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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4章

剑桥中国史-第1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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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唐室诸王来说,邀请是不受欢迎的。在最近几年,他们已越来越被排斥而不能在政治上起任何有意义的作用;一份史料指出,他们已无寸土之地为己有。诸王很了解京师的事件,显然也清楚他们作为武后实现其野心的障碍,处境很危险;所以他们甚至可能在接到召赴京师的通知前正在策划对策。②但是他们是在得知武后正在准备死亡陷阱这一警告后才突然行动的。他们理解,集体拒绝参加庆典也会获罪,就决定谋反。在起义中能鼓动人心的人物是睿宗的叔祖、四川通州的刺史李譔。他伪造诏书和派密使分赴四方的亲戚,在时间紧迫和交通困难的情况下协调起义。但由于一个过急地在河北的博州(高宗之侄李冲在那里任刺史)征募军队的行动,计划被破坏。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地区有强烈的好战传统和分离主义倾向,所以可能是最适宜这类冒险的地方,可是李冲所能征募的军队不超过5000人。①甚至这些人也不热心,在第一次受挫时就已溃散。在帝国主力军到达时,叛乱已告结束,李冲也死于自己的部将手下。在洛阳附近的豫州,刺史是李冲之父、武后之内兄弟李贞,当知道他儿子的行动已使他遭殃时,他感到自己只能造反了,于是他用尽一切手段征募了几千人。这些人在勤王军到达前四下逃窜,随着李贞的战败和自杀,所谓的诸王之乱很快结束。②这次起义成为国内对武后的最后一次反抗,虽然它几乎不是真正的威胁,但过度恐怖的惩罚却持续到691年的相当一段时期。直到那时,李氏宗族不论有罪无罪都遭到蓄意的杀戮。只有流放在遥远的南方的少数儿童得以幸存。传统的史学家一致谴责武后的残暴,但也勉强承认在粉碎叛乱时,她得到全国的支持。
李氏宗族中最有声望的成员在利用一些矫造的诏旨时也未能唤起人们对他们事业的很高热情。甚至总是批判武后的司马光也专门指出,李贞集团中有官品的500名成员除一人外都是被胁迫参加叛乱的。③对武后来说,她平息起义的成功进一步证实她一定得到上苍的庇佑。688年阴历十二月,她穿戴帝王服饰,主持推迟了的盛典,据一份史料记载,它是“唐兴以来未之有也”的盛典。在典礼中,祭祀她父亲的规格相当于开国之君,而礼仪不言而喻是模仿古周朝的。多年来,武后一直把她与这一最受称颂的周王朝联系起来,并模仿它的官职称号、建筑、典礼和历法。正像李氏皇族曾宣称老子为它的祖先那样,她也把著名的周霸占王当作自己的始祖。因此事实似乎是,她选自己的王朝的名称为“周”,可能不是因为追赠她父亲的封地为周,而是为了与古代周朝联系起来。不只是像王莽这样的篡位者,在她以前的有野心的统治者都用过同样的手法。她的目的是,至少象征性地重新建立据历史声称已在第一个周代达到的至治之世。①两个更深入的步骤为篡位铺平了道路。首先是颁布一批代替常用字“日”、“月”等旧字形的新字,这可以看作是武后把自己与传奇中的中文造字者相比的含蓄的行动。在一份造新字的法令中,她回顾在文字系统的漫长历史中,方块字已变得如此复杂,以致许多存在的字甚至连学者也不认识。因此,作为一个持续改革的开端,她造了12个保持字的起源和能说明其真实意义的新字。例如,她的名字的新字为“曌”,其组成部分表示天体照亮下面的空处。她说,它象征“天下来归资朕之政”。②敦煌和当时的碑文,甚至日本的证据都表明,这些字在中华世界中广泛流行,并且不时被新字补充。深受历史学家批评的这些杜撰的字反映了武后对象征符号的持久的兴趣,并且还可以被视为一种宣传行动,虽然这一行动必然地只限于文人阶级。对广大的平民来说,他们需要另一种信仰,佛教满足了这一要求。
只是到近期,历史学界才了解大乘教的信仰和实践是多么深入地渗透进唐代的平民生活之中。当时一部不重要的《大云经》有两种现成的译文。①经中包括弥勒佛即将下凡为女神和君临全世界的预言。流传至今的一个版本对她的时代作了令人目眩的诺言,它描述道:“谷米丰熟,快乐无极。人民炽盛,无有衰耗痛苦忧恼恐怖祸难……邻比诸王,咸来归属……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②根据大部分史料,武后的僧人面首薛怀义发现了经文,作了适当的注释,并指出长期等待的下凡的神竟是他的庇护人!③武后表示惊奇,但当然高兴;她立刻颁布了这一教义。在一次对佛僧广施恩泽的令人惊愕的行动中,她在全国各州兴建国家维护的大云寺,其中有的是新建的,另一些则是现存并受帝王庇护的寺庙。九名编写注疏的高僧被封为县公,并得到高级官员的服饰;一千多名佛僧被授予圣职。武后后来将“慈氏越古”加在她的头衔之中。④这时一切准备就绪。690年阴历八月,武后形式上拒绝了要她登基的三次连续的请愿,其中的一次请愿书上有六万余人的姓名。但当她得知她的象征——凤凰——已出现在皇宫上空,一群赤雀也翱翔在觐见殿周围,她认识到天意不可违。睿宗退位。武后庄严地成了堂堂的周代的“圣神皇帝”。妇女成为中国的皇帝,这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
① 《资治通鉴》,卷203第6417页;《旧唐书》,卷87第2843页。引文为中宗对裴炎提出他授予其岳父的官职太高这一抗议的答复。
① 全文载《全唐文》,卷96第11—16页;《文苑英华》,卷463第6—11页。
① 《旧唐书》,卷94第2993—2994页;《新唐书》,卷123第4367—4370页。
① 见杨联升:《中华帝国的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1960—1961年),第47—61页;陈寅恪:《武曌与佛教》,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2(1935年),第137—148页。陈寅恪文引了许多取材于古代传统的参考材料。
② 关于唐代的扬州,见全汉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情况的繁荣与衰落》,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7年),第149—176页。
① 《旧唐书》,卷190上第5006—5007页。骆宾王檄文载《全唐文》,卷199第1—2页;《文苑英华》,卷646第11—1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3第6426—6427页。这一策略是魏恩温提出的,此人其他情况不详。
② 《资治通鉴》,卷203第6425—6426页;这一段的《考异》考察了相对立的证据。在其《武则天》(北京,1962年)中把裴炎写成坏人的郭沫若在剧本的附录(第144—145页)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① 《资治通鉴》,卷203第6432页。引自早期的《唐统记》(收于《考异》)。司马光否定这一情节。
② 《资治通鉴》,卷203第6439—6440页;《旧唐书》,卷186上第4838页。关于来俊臣和周兴,见《旧唐书》,卷186上第4840—4842页。
① 《唐会要》,卷53第956—959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37—6438页。
② 最近期的一个例子是林语堂的历史小说《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伦敦,1957年),作者在书中的一个署名的脚注中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意见,即武后是一个可与斯大林和成吉思汗相比的大刽子手。近期的中共史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原谅武后的恐怖统治,认为他是单纯地为了保存自己。例如,见吕振羽:《史论集》(北京,1962年),第174页以后;吴晗:《灯下集》(北京,1961年),第140页以后。
① 《旧唐书》,卷57第2296页;《资治通鉴》,卷204第6444页。
② 例如,见《旧唐书》,卷186上的酷吏传;又见林语堂:《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第134—140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6第6512—6513页;《旧唐书》,卷57第7页;卷186上第4849页。
④ 受害者中有太原王氏的成员、陇西的李氏、宇文氏和著名的谱系学者路敬淳。
⑤ 滨口重国:《唐王朝的贱人制度》(京都,1966年),第218—244页。
① 《旧唐书》,卷85第2817—2820页;《新唐书》,卷113第4188—4192页;《通典卷169第894—897页;《册府元龟》,卷616第1—8页;卷617第13—16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6第6523页。
① 关于明堂,见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6年),第131—132页。关于明堂在唐代发展的文献,见《唐会要》,卷11—12第271—300页。
② 《唐会要》,卷73第1309、1315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35页。
③ 《唐会要》,卷39第702页;《旧唐书》,卷50第2143页。
④ 《册府元龟》,卷639第20页;《通典》,卷15第83页;《唐会要》,卷75第1376页;《唐会要》,卷76第1390页;《文献通考》,卷29第272页。
⑤ 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东京,1965年),第107—149页。虽然镰田主要注意她对华严宗的态度,但也提供了她与总的佛教关系的许多材料。
① 《唐会要》,卷91第1652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4第6445页。
③ 《全唐文》,卷96第16—22页;《文苑英华》,卷463第1—6页。
① 见《资治通鉴》,卷204第6448—6449页。武后高度重视这一祥瑞,以致她正式称它为天授圣图,并采用“天授”为其新王朝的第一个年号。
② 《旧唐书》,卷76第2661页。
① 浦立本在其《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5—81页)中回顾了初唐河北道的特殊情况,并附完整的参考材料。
② 《资治通鉴》,卷204第 6449—6452页,载于《旧唐书》卷64第2431—2432页和卷76第2661页以下的诸王的传记中所举的细节可以补充这一记载。关于叛乱的后果,见《资治通鉴》,卷204第6457页。
① 一般认为选择她的国号为“周”的原因是,它是追赠武后之父第一个封地的名称。有几个原因使这个解释不可能成立。我要感谢谷川道雄,他的《周隋革命本末——周礼国家的悲剧》一文(载《古代文化》,18。5〔1967年〕,第89—94页)首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并且举了先例。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为1975年6月在阿西洛马尔召开的中国历史正统性会议准备的未发表论文。
② 常盤大定的《武周新字之研究》(载《东方学报》〔东京〕, 6〔1936年〕,第5—42页)对新字作了充分讨论。关于更简明的叙述,见内藤乾吉:《敦煌发见唐职制户婚厩库律断简》,载《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大阪,1989年),第339—342页。
① 关于《大云经》,见矢吹敬辉的明确的研究著作《三阶教研究》(东京,1927年),第685—761页。关于佛寺,见冢本善隆:《日中佛教交流史研究》(东京,1944年),第25—31页。安东尼奥·福特的《7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那不勒斯,1977年)为一部非常详尽的研究,并附一切有关文字的完整译文。又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
② 《大方等无想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2第1107页。
③ 关于这一事件的各种佛教和非佛教的记载有许多矛盾说法,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的论述。
周朝(690—705年)
同时代的人并没有把周朝看成是唐朝延续性的截然中断。在705年唐代中兴的一份文告中,中宗在谈及武后时说:“亶聪成德,濬哲应期,用初九之英谟,开太一之宏略。”①在同一文献中,他继续争辩说,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她恢复了唐的基本政策,在促进教育,兴建学校寺庙,量才录用官员,主持许多文学和历史汇编,重新宽恕那些使她受蒙骗而被酷吏迫害的人等方面,不过在为李氏宗族工作,如此的赞扬竟出自武后长期剥夺其继位权的人之口,这件事本身是惊人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对待这次篡位的“官方路线”。只是在这个世纪,更具体地说,根据陈寅恪最初提出的假设,周朝不仅代表了一种政治变化,而且代表了一种意义重大的社会革命;从此以后历史学家才开始改变传统的观点。②当前中国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武后是被剥削阶级反对唐代社会中的贵族和地主分子的斗士,而日本的历史学家近来则设法认定有一个“新兴”阶级,武后企图取得它的支持,以代替不能宽恕的传统贵族的支持。①但在关于唐代史料性质的几大问题得到解决以前,有关社会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论题必然是得不出结论的。
在唐室诸王之乱失败后,周代的改朝换代进程进行得很顺利,没有遭到反对。武后迅速制定了新王朝的行政细则并定都洛阳。早在7世纪60年代,她和高宗已在一份诏书中认定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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