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慰藉-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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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尽信书而不愿信自己也如此！假如书能表达我们所有的潜能，连我们长癣都知道，那我们也就无可抱怨。然而如蒙田认识到的，伟大的书本对那么多题目都避而不谈，所以我们如果听任它们来划定我们好奇心的界限，就会阻碍我们思想的发展。在意大利的一次聚会集中体现出这个问题：
我在比萨遇到一位举止得体的先生，他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的基本理论是：考验一切良好的思想和每一项真理的试金石和度量计就是看它是否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教导。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虚妄的：一切的一切，亚里士多德都已经见到了、做到了。
当然他见到了、做到了很多事。在所有古代思想家中间，可能亚里士多德是最全面的，他的著作覆盖了广阔的知识面（生物的生成与腐化、天、气象学、灵魂、动物的器官、动物的行动、诡辩术、与尼各马可谈伦理学、物理学、政治学）。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成就的规模本身就给后代留下了问题。有的作者太聪明，对我们并没有好处。他们说得太多，好像对所有的事物都有最后发言权。他们的天才禁止其后代有任何心怀不敬，而这正是创造性的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亚里士多德的悖论在于他恰恰阻止了那些最崇敬他的人学习他的榜样。他是由于怀疑其前人已经建立的知识而成就其伟大的。他并不拒绝学习柏拉图和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但是在赞赏他们的力量的基础上，对他们的弱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要真的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就意味着允许凭自己的思考与成就最伟大的权威也能有所分歧，这是蒙田认识到，而那位比萨的先生没有认识到的。
不过，宁愿引用和评论别人的话，而不愿自己思考、说自己的话，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评论一本别人写的书，虽然在技术上很费力，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注释，但是可以避免受到新创作的作品常会经受的那种残酷的攻击。人家可能指责评论者没有正确反映伟大作者的思想，但是不会要评论者为那些思想负责。这也是蒙田《随笔集》中有那么多引语和评论的原因：
我有时让别人说我要说的话是因为我自己的语言修养不足，有时是由于我的智力不逮……而有的时候是为了制服那些轻薄之徒，他们对一切写作，特别是活着的人的近作，都急急忙忙地进行批判……我需要以别人的盛名来掩护我的软弱。
人往往在死后几百年受到比生前更多的重视，这种现象实在令人震惊。同样的说法，出于古人笔下就被接受，而由当代人说出来就会招来嘲笑。评论家不会拜倒在他大学同学的豪言壮语面前。这些人是不允许俨然像古代哲学家那样说话的。塞内加写道：“任何人都逃不掉因出生而受惩罚”。但是，后人也有类似的想法时却最好不要这样说，除非他有自取其辱的偏好。蒙田没有这种偏好，于是就寻找庇护。《随笔集》结尾有一段自白，流露出感人的脆弱无奈之情：
如果我有信心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我就会不顾一切，彻底地自说自话。
他之所以没有信心，是因为时间、空间离得越近，他的思想就越难受到像塞内加和柏拉图的思想那样的待遇：
在我家乡加斯科涅的氛围中，人们见我印出来的文字感到滑稽。我的名声所到之处，离我家越远，评价越高。
他的家人和随从听到过他打鼾，见过他换床单，在对待他的态度中绝没有他在巴黎所受到的敬意，更不用与他死后相比了。
一个人可能在世人面前奇妙非凡；然而他的妻子和随身仆人看不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几乎没有人在家里被当做奇人。
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本来就没有人真的是奇妙非凡的，但只有家人和随从能从近处看到令人失望的真相。或者，有人的确很有意思，但是他的年龄和居处都离我们太近，我们往往不当回事，因为人有一种奇怪的排斥身边事物的倾向。
蒙田并不是在自怜自艾；他只是以一些对当代陈义较高的作品的批评为例，说明一种有害的症状：本能地认为真理总是在远离我们的地方，在另一种气候中，在古代图书馆，在很久以前的人写的书中。问题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否为生于巴特农神殿落成和罗马陷落之间这段时期的极少数天才所专有，还是如蒙田大胆提出的，它也向你我开放。
他指出了一种极为奇特的智慧来源，比皮朗的那头航海的猪、图比印第安人或是加斯科的农夫还要奇特，那就是读者。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经历给予适当的关注，学会把我们自己当作可能参与智力生活的一员，那么，蒙田认为，我们大家都可以达到不亚于古代巨著中的真知灼见。
如此想法洵非易事。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以遵循书本权威为美德，而不是遵循我们自己凭感官每天在内心记录而成的大书。蒙田努力要我们回归自我：
我们会说：“西塞罗如是说”；“这是柏拉图的道德观”；“这是亚里士多德的ipsissima verba（19）”。但是我们自己要说什么呢？我们作出了什么判断？我们在做什么？鹦鹉学舌也不比我们差。
用鹦鹉学舌来形容写评论可不是学术语言。可以提出一连串的论据说明注解柏拉图的思想或是西塞罗的伦理学多么有价值。而蒙田却偏要强调这种学术活动的怯懦和沉闷。进行二手创作要求不高（原创性的发明比引用他人的话所需要的条件不知高多少），这种工作的困难仅仅是技术性的，耐心加一间安静的图书馆足矣。再者，学术界的传统鼓励我们去学舌的许多著作本身并没多大意思。它们之所以被放在教学课程的中心地位只是因为出于名家之手，而许多同样的、甚至更有价值的课题无人过问，就因为从来没有大学者阐述过。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早就被认为是严肃的哲学课题，因为是柏拉图首先提出来的；而腼腆与个人外表的关系却不算，因为古代哲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鉴于这种对传统的违反常情的崇拜，蒙田认为值得向读者承认，实际上他认为柏拉图有局限性而且有时很乏味。
我认为（柏拉图的）《对话》太拖沓，扼杀了实质问题；我还哀叹，这样一个原该有许多更有价值的话可说的人却把时间花在这些冗长而无用的预备性讨论上，不知我们时代的规范能否原谅我这样狂妄亵渎先贤？
（一位显要的著作家暂时让另一作家私心窃有所疑，蒙田对此于心有所不安。）至于西塞罗，就直接加以抨击，不必有任何歉意：
他的引言、定义、分节和字源学吞噬了他的大部分著作……如果我用一个钟头（那在我是很多了）读他的书，然后再回想我从中得到了什么精髓，多半如一阵风，空无一物。
蒙田暗示，学者之所以如此重视经典，是出于一种虚荣心，想以攀附显赫的名字来让别人以为自己聪明。其结果就是广大的读众要面对堆积如山的有学问而无智慧的书：
关于书的书比关于任何其他题目的书都要多：我们所做的就是互相上光。只见一窝蜂地都在评论别人，而原创的作者园地却是一片荒芜。
但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能找到有意思的思想，蒙田坚持认为，不论我们的生平多么微不足道，从自己身上得出的洞见还是胜过从所有的古书中得出的：
假如我是一名优秀的学者，我就能从自己的经历中找到足够的令自己聪明的源泉。任何人只要回想自己上一次怒火发作的情况……就能比亚里士多德对这种感情的丑恶之处看得更清楚。只要回想自己生过的病，那些威胁生命的病和促成身体逐渐变化的一件件小事，任何人都会对以后的变化有所准备，并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即便是恺撒的生平也不如我们自己的足以为范例；不论是皇帝还是平民，影响其一生的种种遭遇总不外乎在人身上所能发生之事。
只有那故意唬人的学术思想才使我们不这样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比自以为的更富有。
我们大家都能获致智慧的思想，只要我们不再妄自菲薄，以为我们没有2000岁，对柏拉图的《对话》不感兴趣，静静地生活在乡间，就与此事无缘。
全部道德哲学都能附属于一个人平凡的私生活，并不亚于其他更丰富的生活。
也许是为了大力强调这一观点，蒙田给我们讲了那么多他自己的生活有多平凡、多私人化，因此他告诉我们：
他不喜欢苹果：
除了西瓜之外……我对任何水果都无特殊好感。
他跟萝卜有一段复杂的关系：
起初我觉得萝卜挺适合我，后来发现不是；现在又好了。
他实施最先进的牙齿卫生：
我的牙齿一直都特别好……从儿时起我就学会用餐巾擦牙，一起床和饭前饭后都擦。
他吃饭太快：
我吃得太急，常常咬了舌头，有时还咬了手指。
还喜欢擦嘴：
我吃饭没有台布没关系，但是如果没有干净的餐巾就会很不舒服……很遗憾，我们没有沿着国王们开创的风俗继续下去：像换碟子一样，每一道菜换一次餐巾。
也许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但是它有象征意义，提醒我们这部书后面有一个思想者“我”，从一个平凡的不爱吃水果的灵魂提出了一种道德哲学——以后还可能继续提出。
即使我们外表与过去的思想者没有共同之处，也不必灰心。
西塞罗，前106—前43
根据蒙田重新画过的够格的、半理性的人的肖像，不会希腊文、有时放屁、一顿饭后就改变主意，对书本感到乏味，对古代哲学家一无所知，常常混淆这西庇阿与那西庇阿，都是可以的。
善良而平凡的生活，努力寻求智慧而从未远离愚蠢，有此成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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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ius Valerius Catullus（前87—前54），古罗马著名拉丁诗人，以田园抒情诗著称。——译者
（2） Cassius Longinus（213—273），希腊新柏拉图派哲学家及修辞学家，为罗马人处死。——译者
（3） Desiderius Erasmus（1469—1536），生于荷兰，16世纪著名人文主义神学家。——译者
（4） Antonio de Guevara（1481—1545），西班牙宫廷教士，历史学家，曾为查理第五的忏悔神父，《金色信札》又称《王公赞》，提出理想的国王。——译者
（5） Publius Ovidius Naso（前43—前17），古罗马著名拉丁文诗人，风格多样，为当时上流社会的宠儿。《变形记》（Metamorphoses）为15卷神话长诗。——译者
（6） Virgile（前70—前19），最有名的拉丁文诗人，对后来整个欧洲文学界都有极大影响。《埃涅阿斯记》（Aeneid）史诗是其著名代表作之一。——译者
（7） Terence，拉丁名Publius Terentius Afer（前190—前159），迦太基喜剧诗人。原为非洲奴隶，为元老院泰伦斯所解放，并使其接受自由派教育。他的作品以刻画普通人的心理见长。——译者
（8） Titus Maccius Plautus（前254—前184），古罗马诙谐诗人。——译者
（9） Pyrrho或Pyrrhon或Purrh？n（前365—前275），古希腊怀疑学派哲学家。——译者
（10） 法文，意为“登上至高无上的御座，仍只能坐在屁股上”。——译者
（11） 法文，意为“国王与哲学家皆拉屎，贵妇人亦然”。——译者
（12） 法文，意为“德·莱利：‘他们生来并不比我国人多毛’”。——译者
（13） 法文，意为“‘他们没有别的答复，只说换换空气会更健康’——德·莱利”。——译者
（14） 拉丁文，意为“我是人，凡属于人的于我都非异类”。——译者
（15） 拉丁文，意为“能欣赏我真面目者惟此君”。——译者
（16） 拉丁文，意为“有些人拿我的秃顶开玩笑，还取笑我眼睛昏花，腿太细，身材不好。都是实话，为什么听来却感觉受了侮辱？同样一件事情，一个人面前说说，我们当做笑话；但如果好几个人在场，我们就要生气。明明是我们经常用来自嘲的话，却不愿意别人随便乱说。开玩笑有个分寸是趣事；过了头，便是冒犯”。——译者
（17） Marcus Terentius Varro（前116—前27），古罗马学者。先服役于庞培军中，后归顺恺撒，为凯撒建立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以学识渊博、著述丰繁而载入史册。——译者
（18） Scipio，古罗马高乃依族常用的名字，出过不止一个以此为名的历史名人，因此有弄错人之说。——译者
（19） 拉丁文，意为“原话”。——译者
第五章
对伤心的慰藉
（一）
就悲情而言，可能他是哲学家中感情最细腻的。
生平（1788—1860）
1788年，阿瑟·叔本华生于但泽。后来他以遗憾的心情看待自己的出生：“我的一生可视为一段无用之插页，是对我长眠于‘无’之极乐境界的干扰。”他进一步阐明：“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可以说今天很坏，一天比一天坏，直到最坏的事出现。”叔本华的父亲亨利希是一名富商，母亲约翰娜比父亲小20岁，是风头很健的交际花，对儿子关心很少，结果他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悲观主义哲学家：“我还是6岁的时候，一天晚上父母从外面散步回来，发现我深陷于绝望之中。”
亨利希·叔本华
约翰娜·叔本华
1803—1805年，叔本华17岁时父亲去世（看来是自杀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他家仓库旁的小河沟里），留给他一笔遗产，保证他终身不必工作。这并不能带给他安逸。他后来回顾道：“17岁上，我还没有受到多少正规教育，像青年释迦牟尼看到病、苦、老、死一样，痛感人生的苦难。真相是……此岸世界不是爱众生者所造，而是魔鬼的作品，它把众生带到世上就是为看着他们受苦受难而取乐；所有的资料都证实这一点，这也是占主流的观点。”
叔本华被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