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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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我的谈话中，纳尔逊的观点是：武装斗争对我们的解放最为重要，但是制裁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辅助角色，它能通过剥夺支持这个政权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帮助改变卷入这场斗争的各种力量的战术均衡。
纳尔逊的观点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有了一定的发展和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变化是他理解力的加深。我想在这一过程中，他和其他同志被关在一起，有机会交流思想，这对他思想的发展很有益。
例如斗争的策略问题，在监狱中的人，包括纳尔逊，都感到策略不该由我们来决定，策略应被决定于在一段时期内了解到的现实情况的基础之上，因为信息的缺乏，再加上我们得到的信息都是从敌人那里偷偷取得的，不适于我们谋划策略的需要。纳尔逊完全清楚这一点。纳尔逊和非国大全体同志以及狱中同志的立场都是无条件地支持非国大在国内外的领导权，在这一点上我看不出非国大及其盟友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给予他们完全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并不仅仅是一种忠诚的行为，我们还总是努力去理解和发展我们这种支持的基础。所以当我们得到一条新闻时我们关注的是他们所采取的战术是否正确，尤其是那些从火热的战场中来到监狱的人，即像纳尔逊这样处于运动的最核心决策层决定战略战术的人更是如此。监禁生活中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你处于斗争领域之外，你现在只能接受在这个意义上你置身场外这一事实，只能信任你的同志们。但是你信任他们是因为你了解他们，还有——像曼德拉这样的人——你帮助这些正处于斗争前线的人发展前进。
我在出狱后了解到，每当谈及政府的策略时，都会听到很多谣言——新闻报导，像马坦兹那样的黑人家园的傀儡们的声明（马坦兹要求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全部科萨人）。其中流行最广，也是最有害最持久的一个谣言说，纳尔逊已经和特兰斯凯政权交涉过，说他们将发表声明释放他，条件是他出狱后进入特兰斯凯内阁中工作。实际上纳尔逊从未和特兰斯凯政权接近过（至少在1976年11月之前），也没有得到过什么交易条件。最接近这种说法的事实是，在1973年12月，在我们入狱以来头一遭，有一个内阁部长访问了该岛并会见了我们——此人是吉米·克鲁格。我们和他进行了讨论，我们派代表去见他并说明我们的情况。他见了纳尔逊，还有作为单人牢房区代表的我。当我们比较我们的记录并向同志们汇报时，有一个问题使我们迷惑，那就是为什么让克鲁格来见我们。当我们分析这些会见时事情变得清楚了。表面上看他用他典型的方式和我们讨论，这种方式使他在白人阵营的选民中颇受欢迎——他像一个英国短毛狗那样来到了我们这里，但当我们猜测他的目的时，我们觉得他可能是为执行一项试探使命而来，想看看在我们这些政治犯和领导人中有没有活动余地，使这个政权有可能找到一个谈判基础，在此基础上分离发展成为一个被接受的原则。他一无所获而去——我们的回答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容忍“分离发展”。＇7＇
克鲁格还想在武装斗争方面打击我们，但纳尔逊反而打击了他，他承认他不了解我们斗争的历史，不了解我们通过非国大所做的努力，甚至不了解我们何时转入地下和纳尔逊在1961年领导的罢工。我们依然准备考虑通过罢工和向总理写信从而实现和平转变的可能，所以会见结束时纳尔逊对克鲁格说：“我想你最好回去看看总理的档案，看看那些非国大所写的信。”那些信有纳尔逊本人写的，有卢图利酋长写的，有在不同时间和不同运动中非国大历届主席写的。但这次访问的目的看来可能只是克鲁格想来说一句——在这一点上他说得很明白——如果我们准备接受分离发展政策，他就将允许我们在此范围内进行政治活动，哪怕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也行。
当他走后，我们中的一些人争论一件事——他是否是诚实和真心的？许多人认为他是真心的；另一些人倾向于认为他很值得怀疑。但是当然，他离岛后的行动立刻暴露了他的立场。他在国会中发言，说纳尔逊·曼德拉是一个登记在册的共产党员（但他没有证明这一点，他们甚至没有使纳尔逊背上共产党员之名），所以我们想当我们见到他时，他所做的只是一个试探行动。我们和纳尔逊的回答是一致的：如果分离发展依然保留，我们就不准备考虑和这个政权进行任何讨论或谈判，我们只能在必须废除分离发展这一基础上对话。
我们的方式是除了与狱外的非国大领导者——尤其是奥利弗·坦博主席和其非国大行政官员——进行磋商外，在其他公开场合，纳尔逊不发表个人意见。即使情况发生变化，我们也总是坚持自己的立场。由于敌人试图利用我们这些人质，因此无论他们怎样设计圈套，我们都有责任在任何当权者提出的富于诱惑力的交易条件面前不给其明确答复。除非他们允许我们同非国大的领导层进行磋商，并表示向我们提出的条件也同样地适用于他们。
1969年，海伦·苏兹曼用另一种方式向纳尔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22人代表全体犯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得到释放，纳尔逊是其中的主要签署人与起草者。海伦·苏兹曼以一位进步党人的身份访问了监狱。纳尔逊明确地对她解释了我们向后来上任的部长（佩尔塞兹）提出的要求。我们曾以南非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了那些反抗政府的白人政治犯只被判一个轻得多的刑罚，并且只须服甚至不到1/3的刑期就被释放；我们只是要求相等的待遇。我们曾举例说类似于德国纳粹党的罗比·莱布兰特的党徒就曾被判处死刑，结果他们只服了不过四五年刑期就被释放。这些事例说明仅仅因为反抗者是我们黑人就采取不公平的差别待遇，我们因此要求获释。在与纳尔逊的一次谈话中，海伦·苏兹曼说：“这其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你是否准备声明你们放弃暴力武装斗争。你们和他们的区别只在于你的斗争仍在进行。不错，1918年的反叛者确实被释放了。罗比·莱布兰特确实被释放了。但他们的反叛已被击溃，而你的对抗仍然存在。这件事实削弱了你的论据，我不能要求释放你。”纳尔逊1969年所作的回答是我们从来不准备放弃斗争，至今他还坚持这一点。由于我们本来就是考虑到一些政治因素才提出获释的要求的，他和我们大家也就已准备继续在牢房里待下去。我们绝不会给武装斗争的发展制造任何障碍。
简言之，我要说的是，无论我们是否看到任何表面上的变化，是否看到政府耍的任何花招，是否看到那些为影响结局而妄图营造一个同当局谈判的气氛的某些西方国家施加的压力，纳尔逊的立场都愈发坚定。他的立场的核心是：（1）这种变化不会仅仅来自于国际上的工作和外部压力，他们只是我们所进行的斗争的辅助和补充力量；（2）试图引起高压统治核心变化的压力绝不会带来统治者最初所设想的那种变化，现在的条件下这绝不可能发生；（3）武装斗争是我们进行反抗的核心。
他坚决反对勾结政府接受黑人家园的计划或者任何其他以隔离黑人为目的的鬼把戏。更甚一步我认为纳尔逊近期所发表的言论表明他已摆脱了50年代早期狭隘的国家主义——这几乎表现出某种比其他团体低调的种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宗派思想。但引人注目的是他试着以分析的目光从政府和人民两个角度去看问题。他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是因为我们必须找出统治者的矛盾并扩大它，从而削弱当前统治的社会基础；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看问题是因为我们必须寻找我们各种力量的结合点，从而也是敌人可能破坏我们团结的危险之处，他一贯关注共产主义，并尝试更进一步去发现他们的社会基础。他一直都在分析种族主义和部落情感问题，在狱中他又一次沉思这些问题，并认真思考它们产生发展的社会及物质基础。这样，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与种族隔离主义进行的理论上和现实的斗争的必要性了。
读过他入狱前的著作，我的印象是纳尔逊深化了他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尽管在狱中信息匮乏，使我们无法熟悉国内国际形势。但我们清楚，他也清楚：在狱中我们分析问题是为了增广见闻，从而确保我们对反抗运动及非国大的忠诚是理性而非盲目的。
第六章 漫漫长夜
五、“释放曼德拉！”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新的行动，非国大在大众心中的声誉提高了：1980年早期，“民族之矛”游击队第一次袭击了白人警察局；约翰内斯堡附近重兵守卫的石油设施被破坏；在比勒陀利亚郊外，三个1976年6月后离开本国的“民族之矛”青年在银行劫持人质、要求释放曼德拉。当警察猛攻银行时，三人连同两名作为人质的妇女都被杀。大约2万名群众聚集到索韦托的街道上以及举行葬礼的墓地，调查显示大多数黑人把他们看成“英雄，为变革作拼死斗争的勇士”。
和平改革的压力不仅来自英文报纸，而且来自两个有影响的阿非利卡人的报纸。《祖国报》的编辑警告说政府必须学会和激进分子以及传统的黑人领袖谈判。他承认：“他们越是激进，得到的支持也越多。”《形象》报说这些领袖“不仅仅是煽动者和教唆犯。他们在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正如阿非利卡人一样”。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在10年前的请愿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大约20年前他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的号召被广泛地复兴。1980年3月9日黑人报纸《星期六邮报》的头号标题“释放曼德拉！”宣告了一场由其发动的运动的开始。
黑人社团领袖坚持在他们参加国民大会之前，必须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允许流放者回国，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黑人组织的禁令、废弃种族隔离。“我们相信在这个国家里现在正在寻求的艾丽斯漫游奇境的解决方法将缓慢又痛苦地将我们引向一场危机。”《邮报》编辑珀西、科布扎说。
随着运动积聚了力量，《邮报》下一个星期的标题变成了《让我爸爸回家》，刊登了有关曼德拉生平的一篇文章以及津姬和她的侄女扎基韦和温妮·曼德拉作“权力”手势的照片。
在沙佩维尔惨案20周年纪念日的前夜，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白人学生在大礼堂举行一次集会。“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历史上交出自己权力的第一人？”黑绶带组织的领袖希拉·邓肯说。科布扎则向白人南非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相信政府诚意最显而易见的行动就是释放曼德拉。”
津姬·曼德拉告诉集会的群众：“我不是作为一个呼吁释放自己父亲的女儿而加入你们中间的，我是作为我们这代人的一分子加入的。这一代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生活。”她说出了对所有没有父亲，甚至有时没有母亲的孩子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一代人看到的是压迫人民的恶行，童年的话题是上一次的袭击、谁的父亲或母亲被拘留、关在哪所监狱、上次探望是什么时候以及最近警察对家里的袭击是何时发生的。
“一年年过去，我们开始明白自己周围严酷的现实，我们不仅看到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次又一次的审判，而且看到更多人在那些有权随时将他们从自己所爱的人身边夺走的人手中失去生命。我了解所有这些折磨和恐惧。虽然我个人并不比其他黑人孩子承受更多。我了解这些恐惧，看到我的父亲牺牲所有物质的东西为公正、荣誉和人的尊严而战。我看到他们为此付出所有，我看到成千上万的父母也是这样。但我也看到这些牺牲却得到了他们为之奋斗的越来越少的自由……我看到人民的苦难已到达了顶点，我看到了索韦托火山猛烈地喷发，我们将不再忍受。”
她又说，使她恐惧地是在父亲的政治生涯中，他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并说除非人们听从，否则暴力将会发展到不可控制。最后津姬说：“呼吁释放曼德拉就是说改变不可避免的大屠杀。”
三天之后，即1980年3月23日，在索韦托的基督教堂，5000群众纪念沙佩维尔惨案以响应莫特拉纳博士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的呼吁，图图主教代表教会理事会执行理事在《邮报》“释放曼德拉”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他的护照刚刚因为他坦诚的言论而被收回。“无谓的牺牲和流血，像津巴布韦人民承受的那样”，理事会宣称，“只有一种可能避免，就是曼德拉和其他在狱中或流放的领袖能够参与统一的南非社会的重建”。
随着成千上万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字，包括温妮·曼德拉，运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1980年6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意义的讨论”。
阿非利卡国家主义者的出版社，号召在穆加贝在津巴布韦取得胜利之后全国集会，加速了运动的发展，出版社不得不宣布这只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把戏”。但是在保守的商业社团里有一个重要的声音响起：试图改善南非国际形象的SA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认为曼德拉的被释放将是“政府决心影响种族和解的标志”。
1980年4月15日，司法部长在国会严厉批评了所有释放曼德拉的运动。他引用了3月12日《好望角时报》的一篇评论，评论说随着罗得西亚战争的结束和选举一个黑人政府，“从罗得西亚的错误中得来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释放曼德拉将成为一个极好的起点……”
“如果这不是南非公众难以容忍的影响”，部长说，“那么我不知道是什么。南非其他的英文报纸都接受了这一呼吁。这并不新鲜。要求释放曼德拉的运动并不是新鲜事儿……”，他按着给出他称为“真实的”曼德拉的档案，声称他在非洲旅行时带着由“苏联克格勒”提供的文件，而且他访问了铁幕后的国家以图协作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