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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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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村西头一个坑里埋了上百人。那时四个庄一个食堂。余庄、高庄、蔡庄、徐庄都集中在余庄吃饭。锅拿走了,家里不让做吃的,连烧开水的东西也没有,只好用搪瓷缸烧开水喝。在家里想弄点野菜吃也难。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谈到这里,送我来采访的司机小陈问:人肉好吃吗?余文海回答说:蛮好吃的!就是软一点。)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
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坑是1958年挖的,原来是作别的用途)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死人坑上的大树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中央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据工作组调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
报告称,死亡人数中男多女少。据1959年9月底统计,全区共有人口8042097人,其中男4081717人,女3960380人,到1960年4 月统计,全区实有人口7647874人,其中男3769499人,女3878379人,改变了原来的男多女少的情况。固始县死亡的人数当中,男的占72。3%,女的占28。7%。另据平舆、汝南等8个县死亡人数统计,男的占56。6% ,女的占43。4%
报告称,壮年劳动力死亡多。潢川县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54。7%,固始县青壮年占67。9%,淮滨县6大队死亡的1464人当中,劳动力占54。2%。与此相关的是造成很多孤儿。仅固始县七一公社就有370多名孤儿,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就有200多名孤儿。
   报告称,各地有一些死绝户。据潢川县仁和公社的陈湾、杨集、彭店等5个大队统计,死绝户为238户,占原有2373户的10%。陈湾大队因死亡人数过多,把原有的51个村庄合并为41个村庄。
报告称,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万围大队、生产队干部死亡占8。8%(204人,死亡18人),社员1515人,死亡404人,占26。7%;左围干部死亡占11。8%,社员死亡占15。24%。该县城郊公社杨波大队共有156户,没有死人的31户,其中干部13户,炊事员4 户,磨面的1户。该大队前店生产队共31户,没有死人的6户中就有干部5户,炊事员1户。
“五类分子”(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比劳动群众死亡多。据上述左围大队统计,该大队贫农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3%,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31%,坏分子214人,死亡8人。
信阳饿死人最多的时间是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这4个月。1月后还在继续饿死人。
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1960年6月3日提供的报告称:
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6668人,占该公社总人口的比例为14。5%,谈店大队黄营生产小队小黄营食堂原是四个村庄21户、96人,死5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53%,死绝了两户,现在这四个村庄并为一个村庄。徐营子一家4口人,大人先死,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小队原有23户、119人,死51人,死绝3户。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埋了36具尸体。
全社10月半开始停伙,到12月7日,共停伙53天。县里干部都知道,不敢说。
朱岗食堂,37户,共138人,死亡47人,死绝5户。没死人的户是干部、会计和劳动力多(挖野菜的人多),死绝户是劳动力少,没人挖野菜。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百年潮》发表张树藩这篇回忆时,删去了这一段。本书作者依据张树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补上这一段。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上反映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13个村庄没有人烟。”
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1960年10月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
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个。。。。。。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年,已死于狱中。
在群众大量饿死的时候,干部多吃多占的情况比较普遍,淮滨县汤坡大队前店生产队的社员说:“我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就是这个汤坡大队,在1959年10月上旬,每人每天半斤红薯,另加红薯叶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0月21日到11月25日,每人每天四两红薯和少量的红薯叶,11月26日到12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2月中旬,5天时间每人一天只吃一顿菜,在这以后连续停伙五天。就在这种情况下,抗旱20天,每天只睡两三小时。省委检查中心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全大队60个生产队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23个大队干部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后来查明,大队干部自去秋以来,到1960年5月13日,多吃和往家里拿,计牛猪肉3000斤,鸭子300余只,鱼150斤,羊15只,香油570斤,粮食5000多斤)。
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信阳地委副书记王达夫分管反右倾运动,态度很坚决,整人很厉害。他是新蔡县人,新蔡饿死人不少,他家不少亲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实情况的,但他反右倾越反越有劲。信阳事件以后他还是当地委副书记。余德鸿等到省委告他,说他在信阳事件中有责任,省委才给他记过处分并调动工作。
就在信阳大量饿死人、人相食普遍发生的时候,《河南日报》还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连续发表七篇“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文章。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没有从外面调粮食。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尤太忠将军是光山县人,他老家饿死人最多。他回家探亲后回部队说了真话,挨了批评。湖北省长张体学是新县八里畈人,他家有亲戚饿死了,他回家看过,回去反映过情况没起作用。在那种体制下,连这样的高官说真话都没人听,老百姓就更没有地方说话了。
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10月的统计数是549171人,12月的统计数是100万人:
中央调查组引用的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
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是这样写的:“据今年10月分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县潢川、商城、正阳、罗山等7个县。在全区4473个生产大队中,人口死亡占总人数20%以上的有520个大队,其中有些大队死亡人数占50%以上。光山死亡97154人,占总人数的19。87%,死绝户5639户。”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60年12月6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上说:“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
1999年以后,我在信阳、郑州、北京访问了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100万人,可能更多。
5、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书前面已介绍过,在反瞒产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饿得没办法的农民如果偷吃了一点东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讲真话的,不听话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光山县被打死的1008人中,县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大队干部4人,小队干部47人,党员11人,团员61人,基本群众848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87人。
杨蔚屏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6月,光山县的53个生产大队被打死的群众就有404人(其中活埋1人),这404人当中,生产队以上的干部199人。干部打社员更是家常便饭了。泼河公社陶湾大队,11个大队干部、16个小队干部打过社员。支部书记黄某,在正月十五这天早晨就打了社员47人,并把一位县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团委书记胡某亲手打过92人,并用“点天灯”的残酷手段烧死2人。
我采访的当事人说,杨慰屏提供的数字比实际情况要小。
中央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描述了当时的惨状: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
夏庄公社罗圈子大队队长杨某和统计员罗某于1959年11月28日,将偷耕牛的7名社员用一根铁丝穿7个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游街,一边走一边打。该大队有两名社员因杀牛被打死。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三个干部打死8名社员。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刘宝和生产队社员赵强,饿得两腿浮肿还得赶着牛下地干活。他在地头昏了过去。醒来,他爬到收获了的玉米堆里,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经干得发黄的玉米叶子,把嘴扎得直流血。他意外地发现一个没有收尽的玉米,如获至宝,想起家中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他强忍饥饿,把玉米藏在怀里。谁知被队长闫某发现了,闫某把赵强捆了起来,手拿扁担没头没脑地往赵强身上打,打得鲜血直流。打了以后还让赵强干活。赵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刚走到地头,就一头栽倒地上死了。
一天夜里,遂平县嵖岈山公社李尧大队死了一头老母猪。饲养员宋和看到四下无人,就把死母猪扛回家里。用刀子一开膛,发现猪肚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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