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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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委把中央的“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吃饭”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话。
1959年6月11日，中央发出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指示，作出四条规定：
允许社员自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私有私养的完全归个人所得。
恢复自留地。不管社员喂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都应分给。自留地生产的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
鼓励社员种植零星空地，谁种谁收。
四、归还社员屋前屋后林木果树。
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样，中央的这个指示直接发到“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并要求把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并认真实行，取信于民” 。
四川省委拒不执行。不把文件下发生产队，不张榜公布，不准社员养私猪，不分自留地。
总之，从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间，中共中央的一切纠偏措施在四川都受到抵制。四川就这样“顶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
1959年的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田家英等反左的人士的心情相当轻松，会上提出了很多批评大跃进的意见。在揭露1958年以来的问题时，李井泉却不轻松。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组开会时，田家英再次谈到下面受压虚报产量的问题。田家英的发言受到李的压制“以致讲不下去”。7月23日，“硬着头皮顶住”的毛泽东终于开始反击，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李井泉押下的这一赌注开始大量进账了。7月23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讲到公共食堂问题时，表扬了四川：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百分之九十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三分之一的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
庐山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李井泉上半年顶风“算是顶对头了”。他轻松而自豪地说：“我们去年在泸州地区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去年这一年我们在公有化程度上搞的比较高的。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的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毛泽东对李井泉更加信任，李井泉的地位更加稳固。1959年秋天，李井泉获得了“政治大丰收”。为李井泉的政治大丰收“埋单”的是四川老百姓，四川省的饥饿时间最长。
四、四川省饥饿的时间最长
四川省的饥饿始于1958年冬，结束于1962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
绵竹县红旗公社共有125个食堂，除有8个食堂的口粮因种蔬菜由国家供应以外，有65个食堂、15146人于1958年12月底到1959年1月底先后断粮。有25个食堂、4644人于1959年2月15日断粮，有25个食堂、6708人于2月底、3月初断粮。仅有两个食堂、389人可以吃到5月底。没有粮食的食堂，有的把留给猪、牛的饲料的粗粮吃完了，有的把当年的谷种也吃了。自断粮以来，每天出工人数减少，干活只有5小时左右，效率很低。
红旗公社1958年粮食大丰收，为什么到冬天就没粮食？这个报告说：第一，去年大搞钢铁时，全社抽5400多个劳动力上山，每人每月带走45斤米，上山5个月，共带走66万斤大米，折原粮94万斤。第二，去年“大兵团作战”时，放开肚子吃，由两餐改为三餐，晚上“夜战”还要加一餐，平均每人每月吃57斤大米。该社放开肚皮吃了两个月，共超吃粮食160多万斤，相当于两个月的口粮。第三，去年征购时，粮食部门要求“放卫星”，仅统购粮食一项，就多入库60多万斤。第四，去年秋收时，因劳动力不足，使成熟的谷子没有及时收割，抛撒过多，红苕、黄豆损失更多。每亩田损失粮食30－80斤。粮食收回后又没有保管好，又发生严重的霉烂现象。其中，红苕霉烂最多。
粮食短缺，人口减少，生猪大量死亡。李井泉对这样严重的问题却大加掩饰。他不相信没有粮食，1959年2月27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上说：
有些同志认为高产卫星是假的……这很显然是怀疑的，不相信别人的经验，这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3月19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对于生猪大量死亡作出解释：
我大概算了一下，算死了300万头，就算死了400万头，我们全省12月以前有3700万头，三千嘛，三百嘛，这是一笔帐。另外还有几笔帐，第二笔帐，大概300万头里面可能杀吃的，就占一半，真死了占一半；第三笔帐，死的当中，病死了一部分，中间大猪吃小猪，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二是不该死的；第四笔帐，据说穷队死得少，富队死得多，富队里面富裕中农不爱护，也还有地主、富农整死了一批；第五，我们去年下放了一批猪。我有这五笔帐，我说不该死的猪大约有100万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讲的成绩和缺点的比例。当李井泉还满足于“九个指头”成绩当中的时候，饥荒继续发展。
1959年4月8日，省委简阳县工作组报告，浮肿病增多，解放公社的四个大队，其中因肿病死亡的就有22人，其中16人为青壮年。由于饲料不足，生猪大量死亡，解放公社一个耕作区，由4000多头减少到2600多头。
饥饿不断发展。
盐源县新民公社共有10个食堂，到5月中旬就有8个绝粮。其余2个食堂到6月初就没粮食了。现在，大人上山挖棉苟苕，小孩上山打野生果子吃，生产无人过问。牲口整天没人赶出去放，同样饿着。已赶上山去放的，饲养员只顾自己找野生植物吃，把牛羊拴在树上，有的羊吊死了。在组织社员进行小春脱粒时，社员一边脱粒，一边吃生麦子。
可悲的是，即使处于这种情况，干部们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还下大力量征购夏粮入库。征购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这些使饥饿继续发展。
长宁县桃坪公社从1959年4月中旬有些食堂就半停伙，5月25日，食堂基本解散，粮食由社员自行解决。社员只好挖野菜和观音土（这里称为“仙泥”）吃。大河管理区4月份饿死了219人，到6月份，又饿死了218人。到7月6日，共死560人，占总人口的6。64％。
1959年7月23日，省委副书记阎红彦在仁寿县考察工作时给省委的信中谈到，六月中旬发现缺粮情况严重和被迫停伙的食堂有1918个，占食堂总数11437个的16。9％，约有15万人。县委汇报说患肿病人数56289人，占总人口的5％，个别生产队占总人数的30－50％。截至20日止，因肿病死亡197人。阎红彦的数字是县委汇报的，一般情况下，县委总是少报肿病和死亡人数。阎的信中反映干部强迫命令的情况：方家公社胜利管区去冬在收购棉、粮、废铁时，将群众集合在出工之前，强令群众交出家里的钥匙，群众下地后，干部挨家搜查，将群众家里的粮、棉、铁器一律拿走。这个公社今年由于未完成春耕生产任务和夏粮征购任务，遭到罚跪、挨打、扣押反省的干部有31人，其中，新民管区60％的小队长挨打被斗。基层干部打群众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1959年7月29日，郭炳林从简阳报告，肿病更加严重起来。全县有3万多人发生肿病。石桥每天有2000多人买“肥几粉”（一种没有营养、对身体有害的代食品）。到10月才能吃到红苕，还有两个月，可能要出大问题。
1959年冬到1960年夏收之前各地饿死人很多。绵阳石马公社总人口7531人，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5月－7月间，死亡946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56％。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社员就处于口粮不足的饥饿状态。1959年大春收获后就开始断粮，各食堂在中秋节前后就没有口粮了，一个多月间只吃菜和红苕叶子，11月进入红苕收获期，边收边吃，每人每天平均吃1斤红苕。吃了20天红苕以后开始吃种子，每人每天2－3两粮食（16进位）。由于干部多吃多占、层层尅扣，社员连这二三两也吃不到口。在这期间干部还以“反瞒产”、“反偷盗”的名义，对社员进行捆、绑、吊、打，任意扣饭，任意搜刮社员财物。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这个管理区1958年有420户，1818人，到1961年统计，只有344户，1138人，两年间人口减少37。4％，劳动力减少了40％。其中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三个多月内，死于干瘦病的有396人，占总人口的21。7％。这个管理区有一个食堂原有141人吃饭，到1961年1月只剩70人，死了一半。祠堂湾食堂原有135人，死了65人，其中死绝8户。第四生产队社员郭世义家原有11口人，死了10人，只剩下一个小孩，死人没人去埋。这个管理区由于死人多，剩下的人集中居住，使得47个湾（自然村）没有人烟。外地来人办事，找不到一个引路的人。
一份又一份死亡报告送到李井泉手里，李井泉却无动于衷。1960年初，正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2月14日晚，李井泉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
主席（指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年三、四、五月份，全国各地要把食堂搞起来，粮食掌握到食堂，各省要学习湖南、河南、四川等省，要保证搞上去。我说四川的绝大多数是坚持下来了，而且有些办得像连队的伙食一样。主席说，那样难，要办得像连队伙食那样。这件事你们看怎么样？（参加会议的同志说：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你们那些县委书记摸不摸底，了不了解粮食掌握在谁手中。掌握在个人手中就不好办。个人有粮，就不在食堂吃饭。我们要下决心，在三、四、五几个月内，把食堂搞上去。
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要进行激烈斗争。
应该规定几条，如：干部一律到食堂吃饭，干部掌握的粮票一律要收回，他们到食堂吃饭，才会关心食堂。建立和健全食堂委员会，召开食堂代表大会。粮食分配要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下的平均主义，这个平均主义是革命的平均主义。一个管区内的口粮标准要统一。我省的食堂工作主要不是恢复和发展的问题，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去年这一年我们省在公有化程度上是搞得比较高的。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应该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就是允许自愿，也是为了办好。
李井泉在这个座谈会上最为得意之处（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粮食不能掌握在个人手里，坚持办食堂），正是四川省饥饿持续时间长的根本原因。李井泉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基本是一致的，这也是饥荒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三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对于下面反映上来的严重情况，李井泉却是轻描淡写。1960年3月26日，他在南充第二次地委书记会上讲话说：
在生活安排中，我们全省有那么几个县，很突出的那么几个县，如眉山、广汉、秀山，都有那么一片片，听说这些问题比较突出，需要解决，现在已经解决了，领导有的调换了，安排生活的粮食拿去了，粮食通通的不下放，生产也起劲了。总之，这个问题要解决好，缺种子，缺肥料，没猪，猪死了一部分，甚至个别队死了大部分……华阳县委书记三个月不下乡，他住的那个公社却死那么多猪。还有个管理区死人，肿病那么严重，这就是官僚主义。
显然，最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是下面的干部，而是李井泉这些高官。由于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使情况越来越严重。
1960年2月，粮食部在四川南充召开了为期5天的全国粮食厅长会议，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一份来自有关部门的档案记载，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2月9日讲话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农村食堂每天两稀一干，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会上提出“学四川，学南充”。四川省向会上提供的材料说，四川人民生活安排得好，90％以上已经安排落实。
四川的官员们打肿脸充胖子。其实，这几年四川粮食非常紧张。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有一个统计数字。
表3119571961年四川省粮食基本数据 （单位：亿斤）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 量 465。1 495 368。3 323。9 260
征购量 110。88 121。58 129。28 95。37 65。57
销售量 59。09 92。7 101。37 87。43 69。68
调出量 51。79 28。88 27。91 7。94 4。11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注：产量为原粮，其它两项为贸易粮。产量为生产年度（1月1日――12月31日）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7月1日――次年6月30日）。
从表31中可以算出，1957年到1960年，四川是净调出粮食（征购量大于销售量）省。为了便于比较，将产量原粮换算成贸易粮（原粮除以1。15），减去征购数，加上销售数就是省里可以支配的粮食。1957－1961年分别为：352。64亿斤；401。55亿斤；292。35亿斤；273。71亿斤；230。02亿斤。按人口平均为：507。75斤；567。08斤；413。05斤；396。84斤；356。12斤。这个数字包括工业用粮、种子、饲料、口粮。
这里还要为李井泉说一句公道话，他也不是完全一门心思向上多交粮食。在粮食征购指标上，他也曾向中央讨价还价。在有关档案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