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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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尼的巨大宗教社团。它们对历代的中央政权构成了日益严重的挑战，是由于以下几点：它们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土地、寺院和庙宇，拥有珍贵金属所制造的圣物；宗教社团的成员实际上宣布不承担对国家、自己的家庭和社会的一切责任，因而使国家蒙受大量的人力损失；在寺院土地上作为农奴劳动的依附家庭和依附男女数目庞大。
随着隋代的重新统一中国，特别是在唐代，儒家思想又变成了官吏们关心的大事，因为他们现在正全力巩固他们在这新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内的权力。释、道、儒为了取悦知识分子精英人物而展开了尖锐的争夺人心之战；在唐朝初年，这三方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朝廷上展开激烈的辩论，由皇帝亲自主持其事。
公元621年和624年，太史令、中国的保守派代言人傅奕在奏疏中攻击佛教为外来的和有害的宗教，因为它把数以万计的男女都诱入不参加正常社会活动的歧途，因此他请皇帝在中国废除佛法。③唐高祖自然不愿对如此声势浩大的佛教进行干预，不过佛教和道教拥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这不能不使他像前人那样产生忧虑和担心。
直到公元626年阴历五月，皇帝才采取有效措施反对佛教，同时他也设法对道教组织实行了更大程度的国家控制。他限定了京城和各州的佛寺和道观的数目；在京城，他把佛寺的数目从120个减到3个；道观从10个减到1个。各州只许各设一座佛寺和道观。凡不真正属于宗教组织之僧尼，均应着令还俗。①这些指示几乎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行，因为它们在三个月以后撤消，那时李世民攘夺了政府的权力。有这样的可能性，即唐高祖的丧失权力可能同他对佛教和道教采取高压措施有关。我们至少知道，李世民的随从人员在他掌权以前就曾在文字和口头上为佛教辩护，所以这足以表明，李世民及其一伙当时正在争取全国佛教信徒的支持。②①　《资治通鉴》，卷186第5834页。
②　《旧唐书》，卷57第2293—2294页；《资治通鉴》，卷187第5861—5862页。
③　《唐会要》，卷56第961页。
①　见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1957年），第39—41页。
②　见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年），第29页。对高祖及其子女婚姻关系的异常详尽的研究，又可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314—367页。
③　见布目潮风：《唐朝创业期的一个考察》，载《东洋史研究》，25。1（1966年），第3—15页。此文重印于《隋唐史研究》，第154—167页。
①　见布目潮风：《唐朝创业期的一个考察》；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第15—33页。又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池田温所写的一章；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47—84页；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载《对唐代的透视》，第105页。
②　传记见《旧唐书》，卷57第2285—2289页；《新唐书》，卷88第3736—3739页。
③　见《资治通鉴》，卷187第5867页；司马光干脆称他为懦夫。
④　传记见《旧唐书》，卷63第2398—2404页；《新唐书》，卷101第3949—3952页。
①　传记见《旧唐书》，卷57第2289—2294页；《新唐书》，卷88第3733—3736页。
②　传记见《陈书》，卷28第372页；《南史》，卷65第1589页；《旧唐书》，卷6第2363页；《新唐书》，卷100第3925—3926页。
③　传记见《旧唐书》，卷62第2381—2382页；《新唐书》，卷100第3926—3927页。
①　传记见《隋书》，卷67第1577—1584页；《北史》，卷38第1387—1393页；《旧唐书》，卷63第2406—2409页；《新唐书》，卷100第3931—3934页。
②　传记见《旧唐书》，卷63第2409—2411页；《新唐书》，卷100第3934—3936页。
③　传记见《旧唐书》，卷63第2395—2398页；《新唐书》，卷100第3929—3931页。
①　布目潮风的《隋唐史研究》（第153—197页）对统治阶层进行过深入而充分论证的分析。
②　可是，在他的文学馆中有很大一批南方人。见福泽宗吉：《文学馆学士》，载《熊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1（1953年），第40—44页。
③　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第87—120页。
①　据《唐会要》（卷70第1232页），公元627年有州360个。《资治通鉴》（卷192第6033页）开列了这一年的州名，但此表有许多不合理的情况，比如它包括了7世纪后期才建立的州，所以没有反映627年的真实情况。事实上，唐高祖时代甚至建立了更多的州、县，总数远远超过了隋代的一倍。《旧唐书·地理志》（卷38—41）很详细地反映了唐高祖年间地方行政的变化，但还没有哪一位学者试图重新整理出这一复杂而变动不定的情况。很清楚，有许多建置是在公元618年以后，但又约在624年后陆续裁撤，而在唐太宗的627年大加裁并。
②　《唐会要》，卷68第1192页；《旧唐书》，卷38第1384页。后者说它们建于边境或战略要地。
①　据《新唐书》（卷50第1325页）说有261个府；《唐会要》（卷72第1298页）说有361个府。
②　《新唐书》，卷50第1324页。
①　见杜洽：《唐代府兵考》，载《史学年报》，3。1（1939年），第9—10页。
②　见菊池英夫：《关于南朝田制的一个考察》，载《山梨大学教育部纪要》，4（1969年），第1—44页。
①　关于这个土地制度，可看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版（牛津，1970年），第1—6页。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献材料，见该书所开列的书目。
②　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4—28页。
③　同上书，第66—70页。
①　《唐会要》，卷89第1619页；《册府元龟》，卷497第7页。
②　《旧唐书》，卷50第2133页；《资治通鉴》，卷184第5762页③　《旧唐书》，卷50第2133—2134页。
④　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1933），第12—13页。
①　《唐大诏令集》，卷82第470页。
②　《新唐书》，卷44第1163页；《唐摭言》（《丛书集成》版），卷15第159页。见福岛繁次郎：《唐代的贡举制》，载《中国南北朝史研究》（东京，1962年），第58—65页；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巴黎，1932年），第160页。
①　《唐会要》，卷66第1157页；《资治通鉴》，卷185第5792页。
②　《新唐书》，卷49下第1314页；《资治通鉴》，卷185第5792页；《唐大诏令集》，卷105第537页；　《全唐文》，卷3第1—2页。
③　《唐会要》，卷47第835页；《资治通鉴》，卷191第6001—6002页。见芮沃寿：《傅奕与对佛教的抵制》，载《思想史杂志》，12（1951年），第33—47页。
①　《唐会要》，卷47第836页；《旧唐书》，卷1第16—17页；《记古今佛道论衡》，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381页。
②　见芮沃寿：《唐太宗和佛教》，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第245—246页。
唐王朝与东突厥的关系
唐高祖之治的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国内事务和新王朝制度的建立工作。但是在唐代初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内的敌手，而是来自一个外族政权——东突厥人。唐高祖充分了解唐王朝还处于军事软弱的地位，所以经常贿赂东突厥人不要侵犯唐朝领土，也不要他们帮助已宣布成为突厥附庸的那些叛乱者。他在位期间，给突厥可汗大量送礼是常例。但是，唐高祖的收买政策并不十分顺利，因为突厥人索贿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派往长安的使者并不尊敬皇帝，反而把京城搞得乌烟瘴气。其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唐高祖被迫允许东突厥的使节们刺杀了西突厥的曷萨那可汗；后者从前曾向唐王进贡，此时正在长安。不仅如此，东突厥人还勾结北方各叛乱者再次进犯中国。
在计划于公元619年初期进犯中国的前夕，始毕可汗死了。他的儿子尚未成年，因而由他的兄弟接任为处罗可汗——他不久于620年死去。处罗可汗由另一兄弟颉利可汗（公元620—630年在位）继位，此人在高祖年间和唐太宗初年被认为是唐王朝的大患。
公元622年，颉利率领号称15万人的大军进犯唐王朝原根据地太原，但被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统兵击退。突厥人屡屡进犯京城长安的周围地区，形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致京师在公元624年后期不得不实行戒严。根据传统的记述，高祖曾认真地考虑把都城迁到更安全的地方以避突厥人之锋，他并且派过一个官员去勘察新都几个可能的地址。①次年，原已于公元　622年解散了的12个军又重新建立，以便对付突厥人的威胁。公元625年年中，颉利可汗又率大军再次攻击太原，使唐军受了很大损失。甚至在高祖统治的最后几个月内，东突厥还在攻打北方边境，因此皇帝不得不命令地方官员加固城垣，多挖护城河，严加防备。
虽然唐高祖历来受到后世种族中心论的中国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说他在唐朝初年屈从于突厥人；虽然他的收买政策未能挡住突厥人接二连三的进犯，但他确在王朝危急的时期成功地买得了安全。这个喘息时机，首先使唐军在进入隋都时免除了腹背受敌之虞，后来又使唐军巩固了在陕西的力量。它还使唐朝能够在太子建成的指挥下开始筹划北方边境的防御工作，这虽然不能完全阻止突厥人的入侵，却为汉人在唐高祖在位的余年坚强有力地抗拒突厥人的进犯打下了基础。
①　传统的史学家指出，经李世民劝阻，这一计划未付诸实施。见李树桐：《唐史考辨》，第55—60页。
玄武门之变和内禅
与唐高祖逐鹿的群雄纷纷败于战阵，朝廷上也已形成一种相对稳定和宁静的气氛，这时以太子建成及支持他的幼弟李元吉为一方，以建成之弟李世民为另一方的早在战争时期即已潜滋暗长的仇恨终于表面化了，并且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建成和元吉两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例如，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就深知当时的实录对建成和元吉有偏颇不实之语。①到了公元621年，李世民由于战胜了窦建德和王世充而声誉骤隆，太子建成则因大部分时间在北方边疆防御突厥人，未能树立同样的声望。也就在这一年，唐高祖把李世民的地位提高到全国其余一切贵族之上，命他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命他开府洛阳。李世民立即组成一个听命于他的约有文武官员50人的强大的随从人员集团，其中许多人来自东北部平原原来已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他开始向太子建成的高于他人的地位挑战了。②李世民很可能也从其他方面威胁建成。公元621年他设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学士当他的国事顾问。文学馆的创办很可能提醒太子建成，世民有继登大宝的野心。③从这时起，建成想方设法挖李世民的墙脚，把后者班子中的几个人调往别的岗位上去。①与此同时，他招募两千多名少壮人员来增强他在长安的力量，这支力量称长林兵，因为他们驻扎在太子住地东宫内的长林门附近。建成与他的反李世民的同盟者元吉还获得高祖后宫中许多妃嫔的支持，他们在不间断的宫廷阴谋中在皇帝面前给他们说好话。另一方面，李世民因有军务经常不在首都，他在长安城内和宫廷内部没能成功地得到支援。但他却在洛阳的军政官员中建立了支援的基础，以此来与太子建成在长安的优势相抗衡。②最初，太子建成的策略进行得很得手。可是公元624年阴历六月，原任太子东宫侍卫的庆州总管杨文干谋反。据说，有人曾劝杨文干应为太子建成起兵并拥立太子为帝；是时太子正留守京城，唐高祖则住在离宫。阴谋被揭露，太子建成和杨文干分别从长安和戍地被召赴行在。当高祖的使者到达时，太子建成拒绝了一位部属劝他夺取帝位的进言，反而前往行宫请求皇帝宽恕。可是，杨文干却举兵反叛。按照史书上的某些记载，唐高祖答允立李世民为太子，并派李世民和另外几位将领率兵去讨伐杨文干；官军一到，杨文干即为其部下所杀。
与此同时，太子的支持者李元吉、后宫的妃嫔们和宰相封德彝（封伦）等人成功地掩饰了整个事情的真象；而且尽管太子的几名顾问和李世民的至少一位随从都被放逐，李建成仍被遣回长安当太子。有些历史学家很怀疑李建成是否真正与闻这次事件，而且至少有一位现代学者相信，指控李建成的罪名是李世民及其同党罗织起来的。①唐高祖曾想法缓和诸子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他试图让李建成和李世民脱离直接接触，并且曾作过某些微弱而不成功的努力以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但是，他陷入了宫廷内和朝堂上精心策划的尔虞我诈的交叉火网之中而不能自拔，每一方都设法诋毁对方，而唐高祖本人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又极端摇摆不定，对他们的态度看来取决于他们各自成功地利用他的程度。同时，局势也急转直下，直到最后以兵戎相见。
到了公元626年，李世民对李建成和李元吉耍弄花招所取得的成就越来越惊恐不安，因为后二人意在使皇帝反对他，并且想挖空他的一帮人马。杨文干事件后不久，唐高祖得知李世民的觊觎之心日渐增强，他便召李世民进宫并明白地告诉他，他不可能从高祖本人那里得到什么帮助。②李世民的两个最重要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己因建成和元吉玩弄阴谋而被开革。他的将军尉迟敬德被建成和元吉雇人行刺，几乎丧生，而当他后来被他们在朝中诋毁时又是经李世民说情才免于一死的。当突厥人于公元626年初入侵边境时，经建成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