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画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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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香居茶馆里》写得无论多快多成功，它不过是《淘金记》的预演。中国丑恶政治缩影的一次巨大的描写，千奇百怪的内斗，明的暗的，暴力的和文明的厮杀，就在他心里闹腾着要出台。写“争吵”后来成了沙汀的“绝活”，这个短篇就好像是大争斗中的一场小戏。记得去延安前，家乡一批士绅买了一架抽水机钻到城北山沟里，把一个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引诱进去。当时他就感叹抗战把某些人的私欲搧旺。从前线回来后，发现这种初期的现象在广大的地区，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这才刺激他想把长期酝酿的这部作品一定要写出来。
可是，张家花园集体公寓式的热闹生活只适宜写急就章。他开始考虑把玉颀、孩子从文公场接出来，设法在重庆安一个家，创造一个写长篇的环境。玉颀自然同意。他向曾家岩汇报了这个想法，也得到支持。组织上为他在国际新闻社租了两间空房，从《新华日报》化龙桥分销处借来一些家具，窠巢便算筑成。
从《新华日报》把家具搬运过嘉陵江并不繁难。化龙桥对岸便是鹅项颈，一江之隔。范长江的国际新闻社和青年记者协会的牌子，就挂在一栋西式的两层楼门口。除楼上住了沙汀简单的一家人外，空余的房间里，还经常有待命去延安的人暂住，等候车辆。沙汀在育才学校谈妥的沙蒙、舒强，还有在上海便认识的一位女性王季愚，都曾成为他临时的好邻居。
国新社大部分是青年人。他在他们的伙食团搭伙，参加他们的成立纪念会，认识了马耳（叶君健）、爱泼思坦。范长江与沈钧儒的女儿在学田湾结婚的消息，他是在生活书店校改送审通过的《老烟的故事》时，听胡绳讲起的，便赶去贺喜。但是，他与记者们的交往还是不多的，他把时间都给了《淘金记》。
这部长篇在脑子里已经有了雏型。他草拟了详细的写作提纲，其中包括简要记录每一章 的人物、事件，细节的安排。第一章 他还从茶馆写起。他借用了仁寿附近的北斗镇，让林么长子林狗嘴踱进了涌泉居喝早茶，引出镇上各式各样的人物，引出新发现的金矿筲箕背，引出全书的三角矛盾……小说顺利地开了头。从其香居到涌泉居，一切顺理成章。刚过了1941年的元旦，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开始还不知道。几天以后，周恩来的题词“千古沉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周亲自上街散发这一日报纸的消息，也在山城传开。《淘金记》写到第三章 戛然而止。
原来每周只需周六进城去一次曾家岩，现在骤然增多。徐冰让沙汀召集可靠的熟人到曾家岩，听王梓木给大家讲述皖南事变双方的军事布署及发生战斗的情况，以便向各界朋友广泛宣传，打退政府的歪曲性报道。
这是一些令人揪心的日子。项英牺牲，叶挺被俘的消息传来，中央决定迎接更大的分裂。南方局贯彻“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周恩来、徐冰召集沙汀等讨论组织重庆大批进步文化人疏散。疏散的地点主要是延安、香港。欧阳山、草明早已决定去陕北。茅盾、以群将去香港。沙汀建议让杨骚去南洋，可以做那里侨胞的工作，得到组织的肯定。正巧，杨骚在神仙洞街任钧家作客，他便去找他谈话，一说便通。由此，杨骚只身赴新加坡。等到他们再次见面，已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北京了。
这一段时间不过半个多月，几乎天天进城开会。礼儿赶热闹，患了中耳炎。他每每领着儿子进城就诊，完毕，送回家，还要过江再去曾家岩。一次，就诊后时间已晚，只好带了孩子开会，把他安排在会议室的长椅子上。周恩来最先发现小杨礼已经睡去，吩咐警卫员去取毛毯给孩子盖上。散会后又派车让父子俩随冯乃超到文工会过夜。周恩来细心到无微不至，是别的政治家都比不上的。
这样每日讨论别人的疏散计划，沙汀不能不考虑起自己来了。周扬经常托人给他带信问好，同时不放弃劝他重返延安的可能。重庆组织上似乎也有这个暗示。他冷静地剖析自己，审视自己的全部写作“库存”和发展前景，与玉颀交谈，也与心中跃跃欲出的人物交谈，觉得只有回乡才能加强、焕发自己的文学生命。到了1月底，疏散的问题大体就绪，一天向徐冰汇报后，徐问起他的打算，他便决然地说出想回安县的意思。
徐冰没有提出异议。反倒详细地问起他在故乡的社会关系，隐蔽下来从事写作的安全程度。当知道他舅父郑慕周的地位和开明态度后，就同意了他的计划。只是反对沙汀与地方党发生关系，主张把组织关系保留在南方局。徐冰说：“决定了就赶快动身吧！为了你们老不动身，恩来同志这一向觉都睡不好呵！”
临走前，徐冰突然阻拦道：“不跟恩来同志见见面就走啦？”
这当然是沙汀的心愿。不一会儿，周恩来迈着潇洒的快步走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我听徐冰说了你的情况，我同意你的决定。回去以后要多加小心！”
沙汀看着一年来他的这个上级，英武的两条剑眉，事变以后由于日夜操劳显得消瘦的脸庞。临事好激动的他嗫嚅着，说出预先没有想到会说的话：“安家以来，我很少进城跑工作了……”
周恩来爽快地打断了他：“你住在乡下写东西，当然就少有时间进城了嘛！东西写得怎样了啊？”
他的手还被周恩来握在手里摇着，觉得越来越热了。
表现抗战条件下的乡土，他三年多积蓄下的一切绝不该付诸东流。他撤离重庆前，把冀中所写的日记、笔记，特别是一册记录几个军事将领谈话与印象的本子，留在了朋友手里。后来不幸丢失了。这是否意味着沙汀已经懂得，纪实性地反映根据地和前方的报导散文，他已经写完（后写的《闯关》是小说）。所以，他留下原来视如生命的笔记本，以少有的勇敢采取了回乡的方式，去迎接一生只有一次的创作高潮。
这样一个瘦瘦小小的人，有勇气钻回故乡的山沟，一钻就是十年，而且相信这样荒僻贫瘠的土地有无穷的文学矿藏，连历史都感觉惊讶。他的抉择需要以后的时间来证明，他显示出一种成熟，一种远见。你能说他是碰巧成熟的吗？你描写地狱，却走入地狱。在中国最黑暗、最贫困的地方，你几乎被“活埋”，却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
这块乡土有我童年、青年时代如许的回忆，有我的父老兄弟，重要的是我能获得新的艺术创造力。
沙汀传……第十章 淘金者的艰难跋涉
第十章 淘金者的艰难跋涉
独创的丑世界：睢水刘家酱园的《淘金记》
他没有重返解放区，而是走向自己出生的土地。他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和得到代价。
离开重庆还是有些依依不舍。为了行动的安全，与许多朋友正式告别的愿望只好压抑住。他几次跑到两路口长途汽车站去打听成渝路车辆的“行情”。一天在那里猛然撞见随贺龙一路同行的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模。虽然终于摆脱了他，自己的神经却因此紧张起来。走常规的陆路已经没有安全感，他觉得带着妻儿上路是来不得半点冒险的。苦思苦索，想出一个兜圈子的计划（是不是从敌后游击战学来？）：沿长江上溯至叙府（宜宾）、嘉州（乐山），由嘉州经成都回安县。从小看惯了人们运用各种计谋，他对自己选定的路线很满意，只要上船时不被盯梢，路上就不会有意外。
他托付同住国际新闻社的舒强，帮买船票。1941年2月，冬天枯水季节，小汽轮只能通到沪州。临行的这日，舒强又送玉颀和孩子先行登船。沙汀找了这个机会绕到张家花园看朋友，故意捱到最后一刻。长期共事的以群不在。同梅林聊了一会儿，梅林拿出一张请帖给他，说张治中请吃饭。他漫声答应着，没露要走的声色。出来又到白象街《新蜀报》报社看望老舍。勒以、姚蓬子正在老舍屋里，大家谈起了沙汀发表不久的《老烟的故事》、《在其香居茶馆里》，认为是他最好的小说。他好容易忍住了想与朋友正式告别的冲动，默默地离开了。
在朝天门码头的汽轮上搜了半天，才在下仓的一个角落里找到玉颀和孩子。船上拥挤不堪。要防备被谁认出来，开船前绷紧了神经。水上警察检查他们一大堆行李的时候，其中一个家伙的脾胃实在好得没法说，他突然猛喊一声：“喝！还带武器？！”把沙汀惊住。随后自己先呵呵地开怀笑了，戳着礼儿手上的玩具手枪，逗弄得十分开心。
一家人到达出产曲酒的沪州，只在旅馆住了一夜，便搭上一艘装货的木船。坐在木船舱面上，继续航行至盛产糟蛋的叙府（宜宾），再转木船入岷江。这里水浅滩多，遇到险峻的河段，上行船的搭客要下来步行。临时的船工便来兜揽拉船生意。我看眼前三五个瘦小的满身筋包的纤夫，把身子曲到头几乎点着沙滩的程度，向前一步步挣扎，沙汀想起了俄国画家列宾那幅著名的伏尔加纤夫的油画。
江边出现莽莽苍苍的乐山大佛，对岸的嘉州城仿佛尽收大佛的眼底。但是当时哪里有心思观赏风景呢，在旅馆里花了小费才让茶房买到第二日到成都的汽车票。在省城为了减少麻烦，干脆雇了两辆黄包车去安昌镇。一个多星期的水程，三四天的旱路，等远远看得到杨家碾母亲一手经营的房舍院落，沙汀夫妇被蜀道的艰难折磨得骨架都要散了。杨家碾的房子三面环水，与城关南门、西门隔岸相望，安谧、宽敞，处处可见母亲在世时留下的劳碌痕迹。本来指望这里是静心静气完成《淘金记》的环境，但才住两天，已经被大哥一家困扰。杨印如（朝绶）的家现在是更其糟糕，他本人又一次当了鳏夫，靠典当家具，每日供他躺在烟床上吞云吐雾。不成器的子侄把家里任何一点东西都偷偷拿去变卖。这个家破败得像一床烂棉絮，连空气都是阴沉、死灭，无法忍受的。所以，几天后，他们就毅然搬出，玉颀领着孩子住进城内汶江小学，沙汀住在舅父家里。
仿佛时光倒转，又恢复了1928年与玉颀恋爱时两人“一墙之隔”的样子。当然，现在他可以大着胆子进出玉颀的房间。学校刚开学不久，她被聘为音乐教员，夹着教鞭、歌谱，已经在给小学生上课。沙汀闲着，天天出入学校的教员预备室，有机会便代上几节课，或者叫上几个朋友去街上坐茶馆。汶江小学是他帮着舅父筹办的，第一代的教师大都是他从省一师聘来。“元老”地位的马之祥仍是校董，这时的校长周光复，正是马在秀水教过的学生。不久继任的校长刘逊如从本校教员中提拔，他是汶小第一期毕业生。这些人无一不与沙汀熟悉。
比起1937年他在家乡短期逗留看到的小学教员的状况，现在是更坏了。物价飞涨，小小公务员的这点可怜的薪水维持不了一个家庭。就是这么一个职位也是朝不保夕。抗战在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教员们看不见胜利前景，也不敢运用他们的思想。因为就是这样一个小城镇，“气压”也很低很低，精神统治造成的苦闷，整个把这群县里的“文化人”染成灰色。
这里的一个特殊人物是马之祥。他的耿直、幽默，一如既往，甚至比青年时代更鲜明。沙汀听人说，抗战前不久，因为县长刘垣培错召他去谈话，告辞时摆县官架子，他回校后即修书一封，责备县长唐突无礼，索要误课钟点费大洋两角。信中还有“阁下真古怪哉”之语。县长见信大怒，罗织罪名，将其拘押在看守室。公安局长出面逼他认错，他以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为依据反驳道：“县长无礼义廉耻，错误实多，我有何错？”
县长传话只要写一悔过书便放他，他拒不应。最后还是郑慕周出面，才使县长下了台阶。两个月后，刘县长在成都病死，马之祥撰了一幅挽联，在安县传布久远。其辞曰：“阁下真古怪哉！既错请周通，不思补过，反管押公冶，故意示威，似君糊涂蛮横，人世应难长久住；衙中没太爷了！要忙煞宋江，趁势抓钱，看急死刘二，无题恋栈，尽你穷凶极恶，天公自有巧安排。”
（汶江小学一群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触动你写《困兽记》的最初动因吧？如果推得远一些，从第一次与他们在一起演剧，就开始酝酿了。我的家乡挚友马之祥，便是牛祚的原型，一个善的风趣人物）
除了与小学教员交往，这一段的城关生活，使他结识了何薨仁，一个法国留学生，早年信仰安那其主义，是巴金的老友。何因为揭发国统区的时弊，开罪了人，辞职后避居到夫人的家乡来专心写一本农业著作，此时寄居在郑慕周家里。郑很敬重他，腾出上好的房子供他一家使用。他显然知道了沙汀的经历，见面就抨击当局，放言高论，两人很谈得拢。还有萧崇素，离开重庆《新蜀报》回乡，正在筹划办实业，准备开一个纸厂。萧和他的妹夫彭丰根医生住在一起，时常到汶小找沙汀闲谈。有时也去坐十字口的茶馆。说起时事，还像在报纸写社论一样，侃侃而谈。
这些从外面的世界跑回来的人，自成一个系统，根本不把县里掌权的新派人物放在眼里，很快就卷入当地新旧两派的斗争漩涡。魏道三自“四·一二”政变上台，坐稳了十几年安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交椅，升不上去也退不下来，是个不折不扣的党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