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梦难圆-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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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足球强国，但他们依旧把足球搁在传统中，把交流和引进看得格外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比你差的比你强的都这么干，你凭什么就要“自力更生”呢？这种近视的爱国主义实在有害，它最终只能导致我们越发落后越发挨打。
'98世界杯外围赛是又一个历史契机，中国队出线与否又会给新问题留下两个答案。如果我们能全面客观地评估自己，中国队出线与否都不能表明中国足球在世界上有了一争高下的实力。我们必须坚定自己的方针和策略，加大引进的力度，并且不仅仅局限于国家队，只有全面引进，我们的足球思想才会有质的飞跃。和王健林的会面很集中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正是王健林对引进外籍教练方面有十分坚决的态度，我才敢讲大连万达有可能给中国足球做出新的贡献。上海人在这方面又一次走在了前面，这或许是上海一直处在中国对外交流的前沿的缘故。上海人在引进外援方面做得坚决，从斯托依科夫下课到安杰依登台，申花俱乐部彻底打消了本土教练重执申花帅印的念头，申花等于向足坛宣告：一定要在这方面干到底，甚至可以置申花的现实战绩于不顾。上海不仅仅是申花，其他的几个俱乐部也采取了相同的方略，豫园、浦东都是外籍教练，而且上海舆论和球迷也都表达了他们的支持。遗憾的是其他俱乐部缺少这种革命的环境，他们还是满足于在自己现有的资源下折腾。比如说辽宁队，下了杨玉敏上李树斌，下了王洪礼上杨玉敏，下了杨玉敏上王洪礼；比如说广东队，下了岳永荣上陈亦明，下了陈亦明上郭亿军，下了郭亿军上岳永荣；越是足球历史悠久的地区，这种闭关自守越严重。他们总是在内部换来换去，还是一些老面孔老方式老打法老思想，就是不肯放下架子请外人。在这种地区，他们一直认定“我们有中国最多最好的人才”。这种想法或许不错，但他们就是不愿正视中国足球整体落后的事实，就是不肯屈尊求教于天外之天人外之人。
从全国十几支甲A、十几支甲B的实际情况看，我们面对着相当顽固的守旧势力，这种传统势力并不那么容易就让出地盘，学习和引进只是在有限的几个俱乐部里行得通，大部分俱乐部还认定“中国国情”比足球规律更能决定一切。我们的大部分中国教练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不愿有外藉教练带球队，中国助手起到的作用大部分都是消极的，虽然没有谁傻到公开做梗，但暗中拆台的事屡干不爽。从施拉普纳到维尔纳再到浦东的乌拉圭人，都是在莫名其妙中就卷了铺盖，外籍教练的直来直去在中国助手的太极神功面前很快就一败涂地。我敢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中国教练没有真的为球队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中国足球的大计着想，在现实的个人利益面前，他们的爱国主义和事业信念只是一堆骗人的空话。
23 关于“特殊国情”
自从中国因政治制度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创造了“特殊国情”这一政治词汇之后，许多事情一旦遇到冲突便使用它来解释。随着改革开放的领域不断拓展，“中国特殊国情”的使用率也越来越高。在足球界，这个概念不带积极意义，它成了向外界学习的一个障碍。俱乐部不能向国外看齐，是因为“特殊国情”；引进外籍教练不成功，是因为“特殊国情”；球员市场混乱，是因为“特殊国情”；反正一旦出现了问题，一句“特殊国情”就遮掩了一切，仿佛“特殊国情”是一个万能的借口，而使用这个借口的足球人几乎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这些人扭曲了“特殊国情”的积极意义，把它变成了保护自己既得利益、不思进取的理论武装。
对足球来说，它虽然因民族特质的不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但足球本身的东西并没有因此而变更。对于同操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哥伦比亚、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来说，他们和讲葡萄牙语的巴西一起构成了美洲足球，它和本世纪九十年代才为人注意的美国足球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战术模式。美国足球更趋同于欧洲，而欧洲足球虽然有拉丁派和力量派，但整体上又区别了美洲。作为一项体育项目，欧洲的强大足以影响世界足球的发展，往往哪一种足球率先进入哪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足球就染上了闯入者的色彩。比如说非洲足球，它们都和法国式的足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足球既有很好的技术同时也有更强烈的侵略性，这肯定和非洲人先天的生理特点有关，如果说足球受“特殊国情”的制约，往往在这些方面才显现出来。我的意思是说，球员的先天生理条件的不同才是真正意义的“特殊国情”，这些条件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人适合于踢哪一种足球。欧洲人的生理特点和非洲人、美洲人都不相同，他们只能使强壮和战术结合得更好才有可能抗衡美洲人的灵巧和柔韧。欧美近百年来一直难分高下，都是因为一直看重自己的“特殊国情”，各有长处又各有短处，谁能最大限度地限制对方的长处，谁学得更快更好，谁就会抢占先机。94年美国世界杯赛巴西人能杀出欧洲人的包围夺取冠军，取胜的根本原因是加强了战术方面的革命，他们学到了欧洲足球的理性精神，放弃了只重过程不重结果的表演性踢法，它更像一支欧洲拉丁派球队而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巴西足球。哥伦比亚人不信邪，它死抱往南美传统不放，其结果是每场比赛都能很长时间地戏弄对手，但最终还是被对手抓住时机一蹴而死。
对亚洲足球来说，近几十年来也正因为师承不同的足球传统面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西亚国家还有东亚的日本，他们都把南美足球作为自己的榜样。对西亚的球队来说，他们学巴西学阿根廷似乎更合适些，阿拉伯人的身体条件似乎天生与南美足球有缘分，也正因为如此，西亚足球才有可能在94年世界杯中闯入十六强。日本人学巴西有些勉强，虽然他们也努力像巴西人那样跳桑巴舞，但总是跳得很僵硬。我不知道日本人是不是更适合南美人的那种奔放和无拘无束，但他的战绩至少说明他们还没有成功。同是西亚人，伊朗的足球却染上了欧洲的色彩，这是一种更崇尚力量和战术的球风，肯定是伊朗人的身体条件更适合于接近欧洲，因此伊朗足球在亚洲一直是很可怕的力量，如果不是战争不断破坏了伊朗人对足球的注意力，这支球队完全可以像土耳其一样和欧洲的任何一支球队杀个天昏地暗。韩国做事肯定要区别于日本人，他们老早就瞄上了欧洲，早年有车范根独闯西德，后来又有金铸成踢德国甲级联赛，这或许是德国式足球在韩国人心中扎根的潜在因素。韩国人讲纪律重体力热心于战术设计，这使他们能连续进入世界杯决赛圈，虽然至今尚无胜绩，但毕竟一届比一届踢得更好，它还差一点逆转了老师傅德国队。克林斯曼赛后心有余悸，对韩国人的顽强和努力惊叹不已。
轮到中国，马上会发现一个奇怪的足球。我们学巴西、学德国、学英格兰、学匈牙利、学俄罗斯，但最终没能把任何一个学成。从这方面看我们并不着重“中国特殊国情”，似乎我们的国情适合任何一种足球又对任何足球都不适合。我们派出了一支“健力宝”，在巴西折腾了好几年，结果一比赛就显示了它的不堪一击；我们还派了一支国家青年队去德国和俄罗斯临阵磨枪，结果东亚运动会上让韩国人灌了一个0：7。
如今又要重新挑选少年先锋再去南美和欧洲，看样子并不看重“特殊国情”，我们只是在引进时才看重中国国情。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走出去”只会给中国带来好处，而“请进来”则会直接威胁中国足球平庸之材的生计？“走出去”可以有人享受肥缺，“请进来”则有人要丢掉饭碗。正是因为这个，“特殊国情”才只在“请进来”的问题上生效，而“走出去”就没有了效力。我说中国足球人彻头彻尾强奸了“中国特殊国情”，就是源于对这种特殊现象的存在。我得不出更好的结论。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并不复杂，穿过冠冕堂皇的说辞你一下子就能看见现实利益的作用。其实中国足球到今天依然在“学习”上左顾右盼，一直用“特殊国情”排斥引进，传统观念只是起了一个引发国人排外情绪的作用，最直接的力量是来自于中国足球人自身的职业危机。如果这个分析可以成立，我们就不难看到中国足球不能飞速前行的人为障碍，也不难找出排除这些障碍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按生活发展的普遍规律办事，按竞技体育的普遍规律办事：适者生存，强者生存，优胜劣汰。
如此简单的问题，但真正要去解决却难上加难。一种民族的和历史的沉积又会在新的时代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它很容易掩盖住那些低劣的品质而冠之以“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和“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去做”。
24 走出去和请进来
如果“中国特殊国情”在足球领域里不去计较政治色彩，我们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去分析自身的生理特点，从而找着这个民族的独特性，进而知道我们更适合于向哪种足球靠拢，或南美、或欧洲，或者什么都不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踢什么样的足球。在这种迷迷糊糊的情况下，学什么都不会有实质性的收获，学什么最终还是一无所成。很简单的原因，一个不知道自己缺什么有什么适合什么的人不可能理解老师的意图，照葫芦画瓢不会使一个平庸和昏头昏脑的人成为天才艺术家。中国有句古话“学然后知不足”，也只是告诉后人有了学问的人进一步学习之后才更知道自己的缺陷，它的前提是这个人必须善于学习并且能知道自己的不足。竞技体育和一般意义的读书学习尚有不同，它首先要求先天的身体条件，也就是说作为一项竞技运动，最基本的一点是一个人的生理身体心理有特别之处，否则无论多么顽强多么刻苦都无济于事。对中国人来说，只有找到自身种族的特点，只有在这些与生俱来的特点之上去寻找模式，才有可能学到适合自己的足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才格外看重和重新注释足球革命中的“特殊国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才肯定说“引进来”比“走出去”更能加速我们的寻找，更能事半功倍地了却心愿。
“走出去”只是送出有限的一些学生，而这些学生又是一些没有多少文化基础的孩子，他们只有感受力而缺乏分析力，他们没有把经验变成理论的能力，回到国内时间一长，又会重新消解到大的足球环境中。
“健力宝”的四名年轻人初进国家队时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很快就无法区别于在国内足球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球员了，刚刚学到一点南美技术很快磨光了，反倒不伦不类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每次世界大赛中国足协也组织一些教练走出去，但我以为这种走出去名义是学足球，实际是旅游观光，只有傻子才相信看几场世界杯赛，到哪家足协参观一番就真的学到了真本事。这种走出去都是多花钱少办事和撞大运，于中国足球的长远利益没有好处。
“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根本不同是前者把高手请进来当老师，一个老师可以教导我们一大群学生，在经济上也比“走出去”划算。比如说施拉普纳，虽然带国家队不称职，但他的管理手法和其他如恢复手段、营养调配等等还是对中国足球传统模式构成了冲击，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施拉普纳一个人就给中国足球带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他对中国足球的贡献是观念上的也是实践上的，他的作用是花了几百万美元的“健力宝”无法想象的。西亚足球原是一片沙漠，但西亚人不输出只引进，虽然有点偏执，但引进高水平教练的成果是西亚足球的突飞猛进。事实上，职业联赛以来我们一直没能给外籍教练创造出自由的环境，对外籍教练的要求往往超出了学生能接受知识取得学位的能力。在这种时候我们不怪自己低能，反倒责怪老师不适应中国国情，我们总是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让高的适应低的，让好的迁就坏的。从维尔纳的下野到浦东乌拉圭人的愤而辞职再到斯托依科夫伤神上海滩，都是这种有悖于常规的东西在起作用。如果非要强调“特殊国情”，那只能是我们自己太不争气太没有进取心了。一种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学生努力适应老师，前提是老师告诉我们的都是先进的东西，而外籍教练大都是来自足球发达地区，他们的执教思想基本上都是领先的。我们因自身的愚顽不能领会却偏偏指责人家不行，这就有些无知造成的盲目自信和自尊。至于思想和灵魂方面的工作，有中国助手去做，没有道理要求外人去做，这才是国情需要的不同分工，我们只学习老外的足球思想和技战术就行。我们的目的是学到好的东西消化成自己的养分，目的是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足球方式，目的一旦明确，该采取什么样的学习态度就不难把握。因此说请进来不容易丧失自己的特质，而让孩子们走出去却很难保证不培养不伦不类的足球人。一个民族的独特内涵有先天的排他性，在自身的修养尚未达到较高境界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民族气氛中虽然容易感染外族的东西，但这些感染很快又会在本民族的大环境里被排斥，因为孩子们更多地学会了某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足球方式。“健力宝”的孩子们出国留学的成果也不是巴西的足球方式，他们只是学到了一些我们在电视中经常看见的动作，但在正式的大型比赛中，我们所看到的依然是中国足球：动作僵硬、视野狭窄、战术死板，心理紧张，和成年的中国国家队毫无两样，其中入选了国家队的成年队的四名选手则更是没了丝毫巴西味，整个是退化了的中国式踢法。唐鹏举的中青队也不能学到德国人的精髓，一旦遇到了硬朗的韩国人，不是0：3就是0：7。“走出去”貌似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揠苗助长急功近利，对打好中国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