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与逍遥(出书版)-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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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冲突的对话并不是20世纪文化交融的必然要求，不是中西方文化民族性冲突的必然要求（况且这种冲突只出现在中国），否则，现代思想完全可以依靠交互欣赏或宽容态度来表达交融和化解冲突。精神冲突的对话是20世纪价值虚无的深渊提出的必然要求，是中西传统价值信念都遭到现时历史中的普遍怀疑的厄运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是陷入历史困境之中的人的生命形式和体验形式对真实意义的追寻的必然要求。精神冲突将是一场“可爱的斗争”；它将给传统文化精神带来新的品质。
五
为什么要假托诗人的言说来铺陈这场精神冲突？是因为诗人的言说中，中西精神素质的差异最为明朗？中国大诗人歌唱道德－超脱精神：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鲁迅……西方大诗人歌唱神性拯救精神：希腊悲剧诗人，旧约中的雅歌、但丁、莎士比亚、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略特、卡夫卡……精神的品质形态似乎规定了诗的言说，诗的言说突显精神的品质。也许，通过与中西诗人的一番交谈，思想能更深入地透人精神形态的精髓。
谈论诗，不就成了诗学？诗学有自己的学科性，怎么可以成为一场精神冲突的对话？在中国，诗并没有什么“学”（－lo－gie），③而诗论、诗话、诗品极为丰富；在西方，很早就有诗学，但逾出了诗歌的界限。这些文化的差异都与即将展开的冲突性对话不相干，精神冲突的对话不是诗论或诗话，也非诗学。
诗学的学科性涉及到诗意境界、语言意象、感知方式等诗艺方面的事情。然而，诗艺问题与我要讨论的意义问题不相干。就诗是人的原初精神方式而言，所有诗艺问题都是存在论水平上的问题，诗的形式功能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表征的是人的某种存在方式。中国诗歌中的感知方式、诗意境界、语言意象不是超脱的精神意向的表达和象征？西方诗歌的感知方式、诗意境界、语言意向不是救赎精神的具体表达、神性意向的象征？世界历史肯定还没有进入这种时刻；思想可以坐在安乐椅上悠闲地品味技巧和形式。在末日审判之前，诗的技巧和形式都是人们的价值存在的确定方式，寻求存在透明性的表达。
①海德格尔把这个表示学科性的德文词尾分离出来，表明它是“逻各斯”的标志，反对把哲学、诗学视为一种logie（学）。
思想应该沉思历史时间中的生命形式和体验形式的歌唱。诗是存在的歌唱，生命本身的言说。诗的语言原初、直接地使生命形式和体验形式成为言语，使人的存在精神性地转化为透明或浑浊。既然诗是存在的浑浊或透明的可能性，思就应该沉思诗的言说：言说诗如何言说。沉思诗的言说不是诗艺赏析，而是人的另种原初精神方式进入诗所显示的世界，追索诗所意指的精神处所。沉思诗的言说是思与诗的对话、两种人的基本存在精神的相逢。、如此相逢要么是一场精神争纷——哲人柏拉图、孔子都坚持诗应该成为教化性的法典，要么是一次思的精神回归——海德格尔要通过解释巴门尼德的《教诲诗》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诗来展开形而上学的重新奠基。
中西方历史中的诗言不仅提供了中西方精神品质的历史形态，而且保留了历史上各种精神品质相互争辩、冲突的痕印，解释这些精神品质的历史形态及其精神冲突的意义，成为摆脱价值虚妄的威胁的精神行为。如今，哲学历史地变成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思，回到思与诗的原初关系，仍是思在现时历史的生命困境中所采取的精神行动。
海德格尔在《世界图景的时代》讲演中，为现时世界的脸相勾勒了五个特征，在他看来，这些特征都是现代世界的本质现象。①首光是自然科学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技术理性的蔓延，枝术理性与其说是自然科学在实践上的运用，毋宁说是生命的
①海德格尔：《世界图景的时代》1957年版，第69－70页。
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变，这场转变本身要求自然科学的实践性运用。技术理性是现代科学的本质最为明显的伸展，与近代形而上学的本质相表里。与此本质性的现代现象柑关的是：诗成了美“学”分析的对象、文化科学的对象性表达：人的在世被理解和处理为文化活动。文化通过保护人的历史财富而成了最高价值的实现，而文化保护自己也就是现代的文化政治。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离弃上帝。世界的图景非基督化了，世界的根基成了无限、无条件的绝对，实际上也就成了无根基的深渊。更糟糕的是，作为传统精神守护者的基督教神学竟把传统的基督性转义为一种世界观，以此来适应现代的要求。
这副现代世界的脸相引出了什么关涉到诗与思的精神关系的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西方世界在神像被击碎、世界的景象由科学的图表来刻画的同时，诗学极为兴盛。如果说，中国古代的诗话、诗论、诗品极为丰富，远非西方古代诗学所能相比，那么，现代西方的诗话、诗论、诗品之丰富，远远超过西方古代诗学。也是现代中国诗学无法望其项背的。中国传统思想与诗经思维方式（比兴）融为一体，西方传统思想则与诗的神话思维方式有明确的界沟。然而，现代西方哲学、神学的许多重要流派纷纷涉足诗的言说，甚至干脆成为诗学：解释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尔）、结构主义（俄国形式派、布拉格学派、巴黎学派）、价值现象学（茵格尔顿）、无神论存在主义（萨特、加缪）、有神论存在哲学（舍斯托夫、马丁？布伯）、新托马斯主义（马利坦）、现代新教神学（尼布尔、蒂利希）、现代天主教神学（瓜尔蒂尼）、解构主义（德里达、戈德曼）、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多尔诺、布洛赫）……如果把现代哲学纷纷涉足诗的言说看作美学或文艺理论学科的崛起或兴盛，就错过了一个远为费解而且相当迫切的问题：现代西方思想中的变形记的意蕴何在？
当人感到处身于其中的世界与自己离异时，有两条道路可能让人在肯定价值真实的前提下重新聚合分离了的世界。一条是审美之路，它将有限的生命领入一个在沉醉中歌唱的世界，仿佛有限的生存虽然悲戚、却是迷人且令人沉溺的、另一条是救赎之路，这条道路的终极是：人、世界和历史的欠然在一个超世上帝的神性怀抱中得到爱的救护。审美的方式在感性个体的形式中承负生命的欠然，救赎的方式在神性的恩典形式中领承欠然的生命。
审美态度依凭生命的各种感官、本能和情感诗化人生，使世界转换成形式图画，灵魂由此得到恬然逸乐的安宁，在超然之中享受生命的全部激情，无需担心因卷入激情造成的毁灭。救赎的态度坦然承受此世的苦楚、不幸乃至屈辱，因为，上帝的救恩使人分享神的生命，把人的欠然生命救护到神性的生命境界，感领到救赎之爱。上帝的自我牺牲成全的救赎之爱，使得对一切由偶在带来的苦难和不幸的承受成为出自爱的承担。救赎之路肯定的不是自然生命及其种种生命的欠然，而是上帝在十字架上的不可思议的神恩和爱中的欠然生命。诗并非必然是审美信念的代言人，也可以是月，历史地曾经是救赎信念的衣达。在救赎的形式中，诗不是欠然生命本身的颂扬，而是祈告神恩和至爱的呢喃。把诗说成原初地就是精神的审美力一式，堪称现代审美主义的谣言。毋宁说，审美与救赎的精神冲突原初地展现在诗的言说中。审美诗人攻击救赎诗人扼杀了诗，并非现代才有的事。
审美诗人恐惧的并不是诗，而是本然生命本身遭到扼杀。在他们心目中，诗就是欠然生命的自我救护和辩护，只有诗能扶持、颂扬、守护本然生命。他们不能忍受的恰恰是，存在的真实意义在于欠然生命的得救，而不是个体感性的生命欠然，救赎的神恩和神性的至爱才能扶持欠然的生命。归根到底，审美与救赎的精神差异，足自然生命的赞歌与神恩生命的福音的精神差异，超脱怡乐与承受不幸的精神差异，遁离抑或分担人类苦楚的精神差异……。
审美与救赎的精神差异原初地隐含在诗的精神方式之中，历史地展现在文化精神的形态之中、中国传统精神肯定审美的方式，因而有大量个人感时抒怀的诗歌和“诗学”作品（诗论、诗话，诗品）。西方传统精神肯定救赎的方式，个体抒情诗远不如中国，神人共演的戏剧多于人问正剧。尽管如此，审美与救赎的冲突，本质上是精神的原始冲突、两种诗的精神之间的冲突，而非民族文化精神之间的冲突。
自从审美主义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崛起，精神冲突的原初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西方传统精神中，审美的地位较低（柏拉图、奥古斯丁、黑格尔、基尔克果），超验的神性高高在上。西方的审美主义在德国古典哲学运动中才得以恢复名誉，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从费希特、黑格尔到谢林）则发生在从信仰上帝过渡到不信仰上帝的时期”。⑦康德提出的审美方式经席勒推演，播下了审美主义的种子。随后的早期浪漫派哲学在启蒙精神对神性传统的巨大冲击下，走向了这条由康德和哈曼提出、席勒呼吁的审美之路。但在审美抑或救赎的抉择面前，早期浪漫派哲学仍然回到神启的世界（谢林、荷尔德林、小施勒格尔、诺瓦利斯）。经过晚期浪漫派，尼采才毅然举起审美主义大旗。启蒙理性摧毁了神性的根基，审美主义才会出场，审美理性
①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意义》，参见《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杜1984年版，第46页。
是启蒙理性的结果。席勒和尼采都相信诗具有解救作用，根本性的生命悖论可以靠诗来和解。但席勒与尼采毕竟不同，对席勒来说，审美还是人趋于道德的中间状态，审美状态不过是人走向自由王国的自我教育阶段。在尼采那里，审美状态就是终极状态。
自此以后，审美精神开始了独占诗的历史行动。狄尔泰还小心翼翼把诗（审美）、哲学、宗教摆在平等的位置，在海德格尔，诗干脆成了思的源头。诗中的诸神成为填补价值空虚的基石。恰恰在这一历史时刻，为民族精神辩护的中国审美主义出场了。
阿多尔诺看到，现代抒情诗发达，乃是由于神恩已不能安慰人，个人不得不自己唱歌安慰自己。现代诗歌对新形式的拼命追求，表达的恰是个体生命失去神恩的搀扶后无所依恃的不安，企求以形式来代替可以生命所需要的实质价值。上帝的超验世界消失以后，便剩下有限生命的绝对性，“此”在被推到首位。既然唯有生命欠然本身值得肯定，在审美的光照下，生命欠然及其连带的邪恶、纵情、浑浊都得到肯定。再也没有神性的眼晴盯视着生命本身没有涤净的原始性，邪恶和无耻理直气壮徜徉于世。“这样一来，问题就滞留在审美的水平上了——就是美，即便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人的审美中发出诱人的光芒”①从处于现代困境和中西冲突中的汉语思想的立场来看，这些现代的两方思想家对审美主义的反思意味着什么呢？白王国维以来，为民族精神辩护的汉语思想坚定无疑地把审美精神视为民族精神的伟大品质，中西方精神的冲突就和解了吗？中国精神因此
①荣格：《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见《荣格选集》，1971年版，卷6，第l40页。
拯救与逍遏
而比西方精神高超吗？西方审美屯义把诗说成人解救自己的唯一形式，无异说审美是生命意义的最高形式。然而，在西方现代思想中，救赎精神并没有放弃自己对诗的精神方式的拥有权；在诗的精神方式中，审美与救赎的精神冲突依然存在。如果汉语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历史关头不是果敢进入审美与救赎的原初冲突，而是图方便地祭起审美的高超来域击西方精神的人侵，并为在现代西方的审美风度中找到佐证沽沽自喜，汉语思想能得到精神的磨励、有能力承担世界性的价值崩溃的历史厄运吗了在绝对的价值虚无中，西方思想中的审美主义竭力要独占诗的精神方式，从审美的高超来超越西方精神的汉语思想又如何来面对普遍的价值虚无主义呢？再说，西方现代的审美主义仍然关注救赎，如理查德兹所说：只有诗可以救助破碎的人生。西方现代审美主义与中国传统超脱精神并非一码事。西方审美主义是在神性精神传统的背景上分裂出来的，尽管离开了超越的神恩，仍然与超然的上帝有一种紧张关系。中国的超脱精神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与之对立的神性世界，汉语思想的现代使命难道不应该首先是与神性拯救的西方精神相遇？
即将展开的这场精神冲突的对话在救赎与超脱、拯救与逍遥这两种不同的精神方式之间展开。之所以在中西方精神历史上的诗的言说中开展对话，仅仅因为诗作为原初的精神方式原初地隐含着审美与救赎的冲突，与什么诗学、文艺理论或美学问题不相干。哲学对诗的沉思是精神的原始行动（孔子删诗、柏拉图取代诗人），如今这一行动历史地成为对真实意义的价值现象学追问，以便为克制虚无主义作好精神准备。
审美是不完善的生活在完整和谐的形式中的自救，救赎是至爱神恩临在于人生的不完善。现代中西诗人对自己所属的精神传统的怀疑是对人类的价值意义本身的怀疑。中国精神与西方精神的历史相逢，不可避免一场追问真实价值的精神冲突。结果如何？通过精神冲突就可以获得真实的价值？也许精神冲突也是死路一条？这些问题目前无法回答。
绪论 诗人自杀的意义
我现在在这儿，除此一无所知，除此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只能随着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行驶。
——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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