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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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暗示了此一情报能力，叮嘱他“讲话要小心”。当天稍后，白以一封文言文信函向委员长感谢其建议①。
① 此处和白崇禧的互动，参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192…2193。
尽管白崇喜在重庆位居要津，身兼副参谋总长和军训部部长，他仍是桂系三巨头之中，与中共显然保持某些秘密接触的唯一一人；不过，抗战之后白却是最反共的高阶将领之一。周恩来曾说，广西、浙江将领和中共有“最密切的接触”。周说，中国“半数以上”的军事领袖“环绕着蒋介石”①。但是，即使这些人也只是表面向蒋效忠，而且基于保险也保持与共产党的秘密往来。
① 周恩来1939年8月致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之摘要，其副本出现在共产国际档案中，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0a； file 296； sheet 146…96。
一
史迪威在12月11日回到昆明，次日就召见他信赖的副手窦恩将军。根据窦恩回忆录记载，史迪威告诉他，他在开罗接奉一道令他大为惊讶的口头命令。史说，这道命令要他“准备暗杀蒋介石的计划”。史迪威说：“老大以他那种威严的口吻告诉我：‘如果你不能跟蒋好好相处，又不能换掉他，那就一劳永逸除掉他。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换个你能驾御的人。’”史迪威又说，这道命令不是要杀掉委员长，只是要准备一个计划。他不认为会有进一步的指示，他说：“美国不搞这一套。”但他还是指示窦恩去“规划”可行的办法，等候指令①。窦恩和另两名美国军官规划出一个备案：利用委员长搭机到蓝伽视察的机会，让美国飞行员伪称引擎故障，接着把一个不管用的降落伞给委员长，然后协助他跳机。听了这卡通式的计划后，史迪威表示：“我想这计划行得通。当上级下达命令时，我们就别无选择了。”这是窦恩最后一次听到此一计划②。
① Frank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New York： Thomas Y。Crowell； 1971）； pp。75…76。
② 同上注，pp。77…79。
但是，这并不是史迪威第一次下令准备暗杀蒋介石的备案。当时派驻印度的中印缅战区战略情报局高级官员伊福乐（Carl Eifler）上校表示，大约在1943年8月初至10月底期间，他奉召到新德里去见史迪威，史告诉他为了寻求“合逻辑的方法”进行战争，“有必要不让蒋介石挡路”。他要伊福乐去准备计划，但没说这道命令来自“老大”或其他任何人①。后来伊福乐因战略情报局的其他公事回华府，向适当的部门询问后得知肉毒毒素是最适合的武器，因为验尸解剖无法侦测出它。但史迪威没说这件事有任何急迫性，因此直到1944年5月，伊福乐才在史迪威的缅甸总部，向史报告已找到执行暗杀任务的方法。据伊福乐说，史迪威“摇摇头，表示他又有别的想法，已决定‘现在’不去执行它”②。
① Thomas H。Moon and Carl F。Eifler； The Deadliest Colonel （New York： Vantage Press； 1975）； pp。145…146。 伊福乐是中国战区战略情报局主管，但是他令局长唐纳文非常生气，因为他一直坚称他是受史迪威管辖。因此伊福乐觉得没有必要向战略情报局本部通报史迪威给他下达如此重要的一道命令。当他回到华府为其他事去见唐纳文时，也不提这件事。见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3。
② Moon and Eifler； Deadliese Colonel； pp。146； 184； 193。 两位作者并没说，史迪威在1943年的何月何日首次向伊福乐提到筹划暗杀蒋。
窦恩和伊福乐都是史迪威的死忠支持者，而且彼此显然互不认识。以下达给费恩的命令而言，我们推测史迪威是把罗斯福12月6日一句随口说说的话，即如果蒋出了事就得找个新人，当成是“老大”下达命令要拟定刺杀蒋介石的计划。但是，依此证据得到如此结论是荒谬的。罗斯福肯定没要史迪威去准备一个杀害美国关键盟友的备案，一个在他下一次“炉边谈话”中被他形容为“具有十足远见、伟大勇气”的人；更何况这个人的妻子当年曾两度到白宫作客。此外，罗斯福此时并没有生蒋介石的气，反而是对美国一再打破对蒋的承诺，颇感愧疚。在开罗，他和蒋事事意见咸同——甚至国共合组联合政府都可取得共识；罗斯福又“像一头骡子般顽固地”向邱吉尔力争英国海军对缅甸战役的支援①。罗斯福还告诉儿子，没有其他人可取代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而且“纵使蒋氏夫妇有许多缺点，我们仍必须依赖他们”②。
①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p。395； 396。
② Roosevelt； As He Saw It； p。154。
显然，史迪威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曲解了罗斯福的一句戏言。然而史迪威给伊福乐的命令，远早于他和罗斯福或窦恩的谈话，也没有在下达前表明是来自上级的某人。对照史对伊福乐谈话的时机，我们颇能断定他首次下达此一命令，是在10月7日至15日于印度时；也就是10月2日史迪威在重庆听说蒋介石已要求他解职之后的事情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p。217…218。
蒋从开罗回国后，就执起洞庭湖地区两湖大战的指挥权。受威胁最大的是湖南省会长沙，甚至桂林、衡阳也有可能受威胁，这些都是陈纳德空中攻击的相关地区①。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向华府报告日军新攻势时，预测中国不太可能发动大于“通常得过且过的防卫”②。事实上，国军拼命地抵抗来敌，伤亡惨重。衣暖食饱的日军使用现代枪炮、毒气瓦斯、空降部队，中国士兵在寒冬中却只穿平常的棉布制服、拿中国制造的旧步枪应战③。士兵为对抗毒气瓦斯，便找一块破布朝它撒尿，掩着脸凑合凑合。这些部队没什么机械运输工具，只靠肩上的扁担挑运装备，徒步上阵杀敌④。
① 许郎轩、张明凯合著，《中日战史（1937～1945）》（台北：崇武出版社，1971）p。412。
② FRUS（1943）： China； p。168。
③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64。
④ Claire Lee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1949； Tucson； Ariz。： James Thorvaardson and Sons； 1991）； pp。262…263。
尽管国家大事繁忙，蒋很少工作到深夜。在美龄和亲友陪侍下，他晚上偶尔会观赏外国战争影片，但通常则在埋头写作《中国之命运》，接着读点史书，然后再享受一下读唐诗的乐趣。做晚祷就寝前，他一定再读另一本书《荒漠甘泉》。这是美国传教士考门夫人（Chas。 E。Cowman）1930年代编纂的基督教见证选集。蒋在每日鼓舞人心的信息和故事旁写下自己的感想，约伯的启示是这本文选的主调——面对灾祸、悲剧、侮辱和失败都应坚忍不拔。有一句他应该会很在意的话宣称，“凡被神大用的人，神先要使他的心片片破碎……这是需要忧愁来开拓灵魂。”①
① Mrs。 Chas。 E。Cowman； Streams in the Desert （Los Angeles： 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 1931）； p。23。
靠近1943年底的时候，蒋和未署名的文胆陶希圣，完成了《中国之命运》，此书具体呈现他对中国的伟大文化和历史，及其璀璨前途的观点①。这是蒋对毛泽东论中国之未来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回应。《中国之命运》在国民党地区列为学生、公务员、军官和国民党员必读书籍，就像毛的著作在共产党控制区一样。这本书反映出蒋民族主义、高度反帝国主义和严格威权主义的清楚形貌，但是在世界事务上，它又是自由的、国际派的立场。
① Chiang Kai…shek（蒋介石）China's Destiny and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Roy Publishers； 1947）。
《中国之命运》主张毎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加入国民党。蒋宣称，公民“应特别注意、无时无刻不忘服从国策的责任”，人人应守纪律、效忠。他引用孙中山的训示“我们必须放下‘个人自由’的想法”，团结彼此“成为强壮统一的整体，就像沙石、水泥和起来的群众”。蒋所支持的确实就是这种公开的集权政体。他拒退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并重申孙中山学说所谓“民主达成前，必先经历”一段无限期的训政。蒋像孙一样，做了令人不安的断言，说民族主义方针乃最优越的人权条件，这是全书最近乎法西斯主义的一段。他的确做了无恶意的断言“我们中国古代学问的博大精深，任一西方强权皆无从比附”，而中国人的国家方针是“得礼、正义、谦逊、荣誉”，但他也宣称“‘文化优越种族优越’的理论必须永绝于世界”①。
① 同上注，pp。36； 40； 94； 96； 146； 157； 208； 231； 234…235； 263； 277； 279； 282…284； 289。
蒋的第二本书《中国经济学说》大约和《中国之命运》同时间发行。这书本来是要拿来做国民党中央政治训练学校的教材。它主张实行混合的计划经济、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加强国家对大型工业的所有权，以及“节制私人资本”。这本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观点，它呼吁西方经济学家放弃物质主义和自私的个人主义，改采“大同世界”，一个“人性发展到最高点……没人可以不劳而获……人人都不会找不到工作”的地方①。在谈完孙中山的长期奋斗之后，《中国之命运》在第一章的最后一段写道：“我，蒋介石，自始即认同复兴中华民国，走上自由与独立之路。”接下来又三度用到“我”。然后蒋便不再于书中使用第一人称，或谈论自己的政治或历史角色②。
① 同上注，pp。289…290。
② 同上注，p。43。
中国政府并未出版英文版的《中国之命运》。蒋夫人反对出英文版，担心它自负、社会主义、反帝国主义，甚至反资本主义的观点会激怒美国人，尤其会激怒英国人①。《中国之命运》唯一的英文版显然只在纽约出版，由左派《美亚杂志》（Amerasia）的亲共主编贾斐（Philippe Jaffe）所出。我们可以说，这本书的高道德标准和对中国文化的理想化；呈现相当程度的天真和自我幻想，但不具追求个人权力的野心——更没有极权、种族净化或领土扩张的意思。可是，贾斐、谢伟思等人却把《中国之命运》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相提并论。
① 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p。186； Harvey Klehr and Ronald Radosh； The Amerasia Spy Cas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pp。29； 32…37； 42； 132。
蒋把开罗会议视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外交胜利，仅有短暂的时间。12月7日，罗斯福和邱吉尔致函蒋介石，表示美、英在德黑兰和斯大林商量后，已决定在1944年春末于欧洲发动大规模盟军作战；因此，届时不可能调拨登陆船到孟加拉湾进行两栖登陆作战。罗斯福向蒋提议照原定计划如期展开缅北作战，但不执行两栖登陆（不过美、英承诺仍会控制住孟加拉湾）；不然就延迟到11月，届时即可执行大型两栖登陆作战。同时，美方将加强扩充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载运补给给中国的空、陆部队①。
①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120。
这个转变并没有让蒋非常惊讶；11月30日他在日记中曾说，考虑到英国人的狡诈，他不会对罗斯福有关海上优势的“承诺”“太认真”。甚且，他明智地写下，他不会“说除非英国投入其海军力量，不然我们不会投入我们的步兵，以免给英国人任何藉口”。他说，重要的是，如果原来承诺的海军没办法来，缅甸战役就要延后——罗斯福建议蒋采用的替代方案之一①。这个时候，蒋若是表示对美国领导人此一转变至为震惊和遗憾，但又不在此一脉络下要求其他援助，他就有可能站上有利的政治位置。而如果单纯接受延迟战役的方案，蒋可能会激怒史迪威，但就战略或其他方面，这么做对蒋本身并没什么不好。可是，蒋高估自己的外交手腕，也高估罗斯福对自己食言的愧疚感，走向了更机会主义的途径。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bember 30 and 31（月反省录），1943； box 43； folder 10。
他回信给罗斯福，笔调平静，但表示很担心盟国食言对中国军民的影响。他又旧调重弹，提起“整个中国前线突然崩溃”的可能性。他甚至宣称，除非采取重大措施展现“您（罗斯福）对中国战区的真诚关心”（意即蒋氏夫妇认为罗斯福在开罗所给的承诺），否则“我们不可能再撑过6个月”。委员长建议美方提供10亿美元贷款，给中国的飞机加倍（即把承诺提高为1000架），驼峰运载量增加到每月2万吨。他在结语又警告说，日本人一旦察觉美国将忙着准备大举入侵欧洲，将会发动全面攻势终结中国的抗战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74； Feis； China Tangle； pp。120…121。
等了2个多星期没等到回音，蒋在12月17日发出另一封比较收敛的信函，终于接受罗斯福的“建议”，同意把缅甸战役延迟到次年11月。他又再请求援助，但不再提及先前所说的威胁。蒋可能意识到第一封信的伤害性，次日，他赋予史迪威全权，让他可调度印度境内国军部队，以及已在缅甸胡康河谷作战的国军部队，并正式同意在西线战场（印度）立刻展开作战。史迪威力促华府要求委员长也派云南境内的Y部队在东线跨越萨尔温江。
罗斯福无疑受到霍浦金斯的影响，也确实因为食言而感到不好意思，他对蒋氏12月分两次来函的初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