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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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曼德拉能得到什么图书设备、什么杂志和什么书写工具？
答：书写用具有：你只被允许得到按照准许你写的字数而确定的一些纸张，如果你是学生还可以得到一些其他书写用具。实际上最近一位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已被永久性地剥夺了学习的权利，因为当局说他滥用自己的学习权利来记录自己的生活。
图书设备有：监狱中有一些所谓的图书设备，他们是弗亚斯公司1964年关闭其设在开普敦的分支机构时捐赠的，也有一些其他人的赠品，但这些书曼德拉和单人牢房中的同志们都看不到，在我们的要求下他们最终给了我们大约250册书。许多年来我们为争取定期更换这些书而斗争，致使他们现在把单人牢房中的一间腾出来专作图书的贮藏室。这些图书每年从监狱中的主要的图书馆运来，书的数量很有限，监狱管理部在它的印刷品中声称监狱图书馆中有5000册图书，但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多。我在我们那个牢区见过的图书最多有大约250册，我想我读过那里所有的书。
这些书的质量是一个主要问题。它们都得受检查，结果尽管他们声称检查的是有关性和犯罪的图书，虽然很多方面的图书都能得到，但严肃的书籍——那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书，例如历史、经济、世界地理、社会问题、社会发展——却非常稀少。好小说也非常少。我记得在我即将离开的那一年，红十字会捐赠了一笔钱买书。当局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他们声称书是他们给我们买的。他们给了我们这个牢区30本新书，其中25本是达芙妮·杜穆里埃＇2＇写的。
问：杂志怎么样？
答：大约在1974—1975年他们允许我们自费订阅某些杂志。现在他们允许我们订阅阿非利卡语的周刊《家庭周刊》，但需经过检查，结果杂志被检查官裁剪了很多。我们也可以订《农民周刊》，也被裁剪过，还有《读者文摘》，依然要经过检查。我们也被允许订了一份南非的足球杂志，但因为所谓的“混合”运动的发展，该杂志被删剪得面目全非。我们还订了一份英国足球杂志，我想是叫作《足球》，也经过检查。甚至南非政府的出版物，比如说《全景》和《班图》也得经过检查。
问：你们能进行什么娱乐活动？
答：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有一个排球场改成的网球场。我们最终也得到了进行室内运动的机会，主要是乒乓球，还有些较安静的游戏，像扑克、24子的国际象棋和32子的国际象棋。我们要求玩足球，但他们不让我们和别的囚犯玩，因为这就意味着把我们带出院子。然而他们开始给我们放电影，电影也先经检查，在我们这部分囚室是一个月放一次。
问：一份最近由监狱管理部的出版的小册子说南非现在有幸地处于“温和的气候”条件中，当然南非的冬天非常冷，岛上的囚犯们有足够的用具在冬天保暖吗？
答：岛上的气候很可怕，不是太冷就是太热。夏天那里酷热难耐，在石灰石采石场就更糟了。阳光照到石灰石上又反射回来，特别刺眼和灼热。冬天那里又非常冷，总是下雨，还刮阵风。特别糟糕的是我们的牢房，即单人牢房，尤其冷。那儿什么取暖设备也没有。在公共牢房，如果60个人被塞在原定只有25人的房子内，体温，大家的体温，至少能使那个地方的温度有所变化。但在单人牢房里，你独处一室，体温对改变屋内的温度起不到一点作用。相反，室内的温度影响你的体温，你会觉得非常冷。下面谈谈毯子：我们开始只有两条毯子，后来我们要求增加，他们就多给一些，渐渐地毯子够用了，现在我们每人至少有5条，床上用品诸如床单、枕头、床罩、睡衣都不给黑人政治犯用。再说说衣服：衣服过去是用卡其布和帆布做的，每年4月25日发给我们每人一件毛衣，9月25日收回，不管其间日子是冷是暖。我们被配备了短裤，土著人和混血人种冬天有长裤，但后来有了变化，他们给我们发了一种更保暖的布料制成的夹克，还发了一年中任何时候都可以穿的长裤。黑人、亚洲人和混血人种都有。毛衣仍是一件，4月25日发下来，9月25日收走，而在单人牢房区仅一件毛衣是不够用的。说说雨衣：他们直到最近才给了我们雨衣供工作时穿，那只是一种橡胶制成的无袖披风，以使黑种工人能够在雨中继续用锹、镐劳动，雨衣一点也不保暖。
使我们很吃惊的是，大约在1972—1973年间的一天，当局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条短裤和两件马甲。接着，红十字会在几周后来看我们了。那些马甲留给了我们，大约一年后换了一次。但从1974年我们就再没有得到替换的马甲了。
还有一点：在我们的牢房里不允许在坐着读书学习时把毯子裹在身上取暖，我们只能斗争，后来终于获得了允许。但即使现在允许了，也要看行政长官的念头，而行政长宫至少两年换一次。当一个新长官上任时，我们就得重新斗争一次，因为他说条例规定所有毯子白天都得叠起来。
问：冷天怎么收集水草？
答：当潮落时我们才在海滩上收集水草，但也得往水里走一点儿，当然我们不肯这样做，说他们必须给我们提供合适的服装。最后他们给了我们长统橡胶靴供劳动时使用，另外我们还得赤手空拳地干活。在我离开监狱前，那里出现了一次危机，我们以为这次危机只和劳动条件有关，但其实那正好和索韦托起义的开始时间一致。那天当我们干活儿回来时，看守骂我们活儿干得不好。那天非常冷，我们被水草弄得身子、衣服都很脏，所以我们冲进淋浴室打开水龙头，但水是凉的，没有热水。后来在天气冷得无法干活儿的时候他们还带我们去劳动，天下着小雨，我们不肯出去，我们试图就此找当局谈判，他们不肯来，我们的情况严峻。我们不想自发地行动，我们想在囚犯们中间先进行些试探和商讨——但囚犯们太愤怒了，一部分人主张我们应当自动拒绝工作。但是在这种环境下拒绝工作当然会使我们面对指控，使我们被定罪并受到处罚。
你要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做囚犯的公式：我们只拒绝去做那些有损于尊严的事，并以此来判断是否应当采取公开的反抗行动。否则我们就说：我们可以去劳动，但他们必须提供管理条例要求他们提供的条件，我们这可不是在表示拒绝。所以这次我们还得借助于这个公式。这次我们只好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去见监狱当局，在长时间的争论之后我们又被迫出去干活儿，最后我们拒绝在气候恶劣的日子里劳动，于是这些日子里我们的冷水被切断，音乐也不播了，我们被锁在自己的囚室里。但在一个月内我们就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因为我们最终迫使行政长官会见了我们。我们指责他说他是故意采取这一切措施的。就此当局回答说：不，这只是一起事故，冷水不是故意切断的。看守不该在那时要你们去干活儿，但你们也应该听从他的命令出去干活，以后再来向我反映。
问：你能说说这些年来曼德拉和单人牢房中其他人的待遇有什么变化吗？这些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
答：我应强调一下，曼德拉的待遇和单人牢房中其他囚犯完全一样，因此我描述的普遍条件对曼德拉也适用。事情的确在变，早些年，我们不仅在心理上感到压力，还受到公开的粗暴对待，而现在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这些在单人牢房中的人比那些住在监狱主体地区的囚犯的处境要好。我们中的有些人遭到过袭击和殴打，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而在监狱主体地区，这种袭击是家常便饭。当监狱工作人员不仅使用警棍而且使用镐柄打人时，他们叫它“行动”。在我们的牢房区，我们相信早些年中公开的暴力也是得到抑制的，因为这里住着来自各国的囚犯，全世界都在看着他们会得到怎样的对待。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像曼德拉和利沃尼亚的受审者这样的同志身上。我想就是这一点使当局有所收敛。然而对个人的袭击也有发生，我们被单独殴打，没有其他人可以作证，比如说被带到一间囚室或办公室里遭受殴打。纳尔逊本人没被打过，但他见过暴力场面。我们这个牢房区发生的最后一次集体被打的事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发生在1971年3月21日，在晚上10点左右有大约30名看守在单人囚室内打了我们中的28个人，纳米比亚的同志们也被打了，从那时起袭击事件渐渐没有了，但我们心理上受到的压力增加了。
我们遭受的对待经常变化——我相信大规模的袭击殴打随时可能重新出现，而在我1976年出狱后它们果然重新出现了——这是因为我们是政治犯。了解外界发生了些什么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我们受到的对待如何。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开始武装斗争并首次在纳米比亚发动攻击，我们发现我们的待遇变了，意识到这个国家有什么事件发生，几周后我们偷偷运进来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开始武装行动的新闻。类似地当非国大——津巴布韦解放组织联军在津巴布韦发动攻击时，我们通过更坏的待遇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尽管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确切知道这件事是什么。有趣的是，在1976年，我们并没有像索韦托及其后的起义时那样，随着这些后来平息了的起义受到公开的暴力虐待，当局进行了绝望的努力想切断我们偷偷得到新闻的渠道，想试探并查清我们是怎么得到这些消息的，并阻止我们这样做。在某一时期，有一两个月新闻来源完全被当局切断，我想当局并未确切知道我们是如何得到新闻的，只不过是普遍加紧了防范，影响了我们非法取得消息的途径。
正如我所说，我们是政治犯，我们得到的对待是经常变化的，但是，我们相信自己的处境依然体现了监狱当局的基本目标：贬低我们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自由战士的人格。这样我们能指望有什么改变呢？在某种程度上条件确有改善，而实际上当局采取的策略是：无论他们被迫进行或允许何种改善，后来都将通过某种方式的紧缩来取消它。
这些改善之所以实现首先是因为政治犯们的斗争。我们单独或集体行动，在行动中像曼德拉这样的人扮演领导角色，把我们带到一起，领导我们进行战斗，充当我们的代言人。我们采取过绝食斗争，采取过拖延战术，我们请过愿，写信和口头表达不满，我们甚至曾组织代表团去见像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这样的人。
还有就是外面的运动的影响——这场运动发生在国外或在国内，但在监狱之外。这场运动主要围绕着释放政治犯的问题进行，但还包括一点：政治犯的待遇问题。我只是在出狱后才完全了解这场运动的深度和广度，但在狱中时我们也知道它并且可以看到证据。红十字会和一些名人来岛上看望过纳尔逊，这也是重要的力量，但我依然觉得我们受到的对待和南非斗争发展的普遍形势有关。
问：国际上为了改善囚犯待遇而向当局施加的压力，怎样帮助改变了岛上的条件？
答：我认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扩大“条件”的概念，告诉你我是怎样理解它的，我说过连我们的食物和衣服也在变化，劳动时间、工作条件也在变化。这是我们能看到的物质方面的变化，但是我想国际舆论和压力还起到了另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不容易衡量，它就是对我们保持士气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方面所起到的帮助作用，因为一个人如果感到自己并不孤单，如果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满意，并且他是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坐牢，这个事业必将胜利，他就会适应最坏的条件。我觉得国际压力已经在帮助我们保持士气方面起了作用。国际压力并不是使我们保持士气的唯一因素，但它改变了我们对身边物质条件的态度，使我们精神振奋。现在甚至连物质条件也改善了。我们不再因这些条件而困窘，所以我相信国际压力在两重意义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没有引起重要和根本性的变化，但他总能使得我们在监禁中生存下来，在监禁中，甚至那些被判终身监禁并被告知他们不会活着出去的人都确信他们不会在狱中待太长时间，他们将活着出狱。
问：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新闻记者到岛上的访问被广泛传播。曼德拉和其他囚犯对这些访问的态度如何？
答：只有一次公开的访问，那是在1977年4月由22—25名新闻记者进行的，还有些其他记者的访问，我记得有一个纽曼先生在1964年访问了该岛。还有一个叫麦克尼柯尔的澳大利亚记者，我们见到了他，我后来读到了他的报道（我要求要一份，但没得到），很感兴趣，但他对监狱的看法的确和我们不同，现在谈谈1977年4月那次公开访问。那时我已出狱——你知道我向新闻局写信抱怨，对其新闻报导一行一行地提出质疑，因为他们不准确而且歪曲了事实。
我们的态度也随着时间变化，纽曼见过纳尔逊和沃尔特（西苏鲁），麦克尼柯尔见过从我们中挑选的几个人，其中包括纳尔逊。从传回的新闻中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歪曲报导的，他们的报导方式也与和我们事先谈好的不一样。这些经历使我们确信，像曼德拉这样起领导作用的同志不能让自己处于这样的情况下：未经通告就被监狱管理部叫去，告诉他们这是怎么怎么回事然后就去接受采访和进行讨论，因为这样一篇声明就形成了，这篇声明会被看做狱中领导状况和运动的反映。我们的态度是：我们不怕采访，但我们必须事前得到通知，采访的记者也必须自己与监狱当局谈判，以便他们作为访问和交谈结果的稿子必须让我们审查，看他们都写了些什么，尽管当局禁止我们看新闻。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我们没有对报导作出反应的权利。一个普通公民能够写信或打电话给新闻机构对关于它的报道发出质疑，但我们不能，而且我们的声明会被拿去当做反映我们在这个国家政治发展中立场的权威说明。所以我们现在（我在1976年11月出狱时）的态度是：我们依然欢迎新闻界，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得到监狱当局诚实的通知，包括谁要来、来自哪一家报社，还有适当的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