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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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地上的200万人，这些上工地的劳力曾一度放开肚皮吃，也消耗了一些粮食，留在生产队的粮食就更少了。
3、血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1960年12月6日，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县召开万人大会反瞒产斗争的经验。
鸡公山现场会把反瞒产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年3月，77岁的李瑞英（张树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亲身经历的鸡公山现场会的情况。她当时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1959年6月，地委让妇联主任李瑞英带一个工作组去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这是信阳县委书记徐国樑的试点。李瑞英等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农民都在挨饿。她没有总结经验，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地委书记路宪文写报告，要求给这个公社21万斤粮食。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鸡公山公社也发现社员挨饿，回来对路宪文说了实话。路宪文说：“王秉林也动摇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倾，按照路宪文的意见，在鸡公山公社组织了一个反瞒产私分成果的现场会。会上展示查出来的瞒产私分的粮食。在这些箔屯里，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粮食，下面都是稻壳。在鸡公山现场会上，地委提出，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干部要过“三关”：群众叫喊关，人口外流关，食堂停伙关。接着，又组织干部参观罗山县“四摊子反瞒产私分会”（四摊子：干部会，贫农会，统计会计会，富裕中农会），在这以后，大部分县召开了贫雇农大会、现场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谁要是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大丰收”、“右倾”等政治帽子，并进行批判斗争。还把食堂缺粮停伙说成是群众威胁干部，把群众遗弃子女、饿死路旁说成是“向党进攻”。
1999年9月10日，大饥荒年代任信阳地委秘书长的王秉林在信阳狮河宾馆接受本书作者采访。
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9毒打，因伤势过重，5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年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天后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年10月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天后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1960年1月8日，陈湾小队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压、残酷斗争的情况下，说假话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潢川县委委员宿世良、农工部长徐从在伞陂寺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白天在生产队里吃不上一顿饭，被迫晚上回公社吃一顿，但不敢说生产队已经停伙的情况。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莫怀光在下面工作一天半没有吃到饭，回公社不敢说下面的情况。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贾新元在信阳事件发生后对省委工作组说：“当时我不是不知道，去年报名服兵役的200人当中，体重合格的只占40％，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曾经三次到县里反映情况，但因怕戴右倾帽子，走到县委院里、门口，返回来了。回来还不得不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书记宋士九到伞陂大队督促征购，这个大队的队长对他说：“下面实在没有粮食了。”宋书记批评大队长：“你这是右倾思想，你看问题太简单了！”这个大队共召开了四次的反瞒产、查漏洞的大会，四个生产队长都被批判，三个队长被大会斗争，24个作业组长人人过关，其中19人被斗。这个大队被迫报出藏粮24万斤，但验收时一颗粮也没有找到。
1999年9月，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老农民余文海（他1958年曾任生产队会计）向本书作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把生产队干部集中到张李开会。让报粮食。不报就集训、批判、斗争、拷打。结果说出这里有一仓库谷子，那里有一仓库黄豆。报了粮食就要上交，明天几点钟送到。为了过关，我们队也说了假话。第二天我守在队里的电话旁，10点钟，电话响了，问：粮食送来没有？我说，正在装。12点钟又来电话；粮食为什么还没送到？我说正跑在路上呢！后来又来电话催，我说，我是会计，不知道！晚上又集中开会，不说假话就挨打。怕挨打，多数人都说假话。”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潢川县任务完成得不好，省委让他们写一个报告。潢川县委1959年10月30日的报告认为，粮食征购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对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粮食问题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在农村斗争的焦点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党内外一部分干部右倾思想成了粮食工作的主要危险，突出表现是不承认大丰收。第三是干部作风不够深入，抓得不具体，不细致。这个报告提出要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辩论来搞征购。其实，写这个报告时，潢川县已经大量饿死人了，报告对此只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欢这个报告，并于11月17日向全省转发，提出了要组织粮食入库的新高潮。怎样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转发潢川县委的报告的按语中写道：
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的情况很具体，不仅找到了粮食征购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材料准备。
潢川县桃林公社，食堂停伙、社员挨饿不仅没有放松征购，反而更加紧了。县里说，下面有粮食，就是不拿出来，别看白天食堂停伙，晚上吃干饭，让各级查漏洞、查隐瞒，见粮就往上送。吴集大队杨楼生产队留了25斤“泥巴苏”稻种（水稻的一个品种），也拿去顶征购任务入库了。县、公社几乎每天开电话会议，要进度，搞评比，让任务完成不好的队在大会上作检查。有的大队书记听说要开电话会议就吓得发抖。何陂大队为了查漏洞、查瞒产，搞车轮战术，大队干部轮流值班，一连开了十天十夜生产队干部会，动员，辩论，自报隐藏粮食数量，下去验收，验收没找到粮食就再动员，再辩论，再自报。最后把全大队所有的草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3000多斤粮食。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共潢川县委在1960年6月3日的检查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保持连续三年潢川在征购工作中的红旗。在征购任务完成了60％进展很困难时，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排到了倒数第三名，省委宋致和书记在电话会上点了潢川的名。”“我们分不清实事求是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患得患失，不敢说实话，怕把产量报低了，说是否定大跃进、大丰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上级满意，官运就亨通，上级不满意，就会丢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级，不顾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为了讨好上级，就逼下级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级逼一级，逼到下面就不择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见的手段。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11月初，在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强征购、反瞒产仍在继续进行。公社代理第一书记钱庆怀，在他主持的10个大队中，每天夜里12点开汇报会，凡是征购任务完成排在后三名的，当夜进行批斗。据这个片8个大队统计，被斗的大队干部22人，小队干部39人，作业组长44人，当场打死1人，打后死去的7人。对讲实话的干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绩”、“右倾分子”的帽子，进行无情斗争。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炳智说没有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当场被斗，四个人抬起刘的四肢，像“打夯”一样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