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梦难圆-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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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就有意查询世界各国足协（或足联）的构成。我注意到其中有成功的和不成功的退役球员，而这些人只有极个别的才能成为足协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其中绝大部分都做一些细节工作，很难进入最高领导层。向下到各个俱乐部，也只有极个别的退役球员才有可能成为俱乐部主席，比如说拜仁慕尼黑的主席贝肯鲍尔，其他的如鲁梅尼格赫内斯也都是世界级名将，并且有过其他职业经历。在中国，这种类型的球员只有前国脚柳海光显示了一定的经商头脑和管理才能，其他如王宝山、郭亿军等人也还是走中国球员退役后当教练的老路子。
在那些国家足协中，更主要的是一些受过专门教育的管理人才担任重要职务，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踢过职业足球，有一些人甚至不懂足球，但他们懂得管理，足协在他们手中按普通独立机构进行管理运行。还有一些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有商业头脑，懂得职业足球在商业竞争中的价值，知道如何能使足协在足球运作中获得合法合理的好处。还有科研人员，他们负责和运动科学有关的部门，包括赛制赛程等等一系列事务都是由这些人在科学论证之后提出方案。
在上述人员中，退役明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球迷心中的威望及在世界足坛中的影响得以委任，更主要的是出于某种“形象”策略。真正的领导者是此外的那些人。
中国足协多年来一直属于政府机构，它的人员由建立过功绩的退役球员组成，当然相当一部分也是行政干部，他们出于不同原因被指派到这个岗位上。因为都是国家干部，所以只负责完成上级的指示性任务就是称职的。严格他说，这些人还不是职业化的足协所需要的人才，他们对职业化的足协还按行政干部的思路进行管理，由于是国家干部，就只对上级领导负责，至于足球运动、球迷、球员、俱乐部，这些人还不知道该怎样负责。
例如戚务生兵败之后最多的话是：“我是有组织的人。”“我该负什么责任由组织决定。”“我的将来由组织安排。”王俊生的检讨首先要强调的是：对不起国家体委党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球迷这个最主要的部分放在“组织”身后，只能说明他们仍旧把足协这个机构当成政府机构，头脑中还没有职业化的概念。
而真实的情况是：中国足协官员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干部，如果还是国家干部，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足协官员早就该列入中央纪委立案侦查的范围了。足协官员在有利可图时就不按“国家干部”的标准做事，遇到责任时就又成了“国家干部”，只能说这些人既不符合正统的国家干部标准，也不符合职业化之后的领导标准，是一些利用转轨初期的漏洞的既得利益者，对中国足球的发展起不到明智的领导作用。
既然足球作为体育界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既然是由行政管理型转向市场经营管理型，什么样素质的人员组成新的足协决策层就不难规范了。我们的人都不是帝国主义代表，我们只借鉴欧洲足球的管理模式，那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在中国体育项目中产生飞跃的游泳，它们从教练到管理人员，大都是一些有学识的人，足协在这方面不仅不如游泳也不如乒协和排协。如果中国足球要改变形象，首先要足协改变形象，这个形象的改变可不是会讲几句洋文就行，还必须懂市场经营，懂企业管理规律，懂世界足球的潮流，懂得科学训练和科学比赛……现有的足协决策机构很显然都不符合这些要求，从上到下大家可以叫出名字的人都是一些没有受过真正良好教育的踢球退伍者，有一些还踢得稀臭。他们都是懂足球的人，但这个“懂”只是懂他们踢过的足球，都是经验主义类型的“懂”，指导现代职业足球要么力不从心，要么不懂装懂，要么不懂也不许别人懂。至于说到现代方式的管理运作，更是东一头西一头顾头顾不了腚，顾腚顾不了头。此前我列举的一些荒唐事例，都是由于他们不能掌握现代足球不能掌握科学管理手段造成的，并不是他们存心要把事情搞坏。这些人当然并非百无一能，他们还是肯做工作的，但只能在别人明智的指导下才能做得好些。
职业化意味着淘汰许多旧东西，而淘汰不合潮流、无法适应现代足球发展规律的旧派管理者则更是当务之急。既然我们的社会制度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国家体委就有责任把这个优越性显示出来，完全可以利用体委的权威组成一个专门的考核班子，这个班子应该从下至上最大限度地征求意见，选举出一个有多种人员构成的职能性很强专业性更强的新足协。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球队的主帅最重要，一个国家的足球足协也同样重要，有了一个才华出众的决策机构，中国足协就不会在战略上犯更大的错误，中国足球的成长也就会趋于健康。
大约还是王俊生更聪明，他可以用“社会制度”去否定换帅的呼声；换足协肯定也不是我呼吁了就能起什么作用。虽然我确信和我一样观念的人在球迷中在足球界内部都占绝对多数，但真正要改组足协还需要国家体委下决心，具体地说，要看袁伟民有没有这个决心，更要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和魄力。
这大约也是“中国国情”吧。
60 结束篇关于梦想
我最终决定放弃对万达的采访，这使我感到非常轻松。当这本书放弃解剖一个球队和一个俱乐部的企图时，我觉得突然间就进入了很自由的空间。其实吸引我深意万达的最好理由是大连离我的居住城市十分近，我的经费大约只够跑十趟大连。但我的优势是有将近二十年的看球历史，记住了许多有趣的东西，还有一大堆汉语足球报纸，还有我看球之后的情绪和想法……所有这些东西部可以帮助我比较周全地看中国足球，而大连万达，怎么讲也只是一大堆球队中的一个，没什么特别。
就在我累得对写书失去了兴致时，也终于差不多完成了。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但接下去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让这本书结束。凡干这种事总要有个后记什么的，但我从来没写过后记，它对我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文体。我想了又想，还是不知道该怎样去说这些话。也就是在这时候，'97中国足协杯赛在北京开战了。
这是1997年12月28日下午，我一个人在家，上午刚刚写完了一支球队，也是最后一支我认为值得一说的球队。我累极了。我还不能休息，下午还有一场球要看，这是1997年最后一场比赛了。我很想知道谁能获胜。其实我早就有预感，当金志扬抽着了主场时，我就估计到申花凶多吉少。京沪之争从来都是球场大火并，不分胜负的场次十分少见，更何况足协杯一场定输赢。我对足协杯决赛的场地选择方式非常讨厌，中国有那么多的城市，完全有条件选择一个第三城市。想当初泰山和申花争夺足协杯就不在上海也不在济南：大家有相对公平的环境，主客场的利益和压力也就减低到最小程度，不知怎么就变成了这种方式。北京'96赛季在主场胜了泰山拿到了足协杯，日本裁判表现得很不错，对主队也没有明显的偏袒，使比赛在激烈和高速度中进行。1997年又请了韩国裁判，我觉得韩国裁判的水平并不高，而且职业道德水准也让人怀疑。大家都记得'98世界杯外围赛十强决战中国队主场出战伊朗时就是韩国裁判，这个裁判对主队的宽松对客队的苛刻在上半场表现得非常明显，或许是中场休息时受了警告，下半场对中国队又有些严厉过了头。如果伊朗不是最后反败为胜，古汉说不准要把裁判杀了。但愿今天这个主裁判和助理裁判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导演出一场精彩漂亮的岁末决战。
我非常怀疑，韩国职业足球联盟从'97赛季开始启用了外籍裁判，'98赛季决定继续聘请外籍裁判，原因是韩国裁判在执法中经常吹黑哨。韩国职业足球联盟在'97赛季请了47岁的捷克人查尔斯、45岁的捷克人乔治。韩国人每个赛季要花许多钱，补助费每个月4800美元，还不算司机、高级轿车和住房的开销。韩国职业足球联盟认为：“为了使比赛更顺利、公正地竞争下去，请外籍裁判来执法是很必要的。”我不知道中国足协怎么想，为什么要请韩国人自己都不信任的裁判来中国给土裁判当导师。
从电视屏幕上看，北京工人体育场几乎爆满，电视里传出了只属于北京球迷的声浪，但申花队表现得很平静，他们的传切配合相当流畅，北京球员有些跟不上节奏。这场比赛北京队把在中场有很强调度能力的邓乐军放在了右边卫的位置上。邓乐军很显然有些无所适从。比赛进行到4分钟多一点的时候，上海申花前场逼抢使邓乐军有些慌乱，他头球回敲传给守门员姚健，而姚健这时候正冲出了禁区，皮球从姚健身边窜向球门，姚健返身后跃，但没能挡住皮球，皮球慢悠悠滚进了球门。这个打击来得非常突然，国安球迷一下子安静起来。
邓乐军在此后的比赛中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远远没有申花的吴承瑛表现得富有进攻性，他多半在后场想法子阻止吴承瑛。直到下半时国安领先之后，邓乐军才开始有了起色，并且形成了几次右路助攻。邓乐军的面孔一直很紧张很沮丧，他肯定责备自己回传造成的失分。其实这个球并不能全怪他，在那种情况下回传无可指责，只是和守门员没有形成默契，姚健表现得有些着急，他不该在那种情况下出击。
意外进球之后，申花的打法没有改变，依然凭籍对中场的控制对国安施加更大的压力。30多分钟过去了，国安还没能从意外失球中缓过神来，一直被动。
第38分30秒的时候，国安队的一次中距离传球，申花队球员集体造越位，在禁区里丢下了三个绿色身影。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主裁判也没有吹哨。申花球员连忙返回禁区封堵，国安射门，被干扰了一下，卡西亚诺再射，进了。
没有人认为这个人球有效，北京台的解说员宋建生也怀疑这个球是否越位了。但主裁判的手指向了中圈，这时候国安队员才醒过来相互拥抱庆祝，并不那么狂喜激动。申花球员不服，和裁判争辩，但没有被接受。比赛中断了一会，再次开球。宋建生说等一会让我们看看慢镜头，但等了好一会，重放的慢镜头却无法证实越位或不越位。导演把传球者和接球者隔出了画面，你无法判断；导演只播了纵向慢放，而且也是传接分离的画面，无法判断；还有刚刚要出现全景就转换成了现时的比赛。宋建生有点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申花球员认为这个球越位，从电视中也看不太清楚。应该说宋建生的确是很好的评论员，他的地方主义倾向非常少，比起万达比赛时大连台的那个解说员要强出一百倍。在这种时候，宋建生不说话就已经相当让人敬佩了。
申花球员冲向助理裁判，范志毅连忙跑上去推开队友，他肯定是担心自己的队员会因此吃黄牌；和万达比赛时，范志毅就吃了一张红牌，应该说那场比赛王燕春的执法糟糕透顶，范志毅得红牌虽说是自找的，但一张黄牌其实也就足够了。
我想起申花在国安主场1：9惨败的情形，那场比赛国安打进的头几个球中有三个是很容易判断的越位球，但没有判罚，申花球员失去了信心，气势一跌到底。我担心今天这个判罚也会使申花球员失控，申花球员毕竟同样想赢这场球，安杰依也想赢，但我认为金志扬更想赢。国家队主教练的位子空着，迟尚斌、徐根宝是他国内同行中最有实力的对手，金志扬想在北京终结万达不败神话，但没有成功。如果万达那场球有点运气，皮球不是老射在国安的门框和立柱上，国安就死定了。即便这样，金志扬也没忘了说自己的成功：“如果比赛都这么打，中国足球就有希望了。”主场胜了敖东，还说：“如果比赛都这么打，中国足球就有希望了。”这是很少见的把自己指挥的几乎每场比赛都和中国足球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人，足见他的责任感，但味道不对的是比赛必须像他指挥的这样打，中国足球才有希望。我猜今天这场比赛不论输赢，金志扬都会说：“比赛这么打，中国足球才有希望。”我的看法相反，这么打，中国足球才没希望。
你凭着外国裁判的不公平执法进球，和中国足球的希望有什么关系，只能使中国足球更没希望。
其实在这个越位入球之前，韩国裁判就有点不对劲，他的判罚尺度松得过分了，申花球员被踢得人仰马翻，惹得祁宏在身后飞铲谢朝阳报复，但裁判装作看不见，我以为这家伙有点心虚。
谢朝阳在这场球表现得很粗野，但一直没有受到警告。
比赛开始前，解说员跟全国球迷炫耀这次转播的水平之高已经达到“国际级”，六个机位可以从六个不同角度和方位看到比赛，但这个越位球却不见六个机位了。这是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联合转播，不知道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转播一下慢放镜头。我记得黄健翔在转播“德甲”时不停地称赞德国电视工作人员的职业品质，主要是他们对是否犯规、是否越位的慢镜播放，各个角度播放。好不容易我们也有了证实自己职业品质的条件和机会，偏偏让六个机位不发挥作用。后来我想到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足球评论员很认真地希望我能写文章批评各地方专业报纸的地方主义，他还认为地方主义对足球的健康不利。接下来我注意到很多住在北京的记者都有意无意中站在国安的立场上说话。包括《足球之夜》，一说到国安和金志扬就不由自主地多说几句好话，不管是不是值得赞美也要赞美。我甚至觉得中央电视台是北京国安的半个球迷，至少是偏爱吧，我只是感觉。
但'97足协杯的这次转播真让我非常失望，中央电视台失去了它的客观性公正性，还显示出自己正在干自己所批判的那些事情，当晚的《体育新闻》还说：“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