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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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包括1个拉丁美洲国家（古巴），1个佛教国家（缅甸），4个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极大的儒教国家（新加坡、越南、北朝鲜和中国），9个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苏丹和利比亚）的政府。这个亚洲伊斯兰集团的领袖是中国、叙利亚和伊朗。处于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是除古巴以外的拉丁美洲国家，它们经常支持西方；还有非洲和东正教国家，它们有时支持西方，但更经常的是持反对西方的立场。
使各国沿着文明线划分开来的问题包括：关于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相对主义；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发展权利优先，还是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相对优先的争执；是否应对经济援助提出政治限制条件；是否应设立联合国人权专员；应在何等程度上允许同时在维也纳集会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参加政府会议；应当得到大会认可的特殊权利；以及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是否允许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是否明确谴责波斯尼亚践踏入权的行为。
西方国家和亚洲伊斯兰集团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维也纳会议召开两个月之前，亚洲国家在曼谷聚会并通过了一份宣言。宣言强调：人权必须“置于国家和地区特性，以及各种历史上形成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下”来考虑；人权状况监督侵犯了国家主权；将人权状况作为经济援助的条件有悖于发展权。在上述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致维也纳大会最后预备会议（5月初于日内瓦召开）产生的几乎全部文件都不得不加上括号，以标明一个或更多国家不同意。
西方国家没有为维也纳会议的召开做好准备，它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在会议中比其对手作出了更大的让步。结果，除了对维护妇女权利表示强烈支持外，大会通过的宣言只是个最低限度文件。一位人权支持者评论道：这是一份充满“分歧和矛盾”的文件，代表了亚洲一伊斯兰联盟的胜利和西方的失败。维也纳宣言没有明确地表示对言论、新闻、集会和宗教自由的赞同。因而，它在许多方面的立场比1948年通过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软弱。这一变化反映了西方权力的衰落。一位美国人权支持者指出：“1945年的国际人权制度已不复存在。美国的霸权已经衰落。即使有1992年发生的一些事件，欧洲也不过是个半岛。现在的世界是阿拉伯人、亚洲人和非洲人的世界，正像它是西方人的世界一样。如今，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对于世界已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那样重要。”一位对西方持批判态度的亚洲评论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以来，没有完全进入犹太基督教和自然法传统的国家第一次跨入了一流国家的行列。这一前所未有的形势将决定新的国际人权政治，并将带来更多的冲突机会。另一位观察家评论道：维也纳会议的“大赢家显然是中国，至少如果以告诉他人不要管闲事为成功标准的话是如此。在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不断取得胜利，其方法就是到处显示它的重量”。然而，在维也纳会议上票数处于劣势和失去调动权的西方，却在几个月之后获得了反对中国的一个不小的胜利。争取在北京举办200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它为得到举办权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在中国，要求举办奥运会的呼声很高，公众的期望也很高；中国政府还游说其他国家政府对本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施加压力；台湾和香港也来助威。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和人权组织都强烈地反对选择北京。尽管国标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投票是秘密进行的，但各国的态度很明显是以文明划分的。在第一轮投票中，北京据说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广泛支持，所得票数居首位，悉尼次之。在随后几轮的投票中，当伊斯坦布尔被排除之后，绝大多数儒教伊斯兰教国家将其选票投给了北京；在柏林和曼彻斯特退出之后，这两个城市原先得到的绝大部分选票又转给了悉尼，使它在第四轮中获得了胜利，使中国遭到惨败。中国则把这笔账都记在了美国身上* 。李光耀说：“美国和英国成功地降低了中国的威望……它们反对中国的表面原因是‘人权’、真正的原因却是政治，为的是显示西方的政治影响。”毫无疑问，世界上更多的人关心的是体育而不是人权。但是，鉴于西方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在人权问题上遭到的失败，这一显示西方“影响”的孤立事件仍会令人想到西方的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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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投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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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北京 32 374043│
│悉尼 30 303745│
│曼彻斯特 11 1311│
│柏林 99 │
│伊斯坦布尔 7│
│弃权 11 │
│总数89 89 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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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西方的影响被削弱了，而且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自相矛盾还减弱了它在冷战后的世界促进民主的愿望。冷战时期，西方，特别是美国面临着“友好的暴君”的问题：在那一时期，反共的军人政府和独裁者是冷战中的有用伙伴，这使得若与它们合作，便会面临进退两难。当这些政权粗暴地践踏入权时，这种合作会令人不安，有时会令人尴尬。然而，西方辩解说，这种合作是较少有害的，因为这些政府通常不像共产主义政权那样完全是压制性的，而且它们维持的时间可能不会长久，也更容易接受美国和其他的外部影响。为什么不接受一个较为不野蛮的友好的暴君，如果另一个选择是更野蛮的不友好的暴君？在冷战后的世界，在一个友好的暴君和一个不友好的民主制之间作选择可能更为困难。西方自然而然的假设是，民主选举的政府是可以合作的，但非西方社会的政府不一定亲西方，因为在那里，竞选可能导致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1992年，阿尔及利亚军人干涉并取消了明显地将导致原教旨主义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获胜的选举，令西方人如释重负。1995年和1996年，土耳其的原教旨主义政党繁荣党、印度的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在选举失败后被赶下了台，亦令西方各国政府放下心来。另一方面，伊朗政府在其革命进程中，就某些方面而言是伊斯兰世界中最民主的政权之一；而在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中，竞争几乎肯定会导致远不及其不民主的前任同情西方利益的政府上台。在中国，通过公民选举上台的政府，很可能会是一个高度民族主义的政府。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非西方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常常产生对西方不友好的政府，因此它们在试图影响这些选举的同时，丧失了在这些社会中促进民主的热情。
移民
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在过去的几世纪里，不同的增长率、经济状况和政府政策导致了希腊人、犹太人、日耳曼部落、斯堪的纳维亚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华人等的大量外移。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迁移是相对平和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充满了暴力。然而在19世纪，欧洲人是人口向外扩张的主要种族。1821至1924年间，大约有5，500万欧洲人移居海外，其中3，400万到了美国。西方人征服、有时甚至消灭了其他民族，开发了人口密度较低的土地并定居下来。人口输出可能是16—20世纪西方崛起的唯一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20世纪末出现了一个不同以往但规模更大的移民浪潮。1990年，合法的国际移民有将近1亿人，难民约1，900万，而非法移民至少达到了1，000多万。这个新移民浪潮部分是非殖民化。新国家的建立，以及鼓励或强迫人民迁移的国家政策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现代化和技术发展的结果。运输工具的改进使迁移更简便、省时和省钱；通讯的改善则增强了寻求经济机会的刺激，并密切了移民与其留在祖国的家庭之间的联系。此外，正如西方的经济增长刺激了19世纪的向外移民一样，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样刺激了20世纪的向外移民。移民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进程。迈伦·韦纳认为：“如果存在一个统一的移民‘法则’的话，那便是移民潮一旦开始，它便会自我促进。移民们会为家乡的亲戚朋友提供信息和经费使他们能够移民，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住房。”其结果，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全球移民危机”。
西方人一贯和强烈地反对核扩散，支持民主和人权。与此相反，他们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却是矛盾的，并随着2O世纪最后20年均势的重大变化而改变。直至70年代，欧洲国家普遍赞同移民，有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瑞士，还鼓励移民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1965年，美国取消了20年代制定的偏向于欧洲的移民限额，并彻底修改了法律，使得70和SO年代移民流入的大量增加成为可能，并造成了新的移民来源。然而在80年代末，高失业率、移民人数的增长和移民占压倒优势的“非西方”特性，使得欧洲人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年之后，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人的态度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
20世纪末，大多数移民和难民是从一个非西方国家迁往另一个非西方国家，但是进入西方国家的移民人数已接近了19世纪西方外移人口的绝对数字。1990年，估计有2，000万第一代移民生活在美国， 1，550万人生活在欧洲，800万人生活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欧洲主要国家中，移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8％。1994年，美国的移民人数占其全部人口的8．7％，为1970年的两倍；占加利福尼亚州人口的25％，纽约州人口的16％。80年代，大约有830万人进入了美国，在90年代的前4年这一数字大约是450万。
新移民绝大部分来自非西方国家。在德国，1990年有土耳其移民167．5万人，其次最大的移民群来自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希腊。在意大利，主要的移民来自摩洛哥、美国（据信大量的意大利籍美国人返回了家园）、突尼斯和菲律宾。90年代中期，大约有400万穆斯林居住在法国，在整个西欧，穆斯林人口达到了1，300万。5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有三分之二来自欧洲和加拿大；80年代，移民人数大量增加，其中大约35％来自亚洲、45％来自拉丁美洲，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则不足15％。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很低，欧洲的自然人口增长实际上为零。由于移民的生殖率高，因而他们将占西方国家未来增长人口的大部分。结果是，西方人日益担心，“他们现在不是在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斯坦利·霍夫曼认为，这些因西方国家人口相对减少而造成的恐惧，“是基于真正的文化冲突和对丧失民族特性的担忧”。
90年代初，在欧洲的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穆斯林。在移民问题中，欧洲人最为关切的是穆斯林移民。挑战来自人口——移民占西欧出生人口的10％，阿拉伯人占布鲁塞尔出生人口的50％——和文化。穆斯林社区，不论是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没有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如此。让玛丽·多姆纳克1991年说：“在整个欧洲，人们越来越担忧横跨欧洲文化线的穆斯林会形成欧洲共同体的第十三个国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评论移民问题：
奇怪的是，欧洲人的故意是有选择的。在法国，很少有人担心来自东方的入侵——波兰人毕竟是欧洲人和天主教徒。绝大部分人既不惧怕也不轻视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故意大部分是针对穆斯林的。“移民”事实上是伊斯兰的同义词，而伊斯兰教目前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这一现象反映了深深植根于法国历史的文化歧视和种族歧视。
然而，从任何严格意义上说，法国人更是文化主义者，而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立法接受了可以讲完美法语的黑非洲人，但是他们不能接受在校园里蒙着头盖的穆斯林姑娘。1990年，76％的法国公众认为在法国有太多的阿拉伯人， 46％认为黑人太多，40％认为亚洲人太多，24％认为犹太人太多。1994年，47％的德国人不愿意有阿拉伯人生活在他们的街区， 39％不愿意有波兰人，36％不愿意有土耳其人，20％不愿意有犹太人作他们的邻居。在西欧，指向阿拉伯人的排外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指向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
公众反对移民和对移民的敌意表现在针对移民社区和个人的极端暴力行动上，90年代初它已成为德国的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反移民政党的选票在增加，尽管为数不多。德国共和党在198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超过7％的选票，但在199O年的全国大选中却只得到2．1％。在法国，国民阵线在1981年时仅获得微不足道的选票，而1988年选票升至9．6％，此后在地区和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稳定在12％和15％。1995年，两个民族主义的总统候选人获得了19．9％的选票，国民阵线赢得了几个城市的市长职位，包括土伦和尼斯。在意大利，社会运动国民联盟的得票率同样从 80年代的约5％升至gO年代初的10％15％。在比利时，佛兰芒集团国民阵线的选票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增加到9％，该集团在安特卫普得到28％的选票。在奥地利的大选中，自由党的得票率从1986年的不足10％上升到1990年的15％以上，在1994年达到将近23％。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政党正是穆斯林国家中伊斯兰政党的影像。它们都是在野党，都谴责权力机构和政党的腐败，都利用经济困境，特别是失业问题，向种族集团和宗教集团发出呼吁，都攻击外国人在其社会中的影响，而且两者的极端主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