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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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神经外科的主任，有人建议在他那里疏通一下，请他批准同意母亲转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这样我们也许能够报销在天坛医院的开销。那笔医药费毕竟数字不小，若争取一下能够报销何乐不为？
不敢跑得太远，怕误了来接我去赴宴的汽车。只好在附近两三家商店之间跑来跑去的比较。太贵的负担不起，太差的又怕对不起人家。最后买了七百多块钱的礼物，心里还觉得不够分量。
外科主任收下了礼物。可我却是在妈去世很久以后，才去找他谈转院治疗的事。他拒绝签字同意母亲转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
我认为这很正常。试想，他一再对我强调做过四百多例垂体瘤的切除手术，而我还是自费到天坛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还要来找他想办法报销，这不是太过份、太让了下不来台，甚至是对他的侮辱吗，我竟然采纳这种意见，不是太不应该了吗？
他还暗示，如果由他来做这个手术，妈也许不会亡故。我没有向他解释，妈去世并不是因为手术。
他拒绝签字倒成全了我为妈尽的最后这点心意。
不过就是妈再活一次。再做一次手术，我还是不会找她、不会在妈的合同医院做这个手术。
妈的病，不正是合同医院误的诊吗？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眼睛已渐失明、白翳始终遮不住眼球的情况下，眼科主任还坚持是“白内障”，而不考虑脑子里可能长了压迫视神经的瘤子。
※ ※ ※
然后我又趁有车之便到韩美林那里去取别人带给我的东西。最后才到午宴上去。
这个安排妈是知道的，但她突然急迫地想要知道我在哪里、我是否安全，非让小阿姨马上给我打电话不可。
是否就在那一天，我便身染大病。爱我比爱自己生命更甚的妈一定感应到了，否则她不会突生这样的奇想。
小阿姨往哪打？何况她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家旅馆吃饭。就是知道我在哪家旅馆吃饭，那么大的旅馆，我到底在哪一层、哪家字号？
为了安抚妈，明知我不在家小阿姨也往家里打了电话，家里当然没人接。妈又让她往我机关打，说机关一定知道我在什么旅馆吃饭。可是小阿姨不知道机关的电话，妈知道，但妈也没有随身带着我机关的电话号码。她就叫护士帮助查找。护士的服务态度不错，在电话号码簿上给妈查到了。小阿姨拿着机关的电话号码正要去打电话，我就到了。
一进病房，就见妈双目眦裂，满眼是大难临头的张惶。
小阿姨见了我，如释重负地说：“来了，来了。张阿姨来了。”
这时妈又心慌起来。妈怀疑有婚外恋那个男病人的家属正在帮小阿姨安抚妈。她说：“躺下、躺下，休息休息就好了。这是因为刚才太紧张了。”
我也以为她的心慌是活动太激烈。心情太紧张所致，其实这也是大病之兆。
每次去医院的路上，其实都是分秒必争，就是红灯亮着的时候，也不管不顾地在车流里穿行，哪怕早一分钟抢过马路也好。因为妈在企盼着我。
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许多可以提供各方面服务的公司，和花费不大的“麦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全靠我一个人应对。
单说每天一早背着一兜汤水炒菜挤换电汽车就耗去不少力气，我最怕挤那一0六路电车，也许是我挤车技术不佳，常常挤得满腿是伤。有一次甚至将内裤挤掉，要不是外面的衣服上着皮带，真不知怎么收场。经过那样一段时间的锤炼，现在不论碰见什量级样的“挤”，我都不怕了。
由于连日的焦虑、伤情、担忧、恐惧、劳累，体力消耗很大。在快速往来的车辆里穿行往往会让我感到两腿发软，头晕眼花。
特别是妈的病房还在六楼。
刚进医院的时候，我每天还能轻捷，甚至是潇洒地在楼梯上，上上下下地走几趟。渐渐地也就潇洒不起来了。
医院里有电梯，虽说只供病人或护士、大夫使用，但情况也不尽然，一切要看开电梯人的性情。
有个和我同年的女同志，还有一个文学爱好者对我很是照顾。如果是她们在开电梯，那就是我的运气，怎么也能蹭上电梯。
也有大碰钉子的时候，而且碰得嘎蹦脆。有天早上，我背着很多东西来到医院，看看楼梯，实在上不动了。便老了脸皮，低眉敛气地走进电梯，对那位开电梯的女士说：“我实在太累了，您看我又拿了这么多东西，谢谢您让我乘乘电梯吧。”
她的手往电梯外面一挥，简明扼要他说：“出去！”
我只好夹着尾巴走出了电梯。
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相信她如果看我一眼，能发点善心，一定不会那样对待我。
十三号这天不巧，开电梯的正是那位丝毫不肯通融的女士。鉴于以往的经验，我自知没有指望地往楼上爬。而且还是一步两个台阶。——妈一定等急了。
我甚至听见大腿前的两块肌肉，在拉起两条腿的时候，噔噔地响得非常吃力。像一辆难以发动的老旧汽车，却非要它发动起来不可地蹦蹦着。
※ ※ ※
看到妈闹成那个样子，我真是又急又气又委曲，觉得她太不体谅我。
心想，我已经很努力了，妈，您为什么不懂我的心呢？从而让您自己的心和我的心，都累得没有了一点汁水了。
您累，比我累还让我忧心，结果是我的心就连您的心一块累着，是累上加累了。
急得我恳求她说：“妈，我真的很累。我知道您爱我，可是爱得太过也是一种负担。我已经很急了，为了早到医院一分钟，我差不多分秒必争，连过马路都是横冲直闯。您再这么催我，我就更着急了。一急就容易出事，那不就是催命吗？到那时候，您就后悔莫及了。”
我了解自己，装了那一肚子心思，这恳求比发火还煎熬人。
妈不回答。我看见她放在被子外面的手，颤颤地抖着。
后来想，我这样说，她心里一定也很委曲。她不正是因为爱我、担心我的安危才这样紧张的吗？
我又说：“咱们哄着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能为这样的小事麻烦人家，像查电话号码的事，人家管得着吗？要是把人家弄烦了，到了真有要紧事的时候，人家还能耐心细致地照管您吗？”
妈没看见吗？除了危险期间有特护照顾，特护走了以后，哪样事不是我这个一点医护常识也没有的人在时刻关注着她？幸亏妈没有出别的事。
可是她一定听不进去这些话。对她来说，首先是我的安危，至于她自己到了要紧的时候人家怎么待她，她才不考虑呢。
妈把我的韬讳之计当成了我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才能。看我在病房里似乎很玩得转的样子，曾当着我的面对小阿姨说：“你张阿姨在哪儿都能打开局面。”
我没吭气，只对妈得意的笑笑。
妈，那叫打开局面吗？那只是当下三烂、装孙子，并以此来讨取人家的欢心。
就在我为签不签字手术而忧心如焚的情况下，也得强颜欢笑地陪着前来消闲解闷或观赏名人的人高谈阔论，那是真正不惜血本的感情投资，为的是妈在紧要关头，能够得到较为悉心的照料。
恐怕对外的这种投降主义和我的宵小之心也不无关系。
好比，我能得罪小阿姨吗？得罪了她，我不在家的时候她能好好照料妈吗？说是为了好好照料妈，其实还不是为了自己可以抽身而去？
这时妈又要喝水，真给她端过水去她又喝不了几口，让我们端走。或是刚在床上躺好，又让我们扶她起来喝水。
或一会躺下，一会坐起。每种体位都保持不过两三分钟的样子。
我压抑着心里的不满恳求她：“妈，您天天晚上都闹得我们一点不得休息，要说您晚上闹那是因为‘谵妄’没有办法控制，白天您再闹就说不过去了，小阿姨晚上照顾您已经很辛苦了，白天咱们应该尽量让她休息，如果她白天也得不到休息，如果撂了挑子，临时再上哪儿去找这么一个熟悉情况的阿姨？现在的情况是越少出问题越好。”
我每天到医院后，什么也不让小阿姨干。而是让她把折叠床撑到阳台上去睡觉。为的是让她晚上和我轮换着陪床，我的体力已经消耗得不能独自支撑这件事，所以特别害怕小阿姨撂挑子。
其实，妈哪儿是折腾人，她是病得开始折腾自己了。
妈好像根本没有听进我的话，一会儿又要坐起来。我没有好气地扶她坐了起来，并让她自己披上夹克。
她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时间过得越久，我越能咂磨出她当时的神情，她不但隐忍着极大的不适，还要在穿衣的逼迫下逃遁无门，心神败坏地瞪视前方。
她看也不看手里的夹克，拿起夹克的下摆当领子，伸出胳膊就去穿袖子，那怎么能够穿进？我不但不帮她纠正，还冷酷地说：“好好看看，那是袖子吗？那是袖子吗？”
※ ※ ※
任她长期这样“闹”下去总不是个办法，特别是在晚上，对没有人手可以替换的我和小阿姨，实在太辛苦了，别的病人都是老婆、丈夫、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什么的一齐上，就是那样他们还感到力不能支。更何况我除了陪夜还要应付一切想到，或是想不到、一环扣一环的方方面面。
只好想出这样的办法骗她：“您闹得病房里的大夫、护士、病人都对您有意见了。我一到医院，大夫护士就抓住我反映您的情况，让我带您出院，所以我都不敢到医院来了，怕人家抓住我，让我带您出院。老房子交了，新房子还没装修好，咱们出了院上哪儿去？只好住到老孙那儿去。”
知道妈最怕住到别人家里去，就拿这个威胁她，希望她能迷途知返，知难而改，在医院和先生之间选择其一。
妈一辈子都没痛痛快快地活过，非常看重别人的反应。老对我和唐棣说：“别人让人家说咱们的闲话……”
我和唐棣就会激烈地反对：“偏不！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闲话？有些人吃饱了不干别的，就会拿闲话害人。人活一辈子不易，再为那些别有用心的闲话委曲自己不是太傻了吗？”
或是自寻烦恼地说：“某某今天和我走对面也没有理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
这肯定和她自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一切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有关。
因为深知她的忌讳，就编造大夫、护士对她反映不好的假话吓唬她。
又吓唬她说：“您什么时候改好了，我什么时候再到医院来。您要是不改，我就永远不来了。”这样吓唬她实在太无情了。
人一上了年纪本就来日苦短，和至亲至爱的人多守一会儿是一会儿，谁知道以后（还有多少个以后？）乃至明天，还有没有这样的相守的时机，更何况她的自觉症状越来越不妙，到了这时候她心中一定明白，一天看不见我，可不就少了一天和我的生聚。
“我永远不来了”与她是多么大的打击。
她又怎么知道我仅仅是吓唬她呢？
我又偷偷地安排小阿姨：“你要配合我，常常提醒姥姥，‘您要是不闹我就去打电话把阿姨叫来。’”
晚上回家的时候，又拐到陈敏华大夫家去取我托她给妈买的“保护一号”，这是北大医院为预防放疗的副作用而研制的中成药，据胡容说效果很好。现在这些药还在家里放着，散发着一股凉森森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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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果然没能到医院去。我找装修公司去了，想让他们抓紧时间把新房子装修好，无论如何妈快出院了。朱毅然主任已经谈起出院的时间问题。别人手术后三四天就出院了，我们已经住了二十多天。可是那个装修公司根本不讲信誉，扯皮扯到下午，问题照样解决不了。从装修公司出来已经很晚，就没再赶到医院里去。
这天小阿姨按照我的安排问过妈：“姥姥，您想不想阿姨，您要想阿姨我就去打电话把阿姨叫来。”
妈伤感他说：“她生气了，再也不会来了。”
这件事纯属巧合，却伤透了妈的心。
从此她晚上不再闹了，睡得也安静了。
还也许，正是我这一番“训话”把她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她也忍着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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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自然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回避负荷超过极限就会失控的现实。
也许我不该怨天尤人，要是在西方的医院，他们决不会让病人家属累到这种神经失常的地步。他们也不会允许病人家属抢医护人员的饭碗，替医护人员干那本该是医护人员干的万般事体。那万般事体要是分摊在每日轮换一新的医护人员身上，反倒能让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和力量，将其转化为“南丁格尔”的崇高精神。谁让我们住的是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医院，哪怕是五六十年代的医院，也不会发生这种让人追悔无穷的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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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妈一不闹，就显出衰败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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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号，星期二。
上午一到医院，就发现妈的脸色一反前些日的红润白皙，突然变得晦暗起来。在额上手术钻孔的部位，还塌进一个黄豆大的小坑。
马上去找大夫，病房里却一个大夫没有。又到罗主任的办公室去找罗主任，他也不在。可是下午三点我还得赶到新桥饭店，前天作协已安排好我到机场送意大利的那位朋友。她已经和他们团长彻底闹翻，决定提前回国。如果我再中途变卦，可能会使她更加烦恼。
我又无知地认为妈的情况不太要紧，便安排小阿姨在我走后继续寻找大夫，我会不断地和她联系，如果情况紧要我将及时赶回医院。晚上打电话给小阿姨询问妈的情况，她说大夫看过了，说什么问题也没有。岂不知当时已是大难临头。第二天我到医院后，又找大夫反映妈的情况，大夫说妈脸色晦暗是正常现象，因为手术中的瘀血还没有吸收干净。瘀血是块状不均匀的分布，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