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与逍遥(出书版)-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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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自传性随笔》，见《世界文学》，1985第5万期，第62页。
②据说法国有一位不知名的作家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引起关注而自杀，这当然成为笑柄。我用这个极端例子说明，我所说的自杀的诗人，只是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西方诗人的自杀起于启蒙精神遭到深含苦涩的怀疑之时。起先是诗人发疯：荷尔德林疯了，斯威夫特疯了，尼采疯了……多少诗人濒于疯狂和精神分裂的边缘！
启蒙运动是由普遍的怀疑理性精神发动的。笛卡尔的怀疑理性给传统的价值信念带来毁灭性打击，植下了价值虚无的种子。启蒙精神不仅摧毁了宗教的价值。而且摧毁了启蒙精神所祟尚的理性的自明真理。在理性的怀疑中，普遍、自明的理性同样在哲学上无法立足，最终导致精神信念的大骚乱。克莱斯特自杀了，格因德罗德（C von Gundrode）自杀了……浪漫主义情欲取代了理性的人类理想。在反权威主义和彻底怀疑论的自由公式支持下，诗人一步步走向“回忆已经无用”的境地，怀疑自己与人类精神故土的关系。尼采被逼到路的尽头，出来宣告“上帝之死”。查拉图斯特拉只身在深山承受了十年之久的孤寂，毅然走下山来向人们宣告：你们要做超人。
尼采首先对诗人言说，呼唤“超人”是挽救诗人的行动。人类的精神故土已经荒芜，成为“超人”就是割断与精神故土的联系：唾弃理性、遗忘基督。据说，形而上学的理性和基督只有一个谋害人的目的，要人否定生命、轻视肉体。浪漫激情否定了自明的真理，尼采否定了形而上学的上帝。一场哲学的消毒转化为虚无主义的毁灭行为。在尼采和施蒂纳的鼓动下，诗人激越地要成为自我的太阳，义无反顾地轻蔑人间的阳光。
哲学和宗教的虚无主义试行没有信仰的生活时，诗人因价值毁灭而走投无路：特拉克尔、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托勒、茨威格、克劳斯？曼、沃尔夫、普拉斯纷纷自杀……
既然没有神圣的价值，总得找出新的观念来取代被摧毁的价值。废黜了思辨理性，历史理性成为替代品，历史的现世目的成了绝对的价值真实，在历史规律之外，没有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有价值都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行动就是绝对价值本身。
历史理性主义同样是近代哲学怀疑论的产儿。历史规律是绝对的，真理和价值都是相对的。Veritas et viritus filiae tempori（真理和美德都是时代的产儿），这是远不止两个德国大哲学家追随的信条。既然相信任何真理和美德都受历史的条件制约，当然也就弃绝了超历史的真理和美德。否弃了超历史的真实，否弃了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超历史的本源，人们就再也找不到尺规来判断不同历史时期相对的价值和真理。历史说明一切、证明一切。历史哪怕制造了最野蛮、最荒唐的德性，都可以从历史自身得到合理说明，人们不敢质问历史理性的野蛮，因为历史理性是客观的，有自己的自然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质问历史就像质问太阳一样可笑，寻求正义、自由、爱，据说是多愁善感的小资产者情调。质问历史为什么那样血腥，等于问老天为什么偏要在某一天下雨。历史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理性脚步理直气壮、问心无愧地踩碎每一颗柔弱的心灵。迄今，有多少哲人敢于像舍斯托夫那样“用流血的头拼命撞击铁的理性大门”，维护源于神圣天父的价值免遭蹂躏，使无数哭诉的双眼不致孤苦无告？少得可怜。现代哲人们高唱历史理性的赞歌，大肆称颂顺应历史规律的铁石心肠。他们培育出了西蒙？波伏瓦这样了不起的女诗人，她的了不起就在于敢用不发抖的声音宣称萨德（Marguis de Sade）对罪恶和欲求的赞美是伟人的道德宣言。历史理性否定了源于神圣天父的绝对价值，道德价值成为对恶的欲求也是合理的了。
道德价值被历史理性的脚步辗成泥尘时，诗人自杀了，而且竟然那样集中：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撘耶娃、曼德尔斯坦姆、法捷耶夫、亚什维亚……诗人自杀没有理由？历史理性已经把源于神圣天父的绝对价值撕成碎片。要么历史疯了，要么诗人疯了。然而，谁敢断言历史会疯？历史的理性永远不会发疯！？
六
在价值的彻底毁灭中，真正的诗人陷入痛不欲生的苦恼，这就是基尔克果所说的绝望感。我没有读到基尔克果的《人为了真理能否自杀》一文，无法了解这位在绝望中跳跃的哲人对此有何见教，但我知道他说过，绝望的痛苦正在于让人欲死不能。
绝望的恐惧和战栗产生于伦理原则无力支撑人为自己召致的善与恶的抉择。人想逃避陷入抉择困境的自我，却始终没有出路。这与诗人自杀前的绝望相当类似。诗人的怀疑之所以引致绝望，乃因为所怀疑的意义真实曾是诗人们孜孜以求的。无论是意义真实抛弃了诗人，还是诗人抛弃了意义的真实，绝望总之是对不得不相信的价值真实的不信任，对必须确信的意义的怀疑，所以才呈现为不可跨越的深渊。这种内在矛盾足以把诗人的内心撕碎，如果这位诗人真诚的话。在骇人的无从逃避的精神深渊中，怀疑与确信、理性与情感、生命与意义在诗人心中痛苦地搏斗。
绝望感不等于厌世感或虚无感。与厌世和虚无态度的玩世不恭和无谓心态相反，绝望感坚持真实的意义，是对仿佛根本不要想得到任何解答的问题的迫问、对世界无意义性的不安和操心。坚持祈求意义真实才会导致绝望。对世界是否有意义无所住心的常人，不会绝望；越逾所有意义、与一种解脱的寂然共在的仙人，不会绝望。绝望只产生于置身在价值的虚无中为价值真实操心的诗人内心。以解脱的意义来代替意义的纠缠，就越逾了绝望。佛教（寂）、庄子哲学（无）和存在主义（听任）以越逾在世牵缠的寂然消解绝望，才能在虚无和荒诞中安心怡然自乐。
对意义的操心和焦虑，在绝望感中又是没有方向的。这种操心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对象的确然和真实，甚至不知道从何询问意义真实。究竟有没有超历史的价值真实都成了问题，何况历史之中的种种相对价值形态本身。正因为如此，诗人的心灵疲惫无可慰藉。在意义的毁灭中固执于意义真实的意向因没有方向而显得无目的。既然超历史的神圣价值已化为虚无的泡影，也就谈不上固执于意义真实的目的。对价值和意义的固执意向漂浮于无目的性的虚无中，必然导致一种生存性的畏惧和颤栗。这种无从抉择，又必须抉择的恐惧性颤栗就是吞噬诗人的深渊——绝望感。
七
绝望感产生于诗人对自己曾经执着的意义真实的怀疑甚至否弃，这种意义断裂导致诗人自杀。自杀的诗人究竟对哪些价值和意义真实产生了怀疑？
屈原曾有很高的人生抱负和人格理想，相信个体的道德情操的完善可能性。这种道德的完美理想具有神圣的性质，“与大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楚辞？涉江》），但又只能在国家的历史形态中得到实现。正因为信奉这一儒家的信念，尽管屡遭挫折，屈原仍然心系怀王，不忍去国。
然而，屈原有一天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个体人格理想（善）是否根本就与国家的历史形态不相干？历史形态中的国家是否并非必然体现了正义和完善？把个体人格理想投注于国家形态，等于把国家转换到绝对价值的地位，但历史中的国家真的具有绝对的意义？屈原以自己的自杀尖锐地提出了这一问题。1925年冬天，诗人叶赛宁在彼得堡旅馆自绝。在这前一天，他想写遗诗，骤然找不到墨水，便割破手腕用血写道：
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吧，
亲爱的人们呵，你们在我心中，
注定了的离别，
定然已约定了再见的日子。
再见吧，我的朋友，不用握手，不用话别，
不要难过，也不要悲叹。
在这种生活中死亡不是新鲜事，
而话着也不新鲜。①
本来，在叶赛宁眼中，金色的世界只是田园的罗斯，在那单，有奔驰的野马、乞请人倾听的雨滴，还有花瓣飘落的声音；在那里，闪耀着圣像的灵光，充溢着神秘的温馨：
在永劫与神秘微睡的地方，
伸展着一个不是此世的田野；
大地呵，在你的丛山之间，
我不过是一个偶然的过客。
我的魂渴慕澄空，
她不是这田野的住人。
我爱这样的时候，
绿色的火在树梢颤动。②
①《叶赛宁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l982年版，第214页。译文有改功。
②转引自戈里尼：《苏联诗坛逸话》，上海杂志出版公司，1936年版，第153页。
田园罗斯神秘的古朴突然变成了历史的奴隶，人为设想的历史必然性无视田园的神秘大步践踏罗斯的古朴。叶赛宁相信了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意义，羡慕它扫除一切的英雄性格，起心要“挽起裤腿，跟着共青团奋力赶上”。
历史必然性扫除了古朴的田园世界，钢铁骑士取代了野马的嘶鸣，圣像的光环变成了追求电气化的革命领袖的狡黠微笑。这是否就是叶赛宁所寻求的未来？
这个星球多么郁闷和乏味！不错，人类也有飞跃的进步，像从马背到火车的转变，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速度的加快，或者更加膨胀而已。人们早就猜测到了这些并比这想象得更为丰富。能打动我的只有对正在逝去的可爱的动物世界的忧虑，死气沉沉的钢铁和机器具有的强大力量使我不安。①
①叶赛宁：《致里夫希茨》，见《外国文学》，1985年第四期，第246页。
在叶赛宁内心，渴慕的梦粉碎了旧日的梦，旧日的梦粉碎了渴慕的梦。究竟哪一个梦能慰藉亡灵？要是叶赛宁知道，就不会自杀了。
马雅可夫斯基嘲笑叶赛宁的自杀：在历史理性的沸腾生活中，死不难，创造生话却难得多。
新生活的价值、未来生活的意义，在这位未来派诗人心目中高于一切。为了未来的生活，应当不惜一切：轻视死亡，置人死地（马雅可夫斯基心安理得地迫害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为了未来的目的，这据说是正当的。
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了，在莫斯科，用手枪：他在遗书中写道：“关于我的死，请不要责备任何人，也请不要制造谣言，死者痛恨谣言”。也许直到这个时候，马雅可夫斯基才想到：别人的死责备过谁？又制造过什么谣言？无辜的死者连责备和制造谣言的机会和权利都没有。
马雅可夫斯基终于没有承受住创造生活的生活：“妈妈，我的姐妹们，请原谅我，人当然不应该这样做（我不劝别人这样做），但我没有出路”。对一位未来派诗人来讲，“没有出路”这样的话显然是背叛、可耻、丢脸。然而，诗人全然顾不上这些了：
人们不过说“意外的事终于了结”，
爱情的小舟
在奔流生命中撞得粉碎；
我与生命再没有纠葛，
用不着去细查，
那些痛苦，
那些不幸，
和相互间的误会，
祝你们幸福！①
①转引自戈里尼：《苏联诗坛逸话》，同前，第177页。
这位诗人终于懂得了请求谅解，懂得了为人祝福，而不是为了未来的生活置他人于死地。一个人哪怕只是在临死前才懂得了为人祝福也不算太晚。只是，诗人昔日的那些信念呢？
马稚可夫斯基与法捷耶夫一样，带着“内疚的微笑，从种种政治诡计中走了过来。在最后一刹那，在开枪之前，又带着这种微笑，跟自己告别”（《人与事——自传性随笔》，前揭，页63）。但仅仅是对自己的政治恶行的内疚？难道没有对自己的信念的内疚？
茨威格与他的同胞诗人克莱斯特一样，是与妻子一同自杀的。这位总在艺术中追求勇气和信念的诗人抛弃了勇气和信念。他在遗书中写道：“我自己的语言所熟悉的世界对我说来业已沦亡，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火，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①
茨威格不得不放弃的信念恰恰是他不能放弃的信念，这就是他的整个生命深深浸润于其中的近代人本精神传统。茨威格曾目睹人本精神如何一步一步沦为疯狂的激情并驱向世界，“免得留存体内胀裂了心胸”，最终直截了当跌入无底深渊。诗人曾拼出自己的全部血脉挽救人本精神，无法忍受这一精神传统气息断绝、鲜血淋漓躺在阴云密布的世界。如果茨威格忍受了这种令人震骇的意冷心灰，他也就站到了死亡的边缘。
①茨威格：《绝命书》，见高仲甫编：《茨威格小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l982年版，第639页。
诗人想引导人本精神忏悔罪过，不再把自己断送在疯狂的激情之中，而是在涤罪的净火里整个儿焚化。人本精神源于人的意志和理性一步步离开上帝的神性怀抱的自信，茨威格本来衷心赞同这种把人的位置摆在神的地位之上的信心，神性信念远没有历史的人的信念激动人心，没有想到如此激动人心的信念竟然导致世界大战。当历史的革命此起彼伏犹如风雨交摧，人本精神败相毕露，诗人再也不能坚持下去。
人本精神能否超逾神本精神，人的意志和理性能否拒绝华灵的恩宠？这就是茨威格以自杀提出的问题。
上帝不已经死了吗？难道不是因为上帝的蒙难和隐遁，人才径直走上历史的道路？人能走到什么境地，人将被迫干什么？历史的行动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意义？这是诗人恩斯特？托勒自杀提出的问题。
上帝没有能力消除人的苦难，苦难必然会改变人的命运。从现世的受苦中走出了不乞助于救世主的人，他们提出通过一次流血的斗争来换取永恒和平，因为祈祷和哀求都不能生育，宽恕就是懦弱。没有形而上意义的人，只有历史的人；没有抽象，一般的人，只有群众的人、国家的人。用虔诚的目光不能进行严酷的斗争，只有暴力能创造出一个新天新地。给为人类历史的理想未来而杀人的人戴上桂冠吧，称他们为仁慈、高尚、伟大、合乎道德吧！
在历史行动中，托勒对历史行动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为了历史的目的就得牺牲形而上的人？形而上的人会不会应该高于历史事业；要打垮的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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