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价值[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译者:黄正东-唐少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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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量的语言必须使一切事物看上去是一样的，这在字典中最显而易见，并且使时间的拟人化成为可能：其重要性不亚于使逻辑常数神化的某种事物。
一件漂亮的外套会变成（仿佛凝结成）蠕虫和毒蛇，假若穿衣者在镜子中显得舒适自如的话。
我的思想的欢乐是我自己的奇特生活的欢乐。这是生活的乐趣吗？
文化和价值：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二年
哲学家们说：“一个永恒的国度在死亡之后开始；”或者：“一个永恒的国度在死亡之时开始。”他们忽视了“之后”，“之时”，“开始”等词的暂时意义。暂时性蕴藏于他们的文法之中。
大约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
牢记好的建筑物给人造成的印象，因为它表达了一种思想，它使人想以某种姿态作出反应。
不要玩弄深埋在他人心底的东西。
面容是躯体的灵魂。
从外表评价一个人自己的性格就象评价一个人自己的笔迹一样是不可能的。我和我的笔迹有单方面联系，这种联系阻碍我从同样的角度看待我的笔迹和他人的书写，阻碍我对这两者加以比较。
在艺术上，说这样的话是困难的：什么都别说。
象所有人的一样，我的思想上粘贴着我过去的（凋零酌）思想的萎缩残留物。
勃拉姆斯的音乐中思想的力量。
各种植物的人性 玫瑰、常春藤、草，栎树、苹果树、王米，棕榈。比较言词的不同特性。
欲刻划门德尔松的本质特征，可以做到的事是说，门德尔松大概没有写任何难懂的乐曲。
每个艺术家都受到他人的影响，他的作品显现了这种影响的痕迹。然而，他的重要性在于个性、即他的个性。他从别人那里继承的只是蛋壳。我们会迷恋他们的存在，但是他们不会给我们提供精神粮食。
我有时似乎在推究无牙齿龈的哲理，似乎我不用牙就能正确地、适宜地说话。我从克劳斯身上察觉到相似之处。与我所承认的那种老朽的看法相反。
一九三三年
假如某人说，我们设想“甲的眼睛比乙的眼睛更含有美丽的神情”。那末，他根本不是在用“美丽”一词去形容通常意义上的美好事物。相反，他是在狭窄的意义上玩弄文字游戏。不过怎样证明这点呢？我对“美丽”一词是否有特定的、严格的解释呢？当然没有。——可是，也许我喜欢对眼睛的情美和鼻子的形美相比较。
因此，可以说：如果有一种两个词的语言使我在类似情况下不能参照普通事物的话，我在使用这两个特殊词中的一个时就不会有麻烦，而且我的意思也不会受到削弱。
如果我说甲的眼睛很美丽，有人会问：你看出他的眼睛美在何处？我可能回答：杏仁形、长睫毛，柔嫩的眼睑。这双眼睛与我所发现的美丽的哥特式建筑有何共同之处呢？它们使我产生了相同的印象吗？可以说在两种情况下我的手都企图拽住它们吗？无论如何，这是对美丽一词的狭窄定义。
通常可以说：去探讨你所称谓的善的、美丽的事物的原因，然后，在这个例子中“善”一词的奇怪文法就会一目了然。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
我认为，我的话总结了我对哲学的态度：哲学确实只应该作为诗文来写。似乎对我来说，不管我的思想属于现在、将来或者过去，如此获得哲学是一定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我就能揭示我自己，而不象有的人不能随意地尽其所能去活动。
假如你运用逻辑的骗术，除了骗你自己之外你还能骗谁呢？
作者的姓名。我们有时把酝酿方式看成既定的。例如，我们问：什么姓名适合于这个人的性格？然而，我们有时又使性格适合于姓名，把它也看成既定的。我们据此得到的印象是，著名大师的姓名仅适合于他们的事业。
一九三四年
当某人预言下一代人将接过这些问题、并着手加以解决时，这通常是一种渴望的思想，是一种谅解自己未能完成所应该完成的工作的方式。父亲希望儿子在他未能成功的领域里取得成功，从而使他留下的问题能最终得到解决。可是，他的儿子将面临新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希望任务能够完成的愿望披上了预言下一代人将取得进展的假象。
勃拉姆斯的势不可挡的能力。
假如某个坐在小轿车里的人有急事，他就会主动地加速。即使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加速。
我在艺术活动中的确只表现了良好风度。
一九三六年
哲学研究（大概特别在数学上）和美学研究之间存在奇怪的相似之处。 （例如，这件外套哪点不好，怎么成这样，等等。）
一九三四年或一九三七年
在无声电影时代，除了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作品外，所有的古典作品都作为伴奏曲演奏。
没有勃拉姆斯。这是因为他太抽象。我可以想象出由贝多芬或舒伯特的乐曲伴奏的电影中出现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并可以对电影的音乐获得某种了解。然而，这不能帮助我理解勃拉姆斯的乐曲。另一方面，布鲁克纳却和电影同步。
一九三七年
如果你奉献了一件祭品后对此感到得意的话，你和你的祭品都会受到诅咒。
你的傲慢大厦必须拆毁，这是件艰难无比的事情。
一天之内就能经历地狱的恐怖。时间足够了。
能够流畅地加以阅读的手稿与能够写但是不容易加以解释的手稿的效力大不一样。
对象的更大“纯洁性”不影响理性、例数。
明亮的工作棚是一盏美丽的灯，可是它只有在另一盏灯的照耀下才放射出美丽的光芒。
“对，是这样的”，你说，“因为它一定是这样的！”（叔本华：人的真实寿命是一百岁。）
“当然，它一定是这样的！”似乎你已经领会了创造者的意图。你已经掌握了该体系。
你没有问“人实际上活多久呢？”这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个肤浅的问题，而你已经懂得更深刻的东西。
防止我们的主张被曲解——或避免我们的主张流于空泛——的唯一途径，是明确阐述我们关于什么是理想的比较对象——好象是一种标准——的看法，以取代对于这种主张的偏见；，即一切事物都必须与这种主张相适应。这是产生教条主义的途径，而哲学在其中容易堕落。
可是，类似施本格勒的观点是怎样和我的观点相联系的呢？对施本格勒的曲解：如果理想作为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形式的原则被提出的话，它不丧失任何尊严。一种可靠的衡量。
麦考莱的论文中含有许多卓越的见解，可是他对于人的价值判断却冗闷累赘。人们想对他说：不要装腔作势！只说出你必须说的话。
据说从前的物理学家突然发现他们自己极端缺乏与物理有关的数学知识。今天的青年人几乎完全一样，据说他们正处在普通常识已经不能满足生活的奇怪要求的境况中。一切事情都变得这样的复杂，以至于把握它们需要特殊的才智。由于玩游戏的技巧已经不够了，因此一直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是：现在还能玩这种游戏吗？什么是适宜的游戏呢？
解决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途径，是以促使疑难问题消失的方式去生活。
生活难以应付这个事实说明，你的生活方式不适合生活的模式，所以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一旦你的生活方式适应生活的模式，疑难问题就随之消失。
可是，难道我们没有感觉到，看不到生活中的问题的人对于重要事情、甚至对最重要的事情都视而不见吗？能否说这种人只是毫无目的地生活呢——盲目的，如鼹鼠一样？如果他看得见，他会看到问题吗？
我不应该这样说吗：正确地生活的人遇到问题时不感到遗憾，所以对于他来说，问题不是问题，而是欢乐。换句话说，问题对于他来说是环绕他的生活的一道明亮的晕圈，不是含混暧昧的背景。
有时，思想也在未成熟之前就从树上掉下来。
我发现，在探究哲理时不断变化姿势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避免一只脚因站立太久而僵硬。
这就象攀登高山的人为了恢复体力而后退一会儿，伸张不同部位的肌肉。
基督教不是一种学说，我是说，它不是一种对人的灵魂已经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理论，它是对于人的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描述。由于“悔罪”是一种真实的事件，因而绝望和诉诸宗教信仰的拯救也同样是真实的。议论这些事件的人（如班扬）仅仅是在描述对于他们发生的事情，而不管人们可能想给这类事件抹上什么光泽。
我每天经常地构思一首乐曲，这时我总是有节奏地摩擦上下牙齿。虽然我经常下意识地这样做，但我以前就注意到这一点。而且，我构思的音符似乎是由这种摩擦产生的。我相信这可能是构思乐曲的常见的体内的方式。当然，我不动牙齿也能构思乐曲，可是在那种情况下，音符就变得如同鬼魂一样，模糊含混。
思维也有耕耘的时间和收获的时间
使人们按照教条进行思维所产生的后果，
（大概采用某种图式命题的形式）是非常奇怪的。我并不认为这些教条左右了人们的看法，而是认为它们绝对地控制了一切观点的表达方式。人们将生活在绝对的、露骨的专制统治之下，尽管还不能说他们不自由。我认为天主教的一些行为与此十分相似。由于教条是以断言的形式表达的，因而是不可动摇的；然而，任何实际的看法同时也可以与教条相一致，并且公认在某些情况下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容易做到相一致。可能被人们所相信的并不是带有各种限制的墙，倒是更象是一个制动机，但它实际上也是为同样目的服务的。这很象某人在你的脚上缚上重物，以便限制你的行动自由。这就是教条之所以不容反驳、超出攻击范围之外的原因。
假如我仅仅为了自己思考一个题目，而且不打算写成一本书的话，我的思路会围绕着这个题目跳来跳去。这对于我来说是唯一自然的思维方式。强迫目己按照既定的顺序去思维，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这种折磨甚至现在有尝试的价值吗？
我在整理我的可能是毫无价值的思想时，浪费了无法表述的大量努力。
人们有时说，由于没有研究过哲学，所以无法对这种或那种事物作出任何判断。这是恼人的胡说，因为它的虚假理由是说哲学是一门科学。人们几乎象谈论医学一样谈论它。——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从来没有从事过哲学研究的人，比如大多数数学家，就不具有从事这种研究、探讨的视觉器官。一个不习惯于在森林里寻找花朵、浆果或植物的人是不可能找到它们的，因为他的眼睛没有受过发现它们的训练，而且他不知道必须在什么地方专心致志地进行搜索。同样，缺乏哲学实践的人路过了草中藏有困难的所有地带。相反，具有哲学实践的人会停住脚，觉察到附近存在着他还看不见的困难。——对于懂得并具有哲学实践、知道存在困难并且知道在发现问题前需要探索多长时间的人来说，这是毫不奇怪的。
巧妙隐藏的东西是很难找到的。
据说宗教的明喻能在地狱的边缘移动。例如班（扬）的明喻。倘若我们在班的明喻上简单地加上：“所有的陷井，流沙、迷径都由道路之神没置，并且各种妖魔、小偷、强盗都由他创造”这段话，情况会怎样呢？当然，这不是班扬明喻的意义！可是，这种增加部分太明显了！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这使这一明喻失去了它的力量。
但是，如果这种附加受到——可以说——压抑，可以说那情况更会如此。如果在经常被坦率说出的话中，那就不一样：我在用它作为明喻，不过注意：它在此不适宜。你将不会感到受了骗，不会认为有人在玩弄诡计企图说服你。可以告诉某人，例如：“感谢上帝赐给你的恩惠，但不要抱怨不幸；因为，假如有个人即使你得到恩惠，又使你遭受不幸的话，你会这样做的。”生活的规则在各种生动的描写中被美化了，这些描写的作用仅能描述我们将做些什么事，而不能证明我们将做的事是合理的。因为只有当这些描写在别的方面也是适用时，它们才能提供合理的证明。我可以说：“谢谢这些蜜蜂吧，它们献出它们的蜜，就好象善良的人给你预备好了一样。”这种说法明白易懂；描述了我希望你如何行动。可是我不能说：“谢谢这些蜜蜂，看，它们多么好啊！”——因为它们等一会儿可能螫你。
宗教说：这样去做！——那样去想！但是宗教不能证明它们是合理的。而且，甚至一旦它试图作这种证明时，它就会变得令人厌恶了；因为对于它提出的每个理由，都存在着一个有根据的对立理由。这样说更明白些：“这样去想，不管它如何使你感到吃惊。”或者：“你这样做吧！——无论你对它多么反感。”
宿命论：这样描写最骇人听闻的苦难才是允许的——如此一来，它就含有大不相同的内容。可是出于相同的理由，也不允许有的人主张它是真理，除非他自己在极度痛苦中说起它。——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者换个方式说：如果这是真理的话，也不是那种一看就能用言词表达的真理。它此叹息、哭泣更少理论的味道。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罗素会经常高叫，“逻辑是地狱！”——这完全表述了我们思考逻辑问题时具有的感觉；这指的是，它们的巨大困难，它们的坚固的和不稳的结构。
我相信，我们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是以下事实：每当出现新的语言现象时，这种语言现象追溯既往地说明，我们先前的解释没有作用。（我们感到，语言经常提出新的、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它使全部解释毫无作用。）
不过，这是苏格拉底在给一个概念下定义时所遇到的困难。词的一种功用反复地出现，使它看起来与它的概念不一致，而这个概念是由词的其他功用所导致形成的。我们说：可那不是它的本来面目！一虽然它与其相仿！我能够做的一切是不断重复这些对话。
《福音书》中轻柔地、平静地涌流的泉水到了《保罗的使徒书》中就泛起了渣滓。或者说我看是如此。也许正是因为我不纯洁，才使我从中读到污浊。这种不纯洁怎能不污染清白的事物呢？不过，我似乎在此看出人的情感，如傲慢和气恼，这种情感与《福音书》中的谦卑不和谐。他仿佛在此力主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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