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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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和长远的将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社会面临的直接问题是黑人问题和一代敏感的青年人异化的问题。但是，在七十年代，前十年显而易见的问题——黑人和青年——已经有所和缓。
黑人运动过去是为了争取社会的承认，现在也依然如此，尽管许多人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方法来要求此种承认的例如，教育应适合“黑人的需要”。现在的问题仍旧是调动一切力量去满足黑人的要求。
青年人的情绪更具有扩散性，也更为幼稚。他们并不执着地信奉某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相反，许多名牌大学里的青年人只坚持笼统地抨击四处盛行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用布尔乔亚的话来说，就是指延期满足、心理上的约束和理性的、专家式的思维方式。有一小撮人已经完全异化，甚至打算作为“都市游击队员”，从而砸烂这个社会。整整一代的青年人现在正在长大成人，职业和家庭的问题让他们忧心忡忡。作为同一代人，他们比父辈更开明更自由，但却缺乏革命的气概。
源于美国生活中结构变革的问题依然如故。它们包括：重新组建社会的政府行政结构；制订与民族社会相适应的国家卫生、教育和福利政策；调和公社式群体之间相互冲突的权利要求；拟订全面的科学以及研究与发展的方针，发挥后工业化社会的优势。倘若没有决心照此办理，现行的社会政治生活就会困难重重。
不过，除此而外，还有四个原则性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这个惶惶不安的社会才刚刚意识到，但却不得不正视它们。
民主制度与帝国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无法恢复早先地方自治的原状——即国内生活由统治已久的市镇心理来支配。一种新的都市观和世界观已经形成，帝国的利益日益影响着美国政策的制订。美国成长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并非完全是因为经济的推动，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世界最强国，它在世界各地卷入有时是主动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即而来的意志的较量。这样，美国开始在世界上施加一种权威的影响，如果它还算不上是一种霸权的话。
在艰难的岁月里，读读修昔底德是有裨益的。就本书的探讨而言，人们会对修昔底德所描写的雅典在波斯战争后的处境感到惊讶。修昔底德描述了一个民主政体进退两难的困境，最终它选择了帝国的角色，而没有退避三舍，偏安一隅虽然两次历史事件不尽相同，但是雅典人和提洛同盟所面临的问题却极富于启发意义，令人联想起美国和它的盟国，及其与苏联集团类似于斯巴达人的矛盾。不过，真正的问题是，当一个民主政体由于派别间的不和造成了潜在的分裂时，尤其是当它战败时，它是否能够保持统一；或者，纵然它胜利了，它是否能够继续作为其它国家的领导者和保护者而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同时也并不致于走投无路，被迫接受大规模冒险的诱惑伯里克利的继承人克列翁就曾受到过这种诱惑，人们可以将他同林登·约翰逊作一个比较。
帝国主义的角色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难以扮演的，因为它意味着国家必须承担起提供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义务。如果这一切不能得到回报，就会在内部导致严重的紧张状态。民主制度与帝国的关系特别令人苦恼。人们可以逐渐注意到：帝国主义的角色并不适合于美国。
新的政治精英层的产生。在时来运转时例如进入了权力机构，一群杰出的人物可以成为道德权威和政治智慧的源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五年里，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出现了一个在总体上还算是紧凑的政治精英层，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一批领导人。
有时候，一群人在社会结构上所占据的位置可以表明他们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过，某些人握有政治的、或经济的、或军事的大权，或者身居某个组织的首位，却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他们是社会的精华，尽管人们必须服从他们的领导。在美国，杰出人物的主要标志是他们观察整个世界的视野和看法，而不仅仅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上所占据的位置。像马歇尔将军、亨利·史汀生、约翰·麦克洛伊、罗伯特·罗维特、迪安·艾奇逊、道格拉斯·狄龙这样的人，还有其他一些“外交决策机构”中的人物，主要是从纽约的金融界遴选而来，然而，并不是他们的经济势力决定了他们作为政治精英型人物的地位，而是他们的性格和判断能力。人们主要考虑到他们的见解是有分量的，因为他们受人尊敬。如果政策需要由杰出人物的重要见解来加以调整，那么调节好判断能力与受人尊敬之间的互惠关系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在欧洲，因为在那儿进行重建乃是当务之急。不过，那些政策一主要是马歇尔计划——之所以产生，也是因为那些处理欧洲事务的专家们更具有经验和兴趣。在处理亚洲事务方面，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一批类似的杰出人物，从来就不具有类似的经验和判断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外交政策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此种缺陷。
在六十年代，本节所论及的那个重要的政治精英层已逐渐丧夫了它的影响能力，然而却没有接着产生一个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政治精英层来调整政策并绵绵不绝地提供判断。肯尼迪政府讲究体面，喜爱炫耀，它曾干劲十足地试图使自己成为一群杰出人物的集合体。纵然它还算不上是道德权威，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中间它却赢得了一大批热情的追随者。但是，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如果人们信服白芝浩＇英国近代社会学家＇的理论及其智慧，那么，这种精英层的存在对于在社会上奠定政治权威来说就是一个必要的因素。缺少这种精英层，就会产生由谁承担权威重任的问题。假使社会分裂了，一个精英层能否出现的问题就成了悬而难决的问题。
自由主义失败了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由的社会政策是和凯恩斯主义及宏观经济规划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新政在大部分时候是为了给年轻的律师们提供避难所一样——这是由于一些制订规章制度的机构所起的作用，它们的象征性的教父是费利克斯·弗兰克富特和哈佛法学院；早期的新边疆政策和伟大的社会政策也是同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密切相关的。
在沃尔特·赫勒的领导下，经济顾问委员会转变成一个专业性组织。在政府中，尤其是在一九六二年减低税率的经济政策取得大捷之后，它的建议对政策的制订具有极大的影响。不过，经济学家并不单单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管理人员。譬如，五角大楼的“麦克纳马拉革命”就主要是由一批以查尔斯·希契为首的经济学家们导演的。
在最近的一些年代里，人们越来越怀疑经济学家管理经济的能力。在英国，六十年代期间，工党政府虽然接受了类似尼古拉斯·卡尔多和汤姆斯·巴罗格迈克尔·波斯坦称他们为“经济学家的灾星”这样一些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却未能解决英国的困难。英国工党经济学家约翰·韦西在写到“后凯恩斯思想的松散”时，以悲观的口吻来结束他的探讨：“我以为，人们一定会很不情愿地得出这个结论：恢复经济秩序也许是当今经济学家们的分析能力所不能及的。”在美国，早在七十年代经济衰退之前，作为凯恩斯主义工具的财政政策就已失去了光泽。
在社会政策方面，尤其是在美国，社会学家们的成绩就更为黯然失色了。在教育、福利和社会规划等领域里，社会学家勉勉强强地开始承认问题要比他们想象的复杂得多。这样看来，自由主义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因于知识的欠缺。这种回答不会迎合新左派的胃口，他们仍旧在急切地寻找简单明瞭的答案。不过，当人们意识到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尤其是一个必须面向将来的社会，需要进行社会规划才能应付汹涌而至的社会变革时，这种知识的欠缺便同样会成为知识分子不安的根源，成为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
参预革命。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个事实是明确无疑的：全社会反对官僚政治，要求参预决策。下面这句话可以概括此种倾向：“人民应该能够影响那些支配着他们生活的决策……。”
这种由社会下层掀起来的动乱具有多种形式。在某些方面，它是对专家治国这个主张的反抗，它对惟有技术上的成就才能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感到不满；在某些方面例如在黑人那里，它又是某一个社会群体坚持自身权益的运动。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六十年代的民主党政府确实成功地创造了一些新的社会形式，让人民参预关键的决策过程。反贫困方案号召人民成立社区活动小组；例如纽约，在实施反贫困方案时，成立了二十六个街道委员会，它们成为该市——主要是林赛市长——新的政治基础。模范城市的建房方案号召社会团体参预新街区的规划。规模宏大的心理健康方案需要地方组织的合作，以便制订政策和计划。在教育方面，简政放权的方案在许多城市中扩大了地区实施领导的范围。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参预革命是反对社会专业化的一种形式，是反对后工业化社会中正在出现的专家决策方式的一种形式。所有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都将不得不正视这一现象。早些年通过工会这个渠道开始发生在工厂里的事情，现在已经由于群体社会的诞生而传播到了左邻右舍；将来，它还会传播到所有的组织当中去。
不过，“参预式民主”并不像是它的拥护者们所吹嘘的那种灵丹妙药，正像早些时候人们企图创造的公民投票式政治例如动议权、投票权和罢免权等方法也并不是什么万应丹一样。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参预式民主风靡一时，它的鼓吹者中却很少有人将这些变革的最基本的意义想通想透。假如每个人都有权影响那些将要改变他们生活的决策，那么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有权将黑人驱逐出学校。人们一定会说，南方并非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它只是一个更大的政治体系中的一部分，因而它就必须遵循整个社会的道德准则。那末同样，当某个城市在规划中考虑到了大局的需要时，难道一个街道的委员会就应该有权投票置以否决吗？
总而言之，参预式民主又一次提出了政治哲学中的古老问题，即谁应该制订政策？由政府的哪一级机构制订？制订什么样的政策？其对象应该是多大的社会单位？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紧张局势却存在着，而且将要恶化。
从修昔底德到马基雅维里，面世的政治指南书不胜枚举。从这些书中我们得知，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虽然我们注重社会力量，但是只有白痴例如某些像乔治·普列汉诺夫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说个人不重要，才会说历史造就出适应于时势的领导人。西德尼·胡克在《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既有经历了多次事变的人，也有“造时势的人”。而造时势的人是可以在历史上创造转折点的。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取得了胜利，这正是由于列宁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善于选择时机的意识起了决定作用。在一个不同的场合下，也正是由于沙尔·戴高尔的权威力量才解除了一九五八年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篡夺权力的威胁；当时若是换上居伊·摩勒，他肯定是会动摇的。所以，未来十年的领导层的质量将是一个无法估计的然而又是关键的可变因素。
但是，一个人参预事件并控制事件的能力要取决于他生活的环境。在本世纪最后的这些年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决策的环境已不再是一个国家，无论这个国家是多么地强大。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人们不禁要问：未来的十年，美国社会是否具有解决它自身问题的能力呢？
二
在未来学的研究中，我们对预见＇prediction＇和预测＇for－casting＇有所区分——确切地说，是任意的区分。预见是对“点事件”＇point
events＇的规定，即是说：某一事件将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预测则识别哪些结构脉络将出现问题，或者哪些动向将可能出现。一系列的事件——这正是人们企图预见的东西——常常是结构的动向与特殊的偶然性的结合。由于诸如此类的偶然性是无法预测的它们不可能服从于规则或定形为某种公式，人们在预见未来时，可以乞灵于“智慧”内在的信息，可以乞灵于种种敏锐的猜测和学问常识，但是却不可能求助于任何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简言之，人们可以预测条件，却无法预测催发因素；可以预测结构变化，却无法预测偶然性。这是任何预测都具有的局限性，纵然分析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局限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构成美国社会问题的主要结构因素是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的两个方面：民族社会已经建立，成为决策活动的新场所和国内各种力量相互冲突的新角斗场；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由于美国继英国和法国之后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扮演了警察的角色，骤然间它把自己猛烈地推到了凌驾于世界各国之上的地位。截至七十年代初，美国仍未解决民族社会中的任何问题，特别是它还没有设立一系列的国家机关以管理卫生、教育和福利方面的问题；同时，它还开始轻率地从以前占据的宝座上退了下来，摒弃了作为世界各地至高无上的政治强国的角色。不过，对七十年代和今后说来，这股潮流正在逐步趋于明朗化：政策的结构环境正在扩大，社会所面临的大多数重要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美国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再加以决定的。
下面，我想谈谈在本世纪最后的这些年里美国将要面对的两大变化。一是国际舞台将成为新的有关的结构环境；二是美国将要进入一次新的“更年期”，它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上所占有的实力地位可能会发生不可逆转的下滑。由于我的重点放在结构环境之上，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