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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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塞尔说，对监狱长芒罗准将他说了些好话：“准将竭尽所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可怜的人，他几乎没有什么权力。所有与我们6人有关的事他都必须提交比勒陀利亚。”曼德拉还提到犯人的通信受到了干涉，他祝贺图图主教获得诺贝尔奖的信被拦下，一位同伴曾收到一封被划成碎片的信。这不是准将的过错，而是那些政客。无论是种族原因还是其他方面，狱方都没问题。
芒罗准将邀请贝塞尔参观了曼德拉的牢房，那是在一栋很长的低矮房子孤立的一侧。他们沿着走廊，走上台阶。一行人有看守，参观者，军士们则用沉重的钥匙打开门。“但是，一路上”，贝塞尔说，“是曼德拉在领路，他在每道门前请我先过，而且不停地问我有关英国和世界的事：我是否认为戈尔巴乔夫（对英国）的访问会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关系？对舒尔茨——葛罗米柯的会谈，我有什么期望？自由党能否最终在英国政坛取得突破？撒切尔夫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工党的新领导人是谁？”
最后打开的一扇门即是三层楼上的“曼德拉牢房”，那是一间大房子，有六张床，很多书和洗漱与卫生设施。大门在他们身后关上后，曼德拉领着贝塞尔穿过一扇打开的门到了一个长长的四周环绕着白色高墙的L形院子，那儿，曼德拉开垦了他的“花园”，种着土豆、甘蓝、豆子、黄瓜和草莓。他向客人展示这些蔬菜时充满了骄傲，让贝塞尔觉得像一个农物主在展示他的农场。他说，作为一个乡下人，他渴望绿色。在向同志们介绍了客人之后，他指出了墙上那块潮湿的地方。然后，当一个中士打开沉重的钢制的监狱大门时，他和贝塞尔握了握手说：“这是边界，我必须离开你了。”＇10＇
这次访问之后，一位美国教授萨缪尔·达什和他的妻子与曼德拉有过一次类似的2小时谈话。达什写道，曼德拉看起来比66岁年轻许多，平静、自信而高贵。他不像是一个游击队员或激进的思想家，而像是一位政府首脑。令达什教授更吃惊的是，曼德拉知道他是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的律师，对教授谈到的南非关于对罪犯判刑的大会情况很了解。
达什询问了曼德拉对政府废除《不道德法案》和《禁止种族通婚》的法律的计划有什么看法，曼德拉说这些改革只是“细枝末节”。他并没有娶一位白种妇女的志向，中心问题是政治上的平等。至于说许多白人害怕这一平等意味着屈服于愤怒的黑人，他说：“南非白人属于这里，这儿是他们的家，我们需要他们和我们一起生活，和我们共享权力。”这是非国大《自由宪章》政策的重申。他又一次领着参观者去了牢房，当一个又一个钢门打开时，他开玩笑说他逃跑的前景可不妙。＇11＇
下一批被南非当局准许的美国访问者在报告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一个“极右”翼分子、《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另一个是所谓道义多数的领导人杰里·法尔韦尔牧师的一位朋友。在“曼德拉极力主张‘暴力’革命”的大标题下，他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恐怖主义者和革命者”，认为除暴力革命“别无他途”，而且在南非“没有和平斗争的空间”。随后的一篇报道说出了在他们短暂的会面中曼德拉实际上说的话：既然这个国家的状况没有改变，如果没有比他入狱时更糟的话，除非使用武力，别无选择。
对贝塞尔勋爵而言，曼德拉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信仰无阶级社会，他说：“现在，我看不到归属任何政党的理由。工人和农民，白人或黑人，都可以加入我们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狭隘是愚蠢的。”他感激苏联，因为苏联很久以来反对种族主义，支持解放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苏联人的国内政策，他也很感激1962年接见他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他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但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
他告诉《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他“绝对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确实是受无阶级社会思想影响的一个非洲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卫理会教会的成员，当被问到使用暴力时，他指出基督教国家也曾为各种不公正而战。当谈到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策略时，他指出南非的情况截然不同：在美国，民主根深蒂固，白人社会更开明，而且政府受到法律的限制，在南非，他说，则有两个世界，对白人而言，是民主社会，对黑人，是“殖民地和黑暗的中世纪”。
撤回投资，经济制裁：“这一策略得到了热情的支持，它已经使当局感到焦虑。”至于黑人受害最深的说法，他宣称：“我们必须勒紧裤带，为自由必须作出牺牲。”
曼德拉给这些访问者留下的印象，和他得到的对世界发表讲演的机会，违背了司法部长的初衷。在欧洲议会，贝塞尔勋爵作为人权委员会的副主席，发起一场运动要求外长们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以释放曼德拉，并在保守的《星期日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他对波尔斯摩尔的访问，同时还配有一篇有力的社论，开头是这样：“《星期日邮报》今天很荣幸地出版南非无可争辩的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的讲话……”，他承认曼德拉相信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推翻“恶毒的种族隔离政策”，并补充说：“然而，对这个人的暴力行为就是将他投入监狱……当他的人民被暴力压迫时，他们就被剥夺了不容置疑的政治权利。”
最后，社论说：“本报将毫不迟疑地加入全世界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中，振臂高呼：释放曼德拉！”
第六章 漫漫长夜
六、自由之路无坦途
1985年1月31日，博塔总统向南非众议院宣布：
“政府愿意考虑在南非共和国境内给予曼德拉先生自由，作为条件，曼德拉先生要承诺不再策划、煽动、参与任何以进一步的政治目的为目标的暴力活动。他将循规蹈矩，遵守法纪……因而，现在并非南非政府妨碍了曼德拉先生的自由，而是他自己。何去何从，取决于他，他要做的只是无条件放弃暴力作为政治手段，毕竟，这是为所有文明的国度尊崇的准则。”
2月8日温妮·曼德拉在家庭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的陪同下，探望了她的丈夫，看他对总统的提议如何答复，曼德拉希望告知他的人民，于是开始口述声明，在旁监视的狱官立即提出抗议。曼德拉说他有权以任何方式答复总统，当狱官离开后，他继续口述。接着进来一位高级军官，命令他停下来。曼德拉坚持监狱方面可以打电话给总统，而他则继续口述。
2月10日，星期六，津姬在索韦托的杰布拉尼圆形剧场宣读了她父亲的声明《致人民》，此时“联合民主阵线”正为图图获得诺贝尔奖举行庆祝，通过津姬，曼德拉和他的同伴向“联合民主阵线”表示了感谢，向大主教表示了敬意。温妮·曼德拉违反禁令，出席了会议，看到当女儿朗读声明时，群情振奋：
“我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希望你们，我们的人民能第一个听到这一声明。他们清楚他们对你们而且只对你们担负着责任，你们应该直接听到他们的意见，而非借助他人。
“我父亲不仅为他和他在波尔斯摩尔的同志们呼吁，而且为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投入监狱的人们呼吁，为所有被流放者呼吁，为所有受种族隔离之苦的人们呼吁，为所有反对种族隔离和所有被压迫和被剥削者呼吁。
“在我们的斗争中，总有一些傀儡自诩为你们的代言人，他们东奔西跑，国内国外到处发表声明，却毫无结果。我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将和他们不同。
“我父亲说：‘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员，我曾经是而且永远是他的一员。奥利弗·坦博胜似我的兄弟，他是50年来我最了不起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你们中有谁珍视我的自由，奥利弗·坦博，会尤甚之。为我能获得自由、我知道他不惜献出生命，我们观点一致，毫无分歧。
“我父亲说：‘对政府强加于我的条件，我甚感惊奇。我不是一个粗暴的人。1952年我和同志们写信给马兰要求召开圆桌会议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被置之不理。
“斯揣敦当政时，我们提出同样的请求，再遭拒绝。
“维沃尔德在台上时，我们要求召开国民大会，让南非人民决定他们的未来，但又一次无功而返。
“当所有其他的方式都不能奏效时，我们选择了武装斗争。
“让博塔表明他和马兰、斯揣敦、维沃尔德的不同吧，让他抛弃暴力吧，让他说他将废除种族隔离。
“让他取消对人民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吧，让他释放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关押，被流放的人们，让他保证政治活动的自由，让人民来决策谁来统治。
“我无比珍视我的自由，但我更关注你们的自由。自从我被投进监狱以来，太多的人死去了，太多的人因为热爱自由而饱受痛苦。对为他们悲伤和哭泣的人们，他们的妻子、儿女、父亲和母亲，我感到深深的欠疚。在这些漫长、孤独、虚掷的年月里，不仅仅是我在承受苦难。我向你们一样热爱生活，但我不能出卖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更不可能出卖人民的权利来获取自由。我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被禁止的你们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呆在监狱里的。当人民的组织仍被禁止时，我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仍会因违法而被捕时，我又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亲爱的妻子和家人仍在布兰德福特流放时，我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必须得到准许才能生活在城市里，我又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必须在证件上盖章才能找工作时，我又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作为南非公民的权力得不到尊重时，我又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
“只有自由者才能够协商，犯人不能缔结契约。当赫尔曼·托伊沃·加·托伊沃＇12＇被释放时，他从未作出也未被要求作出任何承诺。
“我父亲还说：当我和你们，我们的人民仍然没有自由时，我不能也不会作出任何许诺，你我的自由休戚相关。我会回到你们中间的。
“这次声明是自60年代初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向人民发表讲话。‘让南非难以统治吧！’奥利弗·坦博在2月向人民强烈呼吁。与此同时，在黑人居住区，人们实际上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在多年口头上不切实际的预言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自信地宣布：‘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
仅仅几个月以前，博塔放弃了最好的时机。现在，面临严重的干旱和经济衰退，他和他的政策无能为力。1984年，恩科马蒂协定剥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莫桑比克的基地。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在南非内部斗争。博塔改革的许诺没有充分兑现，所有这些都促使种族隔离必将被废除。
警察队伍尤显出他那些承诺的空洞。在东好望角，他们臭名昭著，将他们自己的意志视为法律：在3月21日沙佩维尔和兰加大屠杀25周年纪念日时，又发生一起屠杀，警察向手无寸铁的黑人射击，地点又是一个叫兰加的黑人居住区，只是这不是靠近开普敦，而是靠近尤腾里格，20名男女被杀，17人是从背后开的枪。
在愤怒的情绪中，抗议者越来越暴力，目的性更强——摧毁种族隔离的象征，采取了从扔石块到纵火各种方法。7月22日，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封锁了许多黑人居住区，允许警察和军队不受惩罚地杀人，在国内外激起了更大的愤怒。
在波尔斯摩尔，曼德拉和他的同伴，没有电视，只能读报和猜测外界情况一天天的发展：警察和军队进驻黑人居住区，从装甲车上向人们射击，儿童亦不能幸免，就好像他们是猎物。黑人警察和白人一起鞭打抗议者，无论他是白人还是黑人。警察将成千的社区领袖、牧师、工会会员、学生禁闭起来，缺乏领导的群众从向警察扔石块转向烧死“勾结者”：黑人警察、市长、地方议员和可疑的告密者，这些人比他们代表的白人统治者更容易攻击。白人表面上仍未受影响，待在他们严密保护的隔离的社区里，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因为他们的电视节目受过审查，没有警察鞭打白人学生的镜头，而都是黑人烧死黑人。＇13＇
全国上下，在灰蒙蒙的黑人居住区和小村子里，成千上万的哀悼者参加了葬礼：纪念死去的烈士，激起更大的反抗。一位妇女说：“我们不会再这样下去了。”在这个死气沉沉，赤贫如洗的乡村，人们正在哀悼被警察枪杀的一个13岁的男孩和一名20岁的青年。“这些杀戮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他们使我们被迫采取暴力。”
图图主教参加了一些葬礼，试图平息一些莽撞的青年愤怒的情绪，他吟诵了特里弗·赫德尔斯顿写的祷文：“上帝祝福非洲，保护她的子孙，指引她的领袖，并给予她和平。”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旗帜在葬礼上飘扬着，自由的歌曲被传唱：歌曲的作者是三四十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曾在东开普敦的克拉多克做过牧师的坎农·詹姆斯·卡拉塔，现在，在克拉多克的一次葬礼上，人们公然反抗，称赞曼德拉和坦博警告博塔注意历史的潮流，以免为时太晚。葬礼是为卡拉塔的外孙福特和马修·戈尼维、一位文静的年轻的学校校长和刚从伊丽莎白港一次“联合民主阵线”会议回来的另外两个社区领袖举行的。他们被一个“杀手队”杀死，并被残忍地肢解。在哀悼的人群中心是从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赶到克拉多克的南非教会理事会的领袖阿兰·博萨克和勒尔斯·诺迪，后者是一个阿非利卡人，曾是狂热的阿非利卡国家主义者，秘密组织“兄弟会”的成员，他在理智上、政治上和精神上都走了很长的路。莫莉·布莱克伯恩也在场，他是“黑绶带”的成员，进步联邦党和好望角地方委员会的一员，是死去的四个年轻人的朋友和将他们自己视为黑人一员的白人的象征。
一个葬礼接着一个葬礼：8月11日星期六，在西斯凯靠近威廉国王镇的雷伊黑人居住区，维多利亚·姆曾格葬在了她丈夫身旁，她和他一样是被谋杀的。她是在最高叛国罪审判中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