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选择个人声明-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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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产生的“新政”，明显地反映了这些观点。它包括一些旨在改革基本经济结构的计划。有些计划在最高法院宣布它们为非法之后不得不放弃，最明显的是放弃了建立国家复兴署和农业调整署的计划。其他计划则照旧执行：建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在全国规定了最低工资限额。
“新政”还包括一些灾祸保险计划，主要有社会保险（老年和遗属保险）、失业保险和政府补助。本章将论述这些措施及其后果。
“新政”还包括一些完全临时性的计划，以对付大萧条带来的紧急情况。这些计划既然是政府计划，因而毫不奇怪，其中一些临时性计划后来就变成了永久性计划。
最重要的临时性计划有：“创造就业机会”（该计划由工程进度管理署执行），利用失业青年改善国立公园和森林（该计划由地方资源养护队执行），以及联邦政府直接向贫困者提供救济。这些计划的确发挥了作用。当时人们的情绪普遍都很沮丧，迅速采取某种行动来消除这种情绪，帮助陷于苦难中的人们并恢复公众的希望和信念，是重要的。这些计划制定得很仓促，无疑是不完善、不经济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罗斯福政府在消除当时的沮丧情绪和恢复公众信任方面，颇有成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新政”，但同时大大加强了它的基础。战争带来了庞大的政府预算以及政府对具体经济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控制：通过法令规定物价和工资，实行消费品配给，禁止某些民用品的生产，分配原料和成品，以及控制进出口。
失业现象的消灭，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军火库”的战争物资的大量生产，以及使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所有这一切表明，同“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相比，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管理经济。战后通过的主要法令之一是1946年的“就业法”。该法令表达了政府在维特“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方面的责任。这实际上是把凯恩斯的政策变成了法律。
战争对公众态度的影响与萧条所产生的影响极为相同。萧条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有毛病；战争使人们相信中央集权的政府是有效的。其实，两种结论都不正确。萧条是由于政府的无能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私人企业。在战争中，为了一个压倒一切的目的，政府可以暂时行使巨大的控制权。这个目的是几乎全体公民所共有的，他们都乐于为它作出重大牺牲。而政府为促进含糊不清的所谓“公共利益”永久控制经济，则是另一回事。这个“公共利益”是由公民们的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愿望构成的。
战争结束时，中央规划经济似乎成了未来的潮流。其结果受到一些人的衷心欢迎，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新世界的黎明，大家将平等地分享富裕生活。其他人，包括我们在内，则是同样衷心地感到恐惧。在我们看来，它是走向专制和苦难的转折点。迄今为止，无论是前者的希望还是后者的恐惧，都没有成为现实。
政府的作用扩大得多了。然而，这种扩大并没有采取我们许多人曾经担心的那种形式，即中央制定具体经济计划，并对工业、金融和商业实行愈来愈广泛的国有化。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不再制定具体的经济计划了，部分地是由于它未能成功地实现已宣布的目标，同时也是由于它与自由的原则相冲突。这种冲突明显地表现在英国政府企图支配人民就业上。公众的反抗迫使政府放弃了这种企图。英国、瑞典、法国和美国的国有化工业效率极其低下，亏损额极其巨大，以致今天只有少数顽固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认为进一步国有化是可取的。一度曾广泛为人接受的，以为国有化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幻想破灭了。诚然，现在政府有时仍然对个别部门和企业实行国有化，如美国的铁路客运和部分货运、英国的雪兰汽车公司以及瑞典的钢铁业。但实行国有化的原因却大不相同：有的是由于市场情况要求削减服务，但消费者希望予以保留，由政府补贴；有的是由于无利可图的企业的工人害怕失业。甚至那些支持这种国有化的人们，也不过是将它看成是不得已的事情。
计划和国有化的失败，并没有解除要求建立更为庞大的政府的压力，只是改变了压力的方向。政府的扩张现在采取了实行福利计划和开展调节活动的形式。正如Ｗ·艾伦·沃利斯用另一种说法所阐述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关于生产手段社会化的论据一个又一个地被戳穿，在理论上破产了，现在又谋求生产结果的社会化。”
①《被过分管制的社会》（纽约：自由出版社，且976年），第235页。
在福利方面，方向的改变导致了最近数十年福利事业的激增，特别是在1964年林顿·约翰逊总统宣布“向贫穷开战”之后。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和直接救济等“新政”时期实行的计划，扩及到了新的集团；付款额增加了；增添了医疗照顾、医疗补助、食品券和其他许多计划。公共住房和城市复兴计划也扩充了。现在总共有数以百计的政府福利和收入转让计划。1953年，为把零散的福利计划集中起来，建立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开始时预算为二十亿美元，不到国防开支的５％。而二十五年后的1978年，它的预算达到一千六百亿美元，为陆海空三军总开支的一倍半。它的预算之大在世界上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政府的预算和苏联政府的预算。该部管辖着一个庞大的王国，渗透到全国的每个角落。国内每一百名雇员中就有一名以上受雇于这个卫生、教育和福利王国，不是直接为该部服务，就是为由该部负责的、但由州或地方政府机构执行的计划服务。我们大家都受到了其活动的影响。（1979年底，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分离出了一个教育部。）
谁也解释不了下面这样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是人们对福利事业激增的后果普遍不满；一是人们继续施加压力要求进一步扩大福利事业。
目标都是崇高的，结果却令人失望。社会保险开支剧增，政府在财政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公共住房和城市复兴计划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提供给穷人的住房。尽管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但接受公共补助的名单却越来越长。普遍一致的看法是，福利计划一团糟”，充满弊端和腐化。全国大部分医药费用由政府支付后，病人和医生却都抱怨开支剧增，抱怨医疗越来越缺少人情味。在教育方面，随着联邦政府干预的扩大，学生的成绩不断下降（见第六章）。
这些好心的计划接连遭到失败，并非偶然，也不单单是因为实施方面的错误所造成。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用恶劣的手段来达到良好的目的。
尽管这些福利计划失败了，然而，要求扩大这些计划的压力却有增无减。有人把失败归咎于国会在拨款时太小气，因而呼吁实施更广泛的计划。某些计划的得益者为进一步扩大这些计划而施加压力，其中首先就是实施这些福利计划的大批官僚。
一个吸引人的代替当前福利制度的办法是，向收入低于法定标准的家庭提供联邦补助。这个主张得到了具有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个人和集团的广泛支持。目前已有三位美国总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然而，这种建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难以在政治上付诸实施。
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
最早大规模采用福利措施（这些措施现在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普遍采用）的现代国家，是“铁面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统治下的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社会保险方案，向工人提供事故、疾病和老年保险。他的动机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出于对下层群众的家长式的关心，同时也是狡猾的政治手腕。他的措施是用来破坏当时刚刚出现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吸引力的。
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那样的一个本质上是贵族独裁的国家（用今天的行话来说就是右派独裁国家），竟会带头采用通常只有社会主义和左派才会采用的措施，似乎是咄咄怪事。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即使撇开俾斯麦的政治动机，也是如此。专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徒们都信奉中央集权，信奉靠命令进行统治，而不靠自愿合作。他们的分歧在于由谁来统治：是由血统决定的杰出人物来统治，还是由择优而取的专家来统治。他们都非常真诚地宣称，他们想要提高“全体大众”的福利；宣称他们知道什么是“公共利益”，而且知道怎样才能比一般人更好地为其服务。为此，他们都宣扬家长式的哲学。但是，一旦掌权，他们就都会在“全体福利”的幌子下，为其本阶级谋利益。
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保险措施更为接近的先例是英国采用的措施。这些措施始于1908年通过的养老金法和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
养老金法规定给予任何年过七十、收入低于规定数额的老年人以周养老金，金额按领取者的收入情况而定。它绝非捐助性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直接救济，即在英国存在了数百年的济贫法的延续。然而，正如Ａ．Ｖ．迪塞指出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养老金被认为是一种权利。用养老金法中的话来说，不能因为领取养老金而“剥夺人们的任何公民权、权利或特权，也不能因此而使人们丧失任何资格”。养老金法颁布五年后，迪塞在评论该法令时写道：“一个乐善好施的聪明人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领取养老金也即救济金的人依然有权参加下院议员的选举，这种规定是否将对整个英国有利。”
①当时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谁也不会感到奇怪，但现在如果接受政府的慷慨赐与意味着丧失选举资格，那就是打着灯笼也不会找到一个有选举资格的人。这说明我们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多么远。
国民保险法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给所有受雇于联合王国的年龄在十六至七十岁之间的人保健康险，即保证他们有钱看病；第二，给受雇于该法令规定的那些部门的人保失业险，即保证他们在失业期间得到补助。”
②与养老金不同的是，国民保险法是捐助性质的，它的资金由雇员、雇主和政府共同负担。
①A。V。迪塞：《关于十九世纪英格兰法律同舆论的关系的讲演》，第2版（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1业年），第XXXV页。
②同上，第
XXXVI－XXXVll页。
由于它是捐助性质的，也由于它着眼于防止意外事故，该法令甚至比养老金法还要激进，更离开了以前的做法。迪塞写道：
根据国民保险法，国家招致了新的、可能是很沉重的负担。而挣工资的人则得到了新的、很广泛的收益。……在1908年以前，一个人不论贫富，是否为自己的健康保险，完全是每个人自由定夺的问题。他的选择同他要穿一件黑色上衣还是一件褐色上衣一样，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国民保险法到头来会给国家，也就是给纳税人带来比英国选民们所预料的要沉重得多的责任。……失业保险……实际上是国家承认自己有责任使每一个人免受失业之苦……国民保险法正符合社会主义的理论。它与自由主义，甚至与1865年的激进主义很不协调。①
美国早期的这些措施，同俾斯麦的措施一样，表明了贵族统治与社会主义的相近之处。1904年，温斯顿·丘吉尔脱离贵族的保守党，加入了自由党。他作为劳合·乔治内阁的成员，在制定社会改革的法令方面起了主导作用。改换政党（后来证明只是暂时的）并不象半个世纪以前那样，需要改变原则，半个世纪前，自由党对外实行自由贸易，对内实行自由放任主义。他所提出的社会立法，虽然在范围和种类上同以前的立法有所不同，但还是继承了家长式工厂法的传统。该法令是十九世纪主要在所谓的激进保守党人②的影响下通过的。这批激进保守党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贵族，浸透着要靠工人的赞同和支持，而不靠强制来照顾工人阶级利益的责任感。
①见第100页注①，第XXXVll－XXXIX页。
②塞西尔·德赖佛：《激进保守党》（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年）。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英国成为今天的样子更多地要归功于十九世纪保守党的原则，而不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思想。
无疑，影响罗斯福“新政”的另一样板是瑞典。瑞典走的是“中间道路”，这是马奎斯·蔡尔德1936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瑞典于1915年颁布了强制性的养老金法，该制度的资金来自人们的捐助。规定给予所有年过六十七岁的人以养老金，不论其经济状况如何。养老金的数目依个人向该制度捐款多少而定。该制度也得到政府的财政补助。
除养老金和后来的失业保险外，瑞典还大规模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兴建公共住房以及建立消费者合作社。
福利国家的结局
长期以来被标榜为福利国家的成功典型的英国和瑞典，遇到了愈来愈多的困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英国感到越来越难以承担日益增加的财政负担。税收成了不满情绪的主要根源。通货膨胀更给人们的不满情绪火上加油（见第九章）。一度成为福利国家桂冠上的明珠而且至今仍被多数英国公众视为工党政府的伟绩之一的国民保健事业，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境，受到罢工、费用上涨和病人等候时间延长等问题的困扰。越来越多的人转而依靠私人开业医生、私人健康保险、私人医院和私人疗养所。尽管私人成份在整个健康事业中仍占很小部分，但这部分却正在迅速增长。
英国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一起增长。政府不得不收回它实现充分就业的许愿。最糟糕的是，英国的生产率和实际收入再好也只能算是停滞不前，这使它大大落后于欧洲大陆上的邻邦。保守党在1979年选举中大获全胜是这种不满情绪的集中体现。这一胜利是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保证彻底改变政府的政策而获得的。
瑞典的情况比英国好得多。它在两次大战中都没有负担，从中立地位中的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