证的都一视同仁。首先在门口排队，然后开始一拨拨地放进去，安检很严格，随身的手机和包都不能带进去。办签证的人进到签证大厅，就会被发一个不同颜色的号牌。拿了号牌之后先去初审，看看手续是不是对的。这就得先排很长的一个队。初审完之后，又得排一个漫长的队，排到了之后，就会面对一排大概二十来个窗口，窗口里面就是签证官。那个厅里没有水，有零星几个座位。有些人身体不好，甚至于有些残疾的，都得照样排队。我曾经在那签证厅里看见，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棍，一点一点往前挪，排三四个小时的长队。
见到签证官之后，首先会被要求采集指纹，让你把手伸到一个机器上，然后给你一个湿纸巾擦一擦，说是怕交叉感染。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歧视，办个签证而已，你凭什么采集我的指纹呢？采集指纹就相当于你获取了我个人的隐私信息，你将来要拿这个干什么，我都不知道。“9·11”之后，美国所有大使馆签证处，都要求必须采集指纹，反正美国财大气粗，向全球贩卖美国梦，不愁没人去。想去的话，就先把指纹采集了。
而当你排了三四个小时，脚都抽筋了之后，面对签证官的时间，往往不会超过三分钟。他就问你几个常规问题，去美国干吗？去过美国吗？这些问题表格上其实都有，你也不知道他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个人能不能去美国。很多曾被美国拒签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
美国使馆签证厅里，虽然签证官多数以美国白人居多，但厅里很多喊号的、组织排队的都是“假洋鬼子”，就是使馆雇用的中国人。这些人脸上根本看不到一丝笑容，对待排队的民众也是一视同仁的“恶毒”，好像你来签证就是给他找麻烦一样。有的看上去还是个学生样子，但已经非常趾高气扬，比美国人还要美国人。
种种这些，都给我留下很坏的印象，如果没有必要，你八抬大轿抬我去美国，我都不愿意去。但是2011年11月的这趟环球之行，我们还是得去美国，还是得去签证，我只能硬着头皮咬着牙，受这样一次罪，没办法，采访任务在那儿放着呢。
我们这一趟，要从巴黎直接飞到纽约，转机飞洛杉矶，住一晚后，再飞到夏威夷。整个飞行时间有二十八九个小时，非常辛苦。采访完G20峰会后，我们马不停蹄地从戛纳坐火车到巴黎，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边上的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赶去机场登机。
我们用车推着摄影器材等大大小小行李，走到美国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时，已有300多名乘客在那里排队办登机手续，我们去得比较晚，所以排得也比较靠后。当时，我们在巴黎有一个旅行社负责接待，他们安排了一个中国人送我们登机，相当于“地陪”。送我们到机场之后，他让我们把护照都给他，帮我们张罗。
美国航空公司在“9·11”之后，有些风声鹤唳，安检出奇地严格。柜台前面服务的人中，有美国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有美国政府派驻的安全人员，其实是国土安全部的官员，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安检人员。他们给人的感觉很像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穿着制服，在排队的乘客当中走来走去，用犀利的眼神扫视和怀疑着所有人，好像在他们眼里，每个人都可能是本·拉登，都可能是基地组织成员。
当天排队的大多数是欧美人，我们这样的亚洲面孔，相对就比较打眼。而且，我们还是一个七人团队，行李又多，看上去的确有点像逃难的。我们那个“地陪”是个40多岁的南方人，瘦瘦的，据说在法国工作了多年。他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不分场合地大声喧哗，唧唧喳喳。他和我们几个说话的时候，恨不得三四百号人全能听得见。我想，他可能接待的旅行团比较多，跟我们说话的方式和对待游客一样，类似于举个小旗子大声喊“都到这边来，不要走散了”那种感觉。
当他看到美国航空公司柜台前那种如临大敌的氛围后，变得很紧张，左顾右盼，说话也哆哆嗦嗦的，像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一样。于是，拿着一摞护照、大呼小叫又形迹可疑的他，很快就被美国的安全人员盯上了。有两个安全人员找到他问：“你们是一个团队吗？”他颤巍巍地回答：“是是是。”人家又问：“你们去哪？”他说：“去美国，去美国。”安全人员问：“你是这个团队带队的？”那地陪点头说“是是是”，他们就说：“那你跟我来一趟。”
过了一会儿，这个地陪回来了，手里的护照却不见了。我们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也没弄清楚，说可能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给我们办一个更方便的手续。我们当时还想，挺人性化的，很关心我们啊。
又过了一会儿，那个安全人员又来了，又把地陪叫走了。这位地陪先生再度归来的时候，手里又多了一摞表格，他把表格分发给我们，说每个人填一下这个登机表。我一看，那个表格上基本就跟护照信息一样，是否去过美国，在美国是否有犯罪记录等，跟申请签证时填的表格一样。我当时觉得很纳闷，航空公司为什么让我们填这个，有必要吗？但是我们报道组都是老实人，就把这个表填了，交给他了。但我们看别的乘客都没填这个，还追问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仍然说，可能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给我们特殊待遇。
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我专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樊纲认为，中国拥有稳定的国际市场、人民币拥有合理的升值空间，对世界经济是有好处的。
后来，我们就眼巴巴看着所有乘客办完手续，托完行李，拿着登机牌走了，我们还被晾在一边，护照也没有送过来，机票也没有送过来，就觉得有点不对了。等到广播里开始说这架航班已经开始登机时，我们都有点急了。再问这个地陪，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终于有个安全人员来了，把护照给我们，然后拿了一堆红色的不干胶，是一个英文字母的S，要求我们所有人托运行李和随身带的包上，四面都要密密麻麻地贴上这个标志。
我当时很纳闷，就问那位安全人员，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没什么意思，我们对你们做一个特殊的处理，你们是一个特殊的团队。我追问说，我们特殊在什么地方？他就爱理不理的，没回音了。当时，我们也急着登机，想贴就贴吧，管他呢！贴完之后，我们才被允许办登机，好不容易办完了，广播里已经开始叫人了，我们就提着行李，赶紧往里面冲。
在脱鞋、抽皮带，做了非常严格的全身检查后，别的乘客已经直接登机了，我们却又被拦住了，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登机口旁边的一个通道，那里临时放了一张桌子，他让我们把所有随身行李放上去。接着，他把我们所有包里面的东西翻开，摆了一桌子，拿起来仔细地看半天，放下，然后装回包里，喊：“谁的包？拿走！”我一眼瞥见他手里拿着一摞资料，上面写的就是我们团队的情况，标题上有个英文单词“selected”，意思就是，我们是被抽取的特殊旅客。
我马上就询问他：“什么叫selected？为什么我们会被抽查？”
他态度强硬地说：“这个我不管，别问我，你可以去问前面办登机手续的部门。”
我说：“我都进到这儿了，还能再出去哪里问？你有义务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要被贴上这种标签，接受这种检查？”
那人根本不理会我，说：“我没有义务回答这个，我只是履行我的工作，检查。”
我当时很愤怒，马上大叫说：“你们没有权力这么做！凭什么这样把我们单独挑选出来，你怀疑我们有什么问题吗？我告诉你们，你可以看看这个护照信息，我们是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你如果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可以不登机。”
这时，过来了一个负责人，赶紧跟我解释说：“没有任何对你们不利的意思，只是美国航空公司有这个规定，会在乘客里抽查。”
我问：“按什么标准抽查？”
他说：“没有什么标准，我们就是随机抽查，抽查一些特殊的安全检查对象。”
我接着问：“那我们为什么要经过这种特殊的检查，这是什么意思？”
他仍然是那套说辞，说这只是工作流程，而且对我们没有任何伤害。
我很火大地说：“怎么没有伤害，害得我们差点无法登机，我们最后一个办手续，行李托运跟别人不一样，经过的安检也更多，这就是歧视！”纵然我非常不满，但是在登机口前跟一个莫名其妙的安全人员理论这些，根本没有什么用。
上了飞机以后，我们又被单独检查了一遍，这一路飞行我就很郁闷，想美国人怎么“9·11”被拉登炸了一下，炸成这个德性了。我后来已经慢慢反应过来，想着他们挑选可疑对象，肯定有一套所谓的标准。肯定是我们那个地陪的种种行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甚至愤愤不平地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才会遭受如此待遇？但是无论如何思考，我都没有答案，只能在这样一种愤懑的情绪中，一路飞到了纽约。
到了纽约机场之后，要转为美国国内航班，所以我们要把托运行李都拿出来。因为那个带“S”的红色标签，我们在取行李时，又经历了比一般人复杂得多的两道安检。之后，只要任何一个进出口，这个红色的标签，都会让我感觉到，像是二战期间被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一样，饱受怀疑和歧视，为什么会如此？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这些繁琐的检查，我们到达洛杉矶机场之后，一路20多个小时，基本上都没怎么合眼，大家都非常疲劳。我感觉身上像是贴满了肮脏的东西，非常难受。把行李从机场取出来后，我号召全体报道组人员，第一件事就是撕掉那些该死的红色标志。于是，我们一群人就在洛杉矶机场大厅，一点点把所有行李上、随身包上、护照上的标签全部撕下来，就像是从自己身上把无数个令人作呕的“污点”，一点一点地抠下来。我在护照上留了一个，心想，回去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在节目上控诉一下美国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这一趟还有个插曲，让我对美国有了新的认识。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第一超级大国，我前些年去美国，他们的各类公共设施，包括飞机上的服务还是不错的。虽然美国的空姐没有我们的空姐漂亮，很多都是大妈级的空嫂，但他们的服务还是比较规范的。
我们从洛杉矶继续坐飞机飞往夏威夷这一路，飞行时间大概有六个小时，中间正好有一个饭点。我们理所当然地想，飞机上肯定会提供餐饮。结果到了饭点，没动静，我想，美国人是不是懒啊，没想起来？可等到饭点都过了，也没动静。
这时，我注意到，机舱里有的人面前有餐盒，里面有沙拉、牛排之类，一会儿看见别的乘客从前面拿回来一盒。我琢磨这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有头等舱待遇，还是我们的红色标签虽然撕掉了，但是被记录在案，所以没有这个待遇呢？
实在饿得耐不住性子了，没办法，我就叫了一个空乘人员问：“你们不提供餐饮吗？”她说：“现在飞机上没有免费的饭。”我就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