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医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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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四周。
当我们几个出现在那位中年男子空洞的视野中，过了好几秒，他才把视线聚焦在我们身上，他轻轻晃了晃倚在肩头的妻子，两个人直起身来，对着沈一帆轻轻鞠躬，感谢他为抢救自己孩子所作出的努力。沈一帆很尴尬地接受着。
我心里一颤，我不能想象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也不敢去触动他们此时脆弱的神经，我的脑中呈现着一幅画面：一对温文尔雅的夫妻听说“尸检”二字后咆哮地喝退我们，或者用鄙夷不屑的目光打量我们这群没有能力挽救他们孩子生命的医生们。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我看了一眼兰教授，几乎要说出口：兰教授，要不我们回去吧？
然而已经晚了。兰教授主动上前和张迪的父母说话，她先是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安慰了张迪的父母，言语中充满对年轻生命逝去的惋惜，慢慢地她又委婉地转折到自己作为医生的理想……她说的话在我耳边滤过，的确是自然、真诚和温暖，但我全然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我只觉得心里有一万只蚂蚁在爬动，我的耳朵只等着搜索即将从她口里蹦出的“尸检”两个字。
“……我们想善待生命——每个人的生命，我们想解开未知，扫清医学道路上的荆棘，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们对您们孩子的去世深表遗憾，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这份遗憾，我们不想因为我们的无知和不解，在将来的行医过程中带给别的家庭。相信我，我理解您们的心情，现在提出来真的很残忍：孩子生前未能诊断的疾病，我们可以在孩子的遗体上找到答案，而这个答案将来或许会帮助到更多的人。”兰教授说完后，俯身九十度对着张迪的父母深深鞠了个躬。
“你的意思是——尸检？”那位中年男子慢吞吞地吐出这几个字，我把头一缩，只等着听他下一句的咆哮。
但是他没有。他的手在胸口的口袋摸了一阵，慢腾腾地掏出一根烟，他拿烟的手在不停地颤抖，我的目光不自觉地跟着这只手移动，突然他颤抖的幅度猛然大了一下，香烟被折出一个钝角，他说：“我可以抽支烟吗？”
我们点了点头。他身边的女人一声不吭，眼睛看了看我们，然后盯着丈夫。
他点烟的手同样是颤抖的，打火机拨弄了好几次，总算是点着烟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头烧得通红，映得茶几上的小白花分外惨白。
他吐出口中的烟圈，泪水盈满了眼眶：“儿子已经走了，做什么也回不来了……”
他停了下来，哽咽着说不出话，他的手还在发抖，手上香烟的折痕更加明显了，他的爱人双手使劲地握在这个男人的手臂上。
周围的空气凝成一团，只有吐出来的烟圈在不识趣地摇曳着。
“你们知道吗？我们儿子从小想当个医生，他考大学的第一志愿其实就是熙和医科大学，但差了几分，调剂到别的系去了。治病救人，是孩子的愿望，他生前没能实现，但是……如果孩子的身体对你们的医学有帮助，将来可能帮到别人，我想孩子会答应的。”男人把手中的香烟折成一个直角，在茶几的烟灰缸里慢慢地掐灭，他缓缓直起身来，把身边的女人搂在怀里，然后我们听到了女人低声的呜咽。
完全是自发的行动，我们齐刷刷地鞠下了躬，弯腰很使劲，鞠躬的时间也很久，我觉得鼻子发酸，有一种眼泪涌动的冲动。
于是，我们和这对夫妇护送着张迪的遗体到了病理科，他躺在解剖台上，脸上的表情很安详，张迪的父母亲吻孩子的额头后，迈出病理科的大门，他们互相搀扶着的身影最终消失在长廊的拐角。我们和病理科的医生们一起，对着这个背影再次深深地鞠了一躬。
尸检的正式报告需要近1周时间，这几天，每逢空闲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张迪父母互相搀扶离去的身影，他们今后也将在搀扶中度过一生，我不想说张迪的尸检结果能够对医学起到多大的贡献，在今后又能阻止多少类似的悲剧发生，我只是希望张迪的去世不再是个谜，尸检的结果多少能够给他的父母带去一点慰藉。
我接下来值班的那个晚上，肿瘤科呼叫我过去看一个憋气的老先生，他的呼吸很短促，每吸一口气就带动胸脯的起伏，脑袋也跟着一起一伏，他的面部和脖子肿得很厉害，和他瘦小的躯干放在一起，显得格外不协调，他扣着面罩吸氧，但嘴唇还是发紫，床头的监护仪上显示的血氧饱和度在90％上下挣扎着。
看到我的到来，他努力使自己在床头坐起，尝试两次后，他斜靠在枕头上，呼吸更加短促凝重了，他闭上眼调整了一会儿，然后努力睁开眼睛看着我，他左侧的眼睛睁得很大，但右侧的上眼皮耷拉着，盖住一半的眼仁，他对我点了个头，用嘶哑的声音说了句“您好”。在床头的灯光下，我注意到他右眼的瞳孔也比左边的小，他的胸口和颈部淌着汗渍，但额头上很干洁。
我看得出这是一名肺上沟癌的病人，肿瘤占据了肺的尖端，压迫了上腔静脉，导致老先生的颈部和头面部肿胀；他瞳孔缩小，上眼睑下垂，额部汗少——这是典型的霍纳综合征，是肿瘤压迫颈交感神经的结果；他声音嘶哑，应该是喉返神经也受到了压迫。
他的手发抖着，缓慢地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的字写得歪斜扭曲，但纸条的末尾很正式地印上了他的指印：
“我知道就要上路了，我不害怕，我不要用呼吸机，这改变不了什么。在我死后，我想把遗体捐献，可惜肿瘤转移了，身上的器官别人也用不上，但我听说角膜还是干净的，如果有人需要，就留给别人吧，剩下的身体，捐给医学院的解剖室。我是个老战士，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最后的那一个红艳艳的指印在我眼中幻化成一颗火红的跳动的心。我同样了解他的字为什么写得歪歪扭扭：肺上沟癌还会压迫上肢的感觉和运动神经，他的右上肢会因此无力和疼痛——我很难想象他书写这些文字时究竟在忍受着怎样的煎熬。
我把氧气的流量调大，在床旁默默地陪他坐了一会儿，临走前我站得笔直，举起右手对他敬了个礼，他缓缓地抬着右臂，但抬到耳垂就再也抬不上去了，他微笑着，对我回了个礼。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军礼。
两天后，老先生去世了，照着他的遗愿，他的角膜被捐献，他的遗体被运往熙和医科大学的解剖室。
同一天，病理室负责张迪尸检的郝医生叫我们来看结果，我们聚到了病理科。
“我们推测张迪患的是神经系统疾病，病变累及脑干，影响到呼吸心跳中枢，最终导致呼吸心跳停止。我们在遗体的脑部组织分离了一部分小脑和脑干，看，就是这一块组织，重量是21克。”郝医生指着投影屏幕，切换着幻灯图片，“经过切片和组织制片，用塞莱染色剂染色，镜检，我们在神经细胞里发现了这些樱桃色、圆形或椭圆形的小颗粒，你们看这里——内基小体！”
“啊？狂犬病！”沈一帆吃惊地双手握拳，放在面前，“可是……张迪他压根就没有疯狂、兴奋的表现，甚至他一点也没表现出对水的恐惧。恐水、躁狂可都是狂犬病的典型表现呀！”
“我们在大脑的病理切片中没有发现内基小体，所以病人不会表现出疯狂。”郝医生在电脑屏幕上切换了一张照片，显示的是张迪的踝部，上面隐约可见一处咬痕，“不出意外的话，这处动物咬痕可能是病毒的入口。”
“麻痹型狂犬病？”沈一帆倒吸一口气，遗憾地摇了两下头，“麻痹型狂犬病发作时，病毒只是侵入小脑，病人不会有兴奋的表现，但死亡原因和兴奋型狂犬病是一样的，都是由于病毒侵入主管心脏和呼吸的神经。原来如此，怎么会是这个结果……”
“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麻痹型狂犬病几乎全被误诊！在没有人告诉你动物咬伤史，病人又没有兴奋躁狂的临床表现时，我们往往做不出针对性的检查，而且，病人只有在狂犬病发作后存活1周以上，才能产生狂犬病抗体，所以，就算当时把血样送到防疫部门检查狂犬病抗体也不见得有结果。”苏巧巧看了看垂头丧气的沈一帆，“沈一帆，你真的无须遗憾或自责，狂犬病的病死率几乎是100％，我们谁也无能无力。”
“唉，我真不忍心看到这样一个尸检结果，告诉我们一个无可救药的疾病，即便我们将来遇到类似状况，结果可能还是一样的：直到病人死亡我们既无法诊断，也无从治疗。”沈一帆还是低着脑袋，轻轻地摇了两下。
“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长眠着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特鲁多医生，但他的墓志铭却久久流传于人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直至今日，医学的意义仍仅限于此。然而，‘世上本没有路，但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现在的医学在狂犬病面前仍束手无策，但将来未必如此。尸体解剖的结果增进我们对未能诊断或未知疾病的认识，随着我们对疾病了解的深入，或许我们将来就能试着帮助病人甚至治愈疾病。”兰教授审阅着我们的眼神，停顿了一会儿，“这21克的病理组织，其意义可远远超越它的重量！”
21克，我突然觉得这个重量很熟，似乎在哪里听说过，慢慢地，这个数字在我的脑海里慢慢清晰起来，那是亚利桑德罗导演的电影《21克》（3）——传说人在去世的一刻，体重都会减轻21克，那就是灵魂的重量。作为一个医生，我自然了解这个传闻的荒谬，但此时此刻，我更愿意相信这21克的重量承载着张迪的灵魂。
每个人的生命就像一条条的线，或曲或直，通向终点。这些线有时也会相互交合，相互缠绕，构成一个又一个充满未知与神秘的交集，我们的生命，也就为之改变。我们几个人在遇见张迪时，他的生命已经走向终点，但他“灵魂的重量”却仍然倾斜着我们生活的天平。
我正想着，兰教授关切地打量着沈一帆，“这个结果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狂犬病是通过体液传播的，我们需要询问一下张迪的家属、朋友，以及接触过的医护人员有没有谁不小心接触到张迪的体液。沈一帆，你那天抢救的时候做好自我防护了吧？”
沈一帆先是一惊，然后静下来想了想：“应该没事，我那天是全副武装的。兰教授你提醒得太对了，我需要联系一下张迪发病时的密切接触者。”
听到“体液传播”四个字，不经意间我看了一眼米梦妮，她脸上的表情僵硬了一下，随即又关切地看着沈一帆。我感受得到她内心掀起的一阵波澜，紧接着我意识到今天距离她不幸发生职业暴露的日子，刚好是1个月——她该进行抽血化验的日子。
所幸，沈一帆联系了所有张迪发病时的接触者，都没有接触到体液的，有一个大学朋友后怕地回忆起张迪意识障碍发生时，他本打算用手帕去帮忙拭去张迪嘴角流出的唾液，一时找不到，就随意用餐巾纸擦拭后丢掉了。后来听说这位朋友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去注射了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至于张迪踝部的动物咬痕，张迪从来也没对谁提过这件事，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其中的缘由了。
一连过了几天平静的日子。交完班和午餐时，两个女生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我们聊一些女生的话题，我和沈一帆也养成一种习惯：交完班就出门干活，把办公室狭小的空间交给她们。平时在医院里奔波，我找不到和米梦妮单独见面的机会，也无从询问她抽血化验的结果，有几次，我忍不住想发短信询问，但总是写了几个字后又默默地删除掉。
终于有一天，会诊结束后，我回到办公室时遇到正在电脑前查资料的米梦妮，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人，她背对着门，一手托在下巴，另一只手移动着鼠标。我慢慢走到她身边，心里掂量着该怎么开口。
“你想问我抽血的结果吧？”她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这几天交完班后，你总是瞟几眼我和苏巧巧，苏巧巧抱怨说你不满我和她总在一起聊天。”
“啊——”我回忆我那所谓“瞟几眼”的动作，自己浑然不觉，也没有丝毫的回忆，我心里暗自佩服女生的洞察力。
“我今天下班，在办公室等着，就是想告诉你，放心吧，检查结果是阴性的。”米梦妮笑了，笑得很甜，那是一种熟悉的笑容。
太好了！这真是个好消息。我舒服地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闭上眼。恰是傍晚，风从窗口吹来，夹杂着秋天和泥土的味道。
临床感悟
“诊断不明”和“尸体解剖”。
米梦妮 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最不愿遇见的情况就是——诊断不明。尽管近百年来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新发现和新命名的疾病层出不穷，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于人类身体的了解还只是皮毛而已。即便我们对某种疾病进行了命名，也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个疾病彻底了解了。比如：很多疾病冠以“原发性”的名字，其实，“原发性”这几个字本身就体现了我们对疾病的知之甚少。
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医学上存在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医生竭尽所能也未能获得正确诊断的事例也时有发生。在一篇Meta分析（4）中提到，比照尸体解剖的结果，近1/3的死亡证明是不完全正确的。并且，尸体解剖中的发现，近一半是在病人死亡前未曾考虑的诊断，其中有1/5的诊断只能通过组织学检查获得。
苏巧巧 对尸体解剖存在抵触心理的病人和病人家属，我们充分理解，毕竟这是人之常情。而那些接受和提供尸体解剖的病人和病人家属，都是伟大的！正是他们伟大的举动在一点点地推进我们的认知，推动医学的进步。对于他们，我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沈一帆 对于负责尸体解剖的医生，我们同样尊敬，毕竟，“诊断不明”意味着未知的风险。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王爱霞教授等报告了中国首例艾滋病病例（5），一时媒体争相报道，举国震惊。协和医院病理科三位医生及技术员在病人去世的第三天，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完成了这位死者的尸检工作，为中国医学界认识和研究艾滋病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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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学、生命科学领域的数据库。
（2） 组织脱水药，有助于降低升高的颅内压。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