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什均衡与博弈论-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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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师的善行，而是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斯密写道，“通过这种方式来引导工业，将产生最大的价值，一个人只关心自己的所得，在这种情况下，和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他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得到一个并非出自他意图的结果。”
实际上，斯密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是精辟而且缜密的，远比现在人们一谈到他的名字就不假思索地想到的完全自由市场概念要深刻（除了自由市场之外，斯密还提到，只有当生意人不造假不行骗时，看不见的手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他相信政府对商业的干预——不管是支持还是限制——都会损害正常的自由企业的利益。通过消除优待（或者说“鼓励”）和限制，“明了简单的天赋自由系统会自主地建立起来。”但即便如此，他将关注的范围局限于“特别的鼓励”或“特别的限制”。他指出了政府应该扮演的3个角色：保卫国家不受入侵，执法保护个人免受不公平之害，提供个人无法从中牟利的公共设施和机构（比如保护新奥尔良不受飓风肆虐）。
现代经济学家发现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描述是有条件的。普林斯顿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在一本最近再版的《国富论》的序言中写道，“毫无疑问，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力量的信仰被现代评论家夸大了，”他还补充说，“战后大部分的经济学可以被看作是从理论上和实际上确定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何时和何种条件下会失灵。”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斯密对自由企业的支持是完全的误读（我也并非是说自由企业是个坏点子）。但正如追随斯密的经济学家常常评论的，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总是保证市场有效和公平。在《国富论》问世1个世纪之后，一位贝尔法斯特的经济学史专家T。E克利夫·莱斯利在批评中指出，斯密是在前工业化时代写下了那本书。不管对他生活的世界有多么深刻的见解，斯密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
克利夫·莱斯利写道，斯密的一些拥护者认为《国富论》并不像它的题目全称所言只是一项“调查”，而是“调查的最终答案——以必然和普适的真理为主体，建立在不变的自然法则上，从人类心智的规律中推断而来。”克利夫·莱斯利反对说：“我斗胆提出反对意见，政治经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自然法则的主体，而是投机和教条的结合……被历史和它的主导者所粉饰。”
克利夫·莱斯利在1870年发表的看法，反对了很多斯密的信徒所宣扬的观点——即斯密揭示了“事物的自然秩序”，“古代虚构的‘自然法典’的一个衍生。”
关于“自然法则的法典”的想法从罗马时代就开始流传，也可能从希腊祖先就开始了。罗马法律系统不仅承认罗马民法（Jus Civile），罗马特殊的法律规范，也承认更为普遍的万民法（Jus Gentium），包含“适用于全人类的”“由自然原因”生成的法律，就像盖尤斯（Gaius），一位公元二世纪的罗马法理学家所描述的。
很明显的，一些罗马法律哲学家将万民法的祖先视为一部被遗忘的“自然法”（Jus Naturale）或“自然法典”——一部假定的原始的被全人类所共享的“非政府”法典。从这种观点来看，人类政治制度打乱了“事物有益和谐的自然秩序”。所以我会说“自然法典”是今天人们普遍所指的弱肉强食（也许福克斯电视台会将它拍成下一部新的纪实连续剧）。“在罗马律师中逐渐流行起这样的观点，古老的万民法事实上就是被遗失的‘自然法典’，”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在1861年一本名为《古代法》的书中写道。“在万民法的原则上构筑……法学是逐渐恢复一种范本，这样做只会使法律退化。”
无论如何，如克利夫·莱斯利所说，在斯密的年代，建立“自然法典”是找到“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的两种方法之一。“自然法典”的方法是试图通过从人类思想的内在特点推导出它的自然秩序从而推论出社会的规律。另一种方法通过重审历史和分析现实生活的特点来找到事物的原貌从而“推导出”社会规律，而不是理想化地认为人类本性应该是什么样的。
事实上，斯密的书表达了对“自然法典”的赞同，他认为减少政府优惠和限制使“简单明了的天赋自由系统”得以建立，这种观点和法典的概念不谋而合。杜加尔德·斯图亚特（Dugald Stewart）在一本斯密的传记中写道，斯密的“思索”试图“阐明一种存于人类思想原则中的自然之力”为逐渐增加国家财富“所做的准备”，并且“论证了推动一国民众至九鼎之位的最行之有效方法乃是按照自然的规律行事。”
另一方面，克利夫·莱斯利还认为，斯密实际上使用了两种方法——固然有些是演绎推理，也有一些是对他那个时代经济情况的全面观察。克利夫·莱斯利说，斯密也许相信他自己是在描述人类经济行为的自然法则——一部“自然法典”——实际上他只是发展了另一种被文化和历史粉饰了的人类创造的系统。
“他所没有觉察的，是他自己的系统……是一段特定历史的产物，他所认为的自然系统是古代自然系统的延续，是经过其所处时代的思想和环境改造过了的，”克利夫·莱斯利这样描述斯密。“如果他晚两代出生，他的经济组织理论……会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形态出现。”
如果斯密的“自然法典”受了其所处时代的影响，那也只不过是和很多其他在他之前、之后的人的成就一样。存在着人类行为和合作的“自然秩序”，这个观点的很多版本影响了形形色色试图了解社会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政治革命家，从拥护君主专制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到热衷科学、做过撰稿人的卡尔·马克思。斯密关于道德哲学和财富规律的两本最伟大的著作，是一个伟大的才智事业的一部分，这个事业最终产生了经济学和“人类科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如科学史学家罗杰·史密斯指出的，18世纪——斯密的世纪——是一个深刻的思维才智融合的年代，涵盖了物理科学和社会学，经济交互和人类本性，以及所有关于理解和诠释生活、宇宙乃至世间万物方面相互激发出的新颖观点。
“在十八世纪，”罗杰·史密斯写道，“对设计物理世界的愿望和信心在寻找人类世界设计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正如牛顿发现了物理宇宙的“自然秩序”，追随者们寻找社会“自然秩序”背后的规则。实际上，经济学的先驱，在18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对自然秩序和物质繁荣之间的联系的研究”，研究“基于物理的和社会的，财富背后的规则。”
当然，同样的融合也影响着今天的科学家们。数学和物理与生物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的融合（用经济学的术语）是一项增长性行业，博弈论作为催化剂加速了这一趋势。
第四节 理性不是天性
要想理解斯密的观点和人类本性的现代观点以及博弈论之间的联系，有另一点非常重要，从漫画的角度来看斯密的故事，人类天性是自私的，而经济行为植根于此“事实”之上。博弈论看似也反映了此种假设。在博弈论最初的形式中，博弈论数学描述“理性的”行为，本质上是将“理性”和“自私”当作同义词。但按照今天的解释，博弈论并非假设人类总是表现得自私——或理性。博弈论告诉你如果人类确实表现得自私或理性，会是怎么样的情形。
此外，亚当·斯密并不相信人类是普遍自私的（他是对的，正如博弈论实验最近再次发现的）。事实上，斯密预见了很多今天的实验经济学的发现。但现代评论家常常意识不到这点，因为他们忽略了《国富论》并非斯密唯一的著作。
在撰写《国富论》时，斯密假设（像所有作者一样）他的读者也读过他的第一本书：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因此他认为并不需要去重提他先前所描述的人类本性非常不相同的另一面。将两本书放在一起读，会发现斯密对人类天性的看法，比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更为善良，更为温和。
这个观点是科林·卡默热告诉我的，他致力于理解博弈论和人类行为关系的前沿研究。卡默热的专业，“行为博弈论”，是被称为“行为经济学”的领域的一个分支。到20世纪80年代，当博弈论渗透到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纷纷不再着迷于源于亚当·斯密流传发展而来的旧观点，即人类只是追求利益的理性演员。有些人甚至灵机一动想到通过有真人（有时是真的钱）参与的实验来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并不奇怪，实验发现人们常常表现得并“不理性”——即他们的选择并非总是最大化他们的利益。此类实验赢得了若干诺贝尔奖，并为了解经济活动背后的数学带来了一些新见解。
在这些发展中，博弈论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将实验中所假设的人们追求利益或是“效用”的最大化进行了量化。在一个复杂的实验中，实际上使效用最大化的策略会是什么，并非总是非常明了。博弈论可以告诉你答案。不管怎样，卡默热发现了让人非常感兴趣的结果，即博弈论反映了人们在很多方面都违反了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但他告诉我，那些实验结果与亚当·斯密的观点并不相悖。
在一次交谈中，我们在加州理工学院校园的一家咖啡店里，卡默热强调说斯密从来没有主张说所有人是天生自私的，只为了自己不考虑别人。斯密只是指出即使人们完全自私地行事，经济系统仍会有效地运作使一切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这个观点是说，如果人们想要赚很多钱，实现的方式就是给你你所想要的，而他们并不关心你本身。这并不是在逻辑上暗示说人们对他人漠不关心，它只是表明即便彼此不关心，还是会有一个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去创造出人们最为想要的”，卡默热说，“我想亚当·斯密从某种程度上被误读了。人们说，‘天哪，亚当·斯密证明了人们彼此之间互不关心。’他所推测的，而且后来被数学验证的，是即使人们彼此不关心，市场也会很好地产生出合适的商品。但逻辑上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互不关心。”所以人类天性并不一定像某些人相信的那样坚持利己。当然有些人是自私的，但也有人不是。
实际上，在斯密关于道德情操的专论中，他指出同感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情感之一。而且他描述了一个人的“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一个长期计划者或“良心”）和情绪（包括饥饿、害怕、愤怒以及其他驱动力和情感）之间的冲突。大脑中的公正的旁观者权衡行为的代价和后果，鼓励控制情绪反应的理性选择。经济学家的传统观点是人们做出理性的经济选择，而斯密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东西往往是由情绪操控的。卡默热和他的两个同事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斯密认识到……当情绪足够强烈，公正的旁观者会被带入迷途或变得无力。”
无论如何，关于个人利益和效用的观点被斯密戏剧性地夸大了，以至于它成为之后的经济哲学的核心。而且不仅是经济学受斯密的观点影响，他的书也对现代生物学的诞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五节 达尔文主义之源
我不确定查尔斯·达尔文是否读过《国富论》。但他肯定读过关于它的评论，包括杜加尔德·斯图亚特在斯密传记中的赞美之词。而且达尔文熟悉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人类由来》一书中引用了那本书“引人入胜的”第一章。而且虽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没有提到斯密，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观点却像是从思维上继承了斯密的经济竞争观点。
斯密对达尔文的影响早在20年前就被科学史学家西尔凡·施维伯（Silvan Schweber）指出。但我是在读到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关于生物学的进化大部头时，第一次看到其中的联系。古尔德全面分析了达尔文的著作，并且找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产生所受到的各种历史的、哲学的、科学的和文学的影响。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常被当今神创论和智能（原文如此）设计的支持者引用的神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作品。
佩利最著名的是他的钟表匠类比。如果你在地上找到了一块手表，佩利在1902年写道，你会看到它和石头没有丝毫相像。很明显，手表的各个部分是“有目的地组合在一起”，产生“规律的运动来指出一天中的时间”。这是必然的推断，佩利总结说，就是“这块手表必须有一个制造者……来理解它的结构，并且设计它的用途。”佩利的观点是生物世界满是有序的复杂体，精巧地适应高效生存的需要，那这一定来自于一种精巧的设计，所以，存在着一位设计者。为了促成其进化论，达尔文需要另一种逻辑来解释生命的效能。亚当·斯密提供了这种逻辑，古尔德总结说。
“实际上，我会提出更强的观点，即自然选择的理论，本质上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迁移到了自然界，”古尔德写道，“参与‘生存竞争’的单个有机体如同竞争中的公司。繁殖成功就好比利润。”换言之，如斯密提出的，并不需要设计一个有效的经济系统（事实上，找个设计师是个坏主意）。如果不去干预，经济系统会自己建设得很好，因此这个经济系统中的个体可以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看到一幅相似的图画：追求自身利益（生存与繁衍）的生物个体就会逐渐地建立起一套有如经济体系一样复杂的生命体系。在一段话中，达尔文特别引用了一个斯密最为青睐的主题概念——“劳动力分工”。斯密在其著名的别针工厂案例中阐述了分工如何产生效率。在达尔文看来这和自然界中新物种的产生颇为相似。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写道：“没有博物学家会怀疑所谓‘生理学劳动力分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