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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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张闻天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这个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有人对他的这个发言作了精心统计：全文9000多字，讲成绩的只270多个字。用了39个“但”字，只有一个好“但”，其余都是坏“但”。
张闻天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是6月30日离京赴庐山参加会议的。乘同一车厢的有彭德怀、贺龙、康生等。上庐山后，住东谷河东路177号，同彭德怀住的河东路176号是近邻。7月2日到16日，张闻天被编在华北组。他在小组发言说：大跃进给外交部门的工作造成被动，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会议初期，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他对身边的秘书说：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能破坏等看法。还说，现在是骄傲了，就像当年斯大林说的胜利冲昏头脑。7月12日，他同彭德怀交谈时说：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我们西北组也是这样。张说：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7月上、中旬，彭、张二人在饭前饭后还有若干交谈。其中曾讲，政治局会议很少讨论，一般只做个大报告，实际是空的。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的信送出。此前张散步到彭处，得悉彭将写信，对彭所说的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彭要张看信，张不看。彭念给张听，张没听完就走了。
7月17－8月1日，张闻天被编入第二组（华东组）。7月18日，张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7月19日，张闻天出席小组会议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时相遇的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李锐。交谈中大家都感到有压力，认为应当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讲。胡乔木说：主席也是主张讲一讲缺点的。同日，在田家英处吃饭后，邀周小舟到住处交谈。
7月下旬某一天，张闻天约戎子和到住处闲谈。得知国家给土铁生产补贴了40亿元时说：问题主要还不在于这40亿，而在于9000万人上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7月20日前后在准备发言过程中，张闻天接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张闻天对秘书说：“不去管他！”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后来又接胡乔木电话，说毛要向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上对彭批评的气氛不合，担心会挨批评。但张不顾一切要讲。
李锐认为，“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的一副催化剂。”
1959年3月30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报告中谈到：“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的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反动言论的人占10％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毛注：“牢骚也吧，反动言论也吧，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到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现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
在上海会议上，4月5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抱怨他的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提倡海瑞精神。他说：
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
彭德怀的这封信和海瑞给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气得多了。劝彭德怀学海瑞的毛泽东，是怎对待彭德怀这封信的呢？怎样对待张闻天等人的批评呢？
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同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早晨，通知大家开会，听主席讲话。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事前没有跟常委讨论，常委们也和大家一样，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讲话什么。
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头就说他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次会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这大概是指紧跟他的京官和省委书记。“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他讲的另一种倾向是：“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集中表现在江西省委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塌糊涂。”他说：“越讲得一塌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下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
会上发给与会者的江西党校、广东军区等材料，以及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等人的言论上，本来没有加按语，有人还以为是批“左”的材料，毛泽东现在明确列为反面教材。接着，他针对彭德怀的信中说干部脱离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批评说：“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点，不那么多。”“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讲到共产风、讲到一平调，他说：“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
他为颳共产风的干部和自己开脱，并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的态度，他说：“他们（指括共产风的干部－作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批评大跃进的意见）“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
接着，毛泽东指出：“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
讲到反冒进，他话锋直指彭德怀，说：“虽然彭德怀“不讲反冒进， 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他告诫那些批评大跃进的人说：“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接着，他为食堂和大办钢铁辩护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在办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他正话反说：“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楂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这篇讲话态度鲜明，对左派只是安抚，让他们“硬着头皮听”；说批评“三面红旗”的人 “离右派只有30公里”；把中间派说成“动摇分子”。他在讲话中批驳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的说法。讲话中也讲了大跃进中一些问题的责任，说自己是“始作俑者，应该绝子灭孙”，但这些话明显带有赌气的情调绪，不是诚心自我批评，不是“罪己诏”。毛泽东曾说过，他是不下“罪己诏”的。
散会后，万毅将军走出小礼堂时，亲眼看到这样一幕：彭德怀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他立即迎上去，贴近毛泽东，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 7月23日听毛泽东讲话回来后，彭德怀和黄克诚都吃不下饭，沉默不语，他们虽然同住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 在这以后彭德怀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7月24日（或25日）张闻天遇到彭德怀，交谈时张说：不能讲缺点了，不能批评，批评有危险。我们没有错，毛泽东讲话是压，是扣帽子。 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李锐听了讲话犹如晴天霹雳，闷头一棍。他们四人沿着山边信步走去，心中沉甸甸的，没有一个人说话。田家英拾起一根烧焦的松枝，在石头上写了一首有名的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7月23日晚，彭德怀怎么睡不着，直到天亮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呢？
四、大臣们机变求自保
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只要毛泽东拿定了主意，在领导集团中，绝大多数人就会积极响应，很快形成具有压倒优势的主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发表和主流意见不同的看法，谁就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就会遭到集体的围攻。所以，在这个领导集体中，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很难有人为他说半句公道话。只有若干年后，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主流意见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的错案才能得到纠正。
西方国家是议会政治，当时的中国是“会议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后者虽然只是颠倒了一个字，就变成了专制制度了。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开会来贯彻最高领导人的意图，通过开会来围攻与最高领导人不一致的看法。“会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么多人跟着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所以，皇帝想惩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别人还可以为之说情。在“会议政治”条件下，连说情的可能也没有了。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大会集中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逼他们作违心的检查。毛泽东身边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加入反右倾的大合唱。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也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当然，他们这样做有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维护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个人利害关系。在战争年代，他们多是孤身一个，没有家庭包袱，他们认定斗争的对象是邪恶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牺牲了就是烈士。当了高官以后，有妻子儿女，有荣华富贵。更为重要的是，惩治他们的是被戴上种种理想光环的政权，是被所有的宣传工具天天歌颂的“英明领袖”。这使他们感到，杀了头不仅殃及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