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硌У牟陀钪嫖尴拚庖豢赡苄运岢龅哪烟狻Ｒ窖宋闹饕宓囊庖逡膊谎怯诖耍优炼嗤叽车焦貉返姆⑾种卸伎梢钥吹秸庖坏恪：臀难宋闹饕逭咭谎庑┭д咝涂蒲Ъ液鸵缴渤缇垂糯ㄍ撬堑墓ぷ鞯贾铝斯糯ㄍ幕倜稹Ｒ桓鲈硕诺牡厍蛞蟊匦胗幸桓鲇胙抢锸慷嗟碌奶逑翟对恫煌奈锢硖逑担锹氐难翟僖膊荒茉谝�17世纪生理学新发现而获得改变的医学中统治下去了。
最后我们看到，同样的发现还具有神学上的意义，而这一点很少被发现者说起。虽然哥白尼的日心宇宙体系遭到了路德派神学家的攻击，但他本人却受到自己所在教会的尊敬。到了17世纪早期，这一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伽利略首先受到警告，后来又被宗教法庭起诉。笛卡尔害怕信仰哥白尼事业所带来的后果，于1633年仓促从印刷商那里撤回了他的《宇宙论》。虽然到此时，宗教原教旨主义要求对《圣经》进行原义诠释，但科学家们却回答说，《圣经》并不就是研究自然的指南。尽管自然神论（Deism）的出现仍然远在将来，但其种子已经播下。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远比初看时来得复杂。当时人们不仅重新获得了古代医学和物理学经典，而且也重新获得了古代晚期神秘主义作品，而它们的影响不亚于盖仑和托勒密。马尔西利奥·费奇诺翻译并研究了赫尔墨斯文集的秘密和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试图揭示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隐藏着的各种关系，结果掀起了对自然法术及其所有相关领域重新感兴趣的热潮。占星术、炼金术、犹太教神秘哲学和毕达哥拉斯数秘学的学者们相互竞争，以期找到一把能解开宇宙秘密的新钥匙。
这种人文主义的倾向——赫尔墨斯派的、法术的和炼金术的——在这一时期的科学中根深蒂固。这些学者一神秘主义者不断重复他们的这一信念，人应该研究上帝的创造物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造物主本身。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科学和医学只不过是关于自然界秘密——及其隐藏着的力量——的知识。简言之，科学和医学两者都被看成是自然法术的。人应该通过观察那些将自然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和谐来学习。阿格里帕、波塔和狄都参加了这种通过自然对真理的神秘寻求。但在所有人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他们公开号召摧毁古代权威。正是他们——而不是帕多瓦的解剖学家或者哥白尼派学者——看到了对一种新的不同的科学和医学的迫切需要，而且他们还确信，这种科学和医学将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医学化学体系基础上，这导致了一场言辞激烈而又深具意义的论战。
所以我们必须开始就承认，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仅熟知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托勒密和盖仑，而且也熟知赫尔墨斯全集和炼金术士与占星术士的著作。这一时期也确实存在着对建立一门新哲学的广泛吁求，而且再次表明，这既是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的梦想，同时也是帕拉塞尔苏斯、康帕内拉和玫瑰十字会会员的梦想。尽管我们指出数学抽象和量化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当时的意义似乎不如现在这么重要。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回复到“真正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似乎远为重要。这条通向新哲学的“其他道路”无论在哪里都不如在17世纪早期的科学乌托邦中更加明显。
正是这种“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影响继续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罗伯特·弗拉德的论战和范·赫尔蒙特对改革的吁求。弗拉德是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的精神继承人，其著作成了论战的风暴中心。对他著作的主要攻击来自于开普勒、梅森纳和伽桑狄，这些学者原本就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我们还可以把弗拉德与其对手的交锋视为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人文主义传统和赫尔墨斯人文主义传统之间旷日持久论战的后期表现。
至于范·赫尔蒙特，他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致力于用一种新科学取代古代哲学，但他却公开反对帕拉塞尔苏斯较为神秘的著作、弗拉德选集以及所有这些强调神秘主义与法术的炼金术和医学化学的作者。因此，尽管他们都赞同需要一种化学论哲学，但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在方法上显然不同。有趣的是，前者遭到早期机械论者激烈攻击，而后者的著作则得到了仔细阅读和欣赏。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范·赫尔蒙特只不过要求一种与教会控制相分离的新哲学。而且，范·赫尔蒙特后来被公认是自然研究新方法的奠基人，这种新方法与17世纪第三个25年中机械论哲学家的方法匹敌。由于受到宗教法庭的起诉并被软禁，范·赫尔蒙特的情况在许多重要方面与伽利略相似。
人的改善：教育、农业和战争
到17世纪中叶，许多人都公开谈论今人与古人之间的论战，但他们完全懂得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正如我们认为，最具批判性的论战很可能发生在机械论者和化学论者之间。这从17世纪中期几十年间的英国文献中得到了最好说明。内战（the
Civil War）①与王权空白（the
Interregnum）②促使人们在共和政体（the
Commonwealth）③期间提出了范围广泛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中许多计划特别涉及到教育改革，其中包括彻底变革大学课程的要求。赫尔蒙特派学者们坚决主张，在因政治革命而进行宗教改革的同时，也要将高等教育建立在源于自然的新观察资料的基础之上。
①指1642—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与议会的战争。——译注
②指1649—1660年英国王位空缺时期。——译注
③指1649年克伦威尔处死英王查理一世后开始到1660年封建王朝复辟时止的英国共和政体。——译注
这些建议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也许就是由约翰·韦伯斯特于1654年提出的。他起先是一个清教徒，后来又成为一名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牧师，年轻时学习过炼金术，并懂得足够的医学知识，曾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兼随军牧师）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④的军队中服役。由于确信在共和政体的早年将完成必需的宗教改革，他对大学里的牧师训练越来越感到苦恼。因此，他写了一部名为《考察》（Examination）的书，他在书中要求进行教育改革，所用术语使人回想起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所说的话。
④英国军人、政治家、独立派领袖（1599……1658）。内战时率领国会军战胜保王党军队，处死国王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国，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1653—1658年）。——译注
韦伯斯特认为要反对在大学里讲授亚里士多德内容贫乏的无神论著作，而赞成“具有高度启发意义的玫瑰十字会”。正如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所宣称的，真正的基督徒的自然知识，可以通过直观演示得到最好的传授，通过“亲手处理煤炭和熔炉”习得。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继续寻找自然法术和“犹太教神秘哲学科学（Cabalistick
Science）”的秘密时，就有可能懂得三要素的重要性。总的说来，如果我们要对基督教原理（Christian
Pnnciples）的知识进行适当改革，就必须要像培根曾经提出过的那样建立一些公理表。但是我们还必须——作为真正的基督徒——寻求了解自然：
“这种了解建立在感觉、理性、实验和《圣经》原理的基础上：在人类全部学识几乎所有的方面中如此完整的作品……就是学识渊博的弗拉德博士那些论述详尽的著作，比起以前提到过的所有方面……世上还没有一件作品比这更杰出、更具实验性和更完美。”
另外，韦伯斯特还告诫新哲学的实践者们，要避开亚里士多德而求教于费奇诺、柏拉图、吉尔伯特和赫尔墨斯的著作，就像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实验化学将成为打开自然的钥匙，帕拉塞尔苏斯和范·赫尔蒙特的医学将取代盖仑医学。
韦伯斯特的小册子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受到了塞思·沃德（Seth
Ward，1617—1689）①和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1614—1672）②的严厉抨击，他们两人在今天被尊称为近代科学的奠基人。前者从1649年起一直在牛津大学教授天文学，他在这里把开普勒椭圆轨道的教学引入了英格兰。威尔金斯作为哥白尼体系的捍卫者以及《数学法术》（Mathematical
Magick，1648）和半乌托邦著作《发现月球上的世界》（Discovery of a World in the
Moone，1638）的作者而闻名于世。当时，他们两人合写了一部关于大学的《辩护》（Vindication）。在这里，沃德强调了大学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并着重指出了韦伯斯特建议的不恰当和前后矛盾之处。在逐点批驳了韦伯斯特的著作后，沃德承认大学里数学的情况有待改善，因为它几乎不能用于彻底考察韦伯斯特所提出的神秘和谐。他对完全抛弃盖仑医学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并认为，韦伯斯特指责大学里不知道化学是不公平的。如果韦伯斯特曾指出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是改造自然的基础，那么塞思·沃德对此是赞同的。但韦伯斯特是如何遵循这个看法的呢？他转向了提倡“理性”和“实验”的罗伯特·弗拉德。这确实太过分了！“对这种卑鄙无耻之徒能有什么信任呢！”尽管不久以前他曾推崇弗兰西斯·培根的“严格而准确的归纳方法”，但他现在“又陷入了犹太教神秘哲学的神秘方法以及表面的数字之中：全世界再也没有比拉·维里拉莫（L。Verulam）和弗拉德更加对立的两种方法了，一种方法是基于实验，而另一种方法则基于神秘的观念理性；甚至一会儿他盯住这个，一会儿他又瞄准那个，这一切都在转瞬之间。呵，风向的变化是多么神速！”
①英国天文学家。——译注
②英国医学家，皇家学会最早的秘书之一。——译注
沃德最后说，如果韦伯斯特当时讨论了柏拉图、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Epicurus）、菲洛劳斯和吉尔伯特，那么为何还有必要说这些话呢！因为，“如果弗拉德博士如此完美，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走得更远呢？”
韦伯斯特一沃德论战常常受到误解。约翰·韦伯斯特被指责为轻率地提出用一种科学与迷信——化学与法术——的怪诞混合物作为大学改革的的基础。沃德由于对此作出正当愤慨的反应而受到赞扬。但正如我们所见，韦伯斯特的化学观并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化学，而他的法术也与这个词本身暗示给我们的妖术（black
art）相去甚远。在此，他对弗兰西斯·培根“自然法术”一词长期被误用这一观点表示赞同，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是“清除了虚无和迷信的……自然智慧（Natural
wisdom）或自然睿智（Natural Prudence）”。更为复杂的是，当托马斯·霍尔（Thomas
Hall，1610—1665年）在当年决定再次回击韦伯斯特并以此来捍卫亚里士多德派的主张时，他声称没有必要讨论各门科学的状况，因为沃德和威尔金斯已经极好地对此作了描述。结果，我们发现，古人的拥护者与机械论者——或“今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化学论哲学家。
寻求教育改革对化学论者和机械论者来说是共同的目标。但到了17世纪中叶，这两派把其主张视为根本对立。这两派中当然是化学论者对激进的变革最感兴趣。但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希望用新哲学来为人类和共和政体造福。这无疑是源出于自然法术——与妖术（black
magic）相反——的目标。自然法术家寻找隐藏在自然界的秘密以便将它们应用于实践。在小宇宙层面上，尽管这在别的领域也会产生结果，但它鼓励了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去寻求一种新医学。对于弗兰西斯·培根来说，如果自然法术不具有实用性，那么它就一无是处。他坚决主张，要对各种技艺进行全面考察，以便通过深入研究使其得到提高。他希望建立每门技艺各自独立的“历史”，这后来成为早期伦敦皇家学会以及17世纪所有其他科学学会计划中独具特色的部分。
早期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会刊》（1665年创刊）反映了培根的这一实用目的。与纯科学论文一起发表的是能让医生受益的医学报告。早在1665年，该学会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考察农业状况并提出可能改善的建议，这些人特别重视普通的农产品。该学会还鼓励其会员和通信会员交流他们对更多来自世界其他地方植物的观察资料。他们也鼓励那些关心航海的人。因此，我们发现了对新的计时装置（用于确定经度）的详细描述，也发现了在地球的不同地区磁性的变化。采矿被认为极其重要，有许多来自欧洲各地的有关矿山和矿石的报告。同样，他们还讨论了各种新产品及其制造过程。经过改进的犁、会说话的喇叭、建筑石块、铁的制造、金属铸造、啤酒酿造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产品都得到了详细的描述。毫无疑问，培根对此是会赞许的。
这种对实用的偏好长期以来被当成是新科学的主要特征而受到关注。但在此目的上，化学论哲学家与培根派学者们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他们的医学都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并且他们公开蔑视那些学术界只懂理论的内科医生。赫尔蒙特向盖仑的信徒提出挑战，要求做一个试验来决定未来医学的方向：
“让我们从医院、军营或者其他地方挑出200个或者500个有发烧、胸膜炎等病症的穷人，把他们分成两半。然后抽签决定其中一半由我负责，另一半由你负责：我将不用放血和清肠的疗法来治愈他们……然后我们看看各自会有多少病人亡故。”
他的追随者在几十年间反复提出这个挑战，但没有找到一个应战者。
对于其他人来说，通过农业改革和新型化学战，化学被视为国家的潜在救星。帕拉塞尔苏斯的确著文论述了肥料中存在着一种予生命的盐（life…giving
salt），并认为这就是肥力之所在。这个题目很快被法国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伯纳德·帕利西（Bernard
Palissy，1510—1589） ①抓住，并用来讨论泥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