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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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淼摹Ｋ淙怀傻隆⑽翰┖推铰槌傻恼笥瓦捅迫耍飧稣笥疵媪僮盼髅嫒鲋矣谕醭那看蠓颍汉佣⒄岩搴托洌ㄣ曛荩诒狈剿姑媪俑看蟮挠闹荨４�780年初期起与吐蕃关系的缓和而最后导致在783年缔结的一项正式的条约，使朝廷能够把西北的军队重新部署到东北。虽然朝廷希望通过专门处理，以使襄阳的梁崇义不参加叛乱，但有人假设，即使他谋反，他也容易被周围忠于王朝的藩镇所牵制。当时德宗的主要错误与其说是在这个时候采取行动，倒不如说他未能认识到他的目标应有限制，进行时应该深思熟虑。叛乱诸镇的目标不过是保存自己。它们的要求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希望保持自己的地盘和使自己的军政组织完整无损；充其量也只是想适度地扩大领土。魏博在775至776年已经表明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冲突的第一阶段对朝廷来说是成功的。意义重大的是，新扩充的神策军第一次在这场讨伐藩镇之战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叛乱的藩镇结了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支援，但总的说结盟军不得不各自为战。
它们之中最弱和最孤立的要算襄阳，它不能进行什么真正的抵抗，而且于781年秋在淮西镇占优势的勤王军面前垮了台。在河北，魏博的田悦想占领太行山以东昭义的几个重要的勤王的城镇，但在围攻时遇阻并于781年年中大败而归。782年初的又一次战败使他被围于自己的治地魏州。在北面，成德的重要将领之一张孝忠在关键的战略城市易州的倒戈，甚至在战斗发生之前就严重地削弱了成德的力量。张孝忠随即投奔了由节度使朱滔率领的幽州军，并在782年初期大败成德军，这样就危及了成德的生存并促使李惟岳遇刺身亡，而在最初，斗争就是由于他的接任问题引起的。杀他的刺客为高级将领王武俊，他篡夺了成德节度使之职，立刻向朝廷投诚。在南面，李纳在前一年他父亲死后就成了平卢事实上（但未经朝廷批准）的领袖，他没有实现夺取运河控制权的第一个目标，从此他发现自己处于强烈的军事压力之下。到782年春，他也谋求与朝廷和解。结束叛乱的前景在望，只有魏博依然公开叛乱，它的解决只取决于朝廷提出的条件了。
但德宗及其顾问们却满怀信心地认为，他们还可以采取强硬路线。成德奉命被分成几个部分，分由王武俊、张孝忠和另一个投向朝廷的成德将领节制。王武俊还奉命为即将与魏博作战的河东军和幽州军提供后勤支援。幽州不久取得对原属平卢的德州和棣州的控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军队虽曾消灭梁崇义，但他根本没有取得领土。李纳谋求和平的努力也遇到了粗暴的拒绝。总之，朝廷不但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没有适当地犒赏支持者，它还想占领和长期削弱那些敌对的藩镇，但不打算不适当地加强那些曾用军队使朝廷取得胜利的人的地位，从而确保中央政府能够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力量。
肯定是因为朱滔看清了这些目标，他才在782年春改变了立场。的确，他对分赃不均感到不满：他没有扩大自己的地盘；他取得的州都在远处，这并不表示他的力量真正有所增加。基本的问题是被围的魏博节度使通过使节向朱滔提出的论点挑起的：“且今上英武独断，有秦皇、汉武之才，诛夷豪杰，欲扫除河朔，不令子孙嗣袭。”①他还指出，魏博之完整存在对幽州的安全至关重要。所以朱滔的改变立场显然对他本人有利。王武俊之遭遇甚至更加清楚。自他投诚皇帝后，他未被任命为原成德镇的节度使，结果成德反被分割，他只成了团练使，所辖不过两个州。另外，他还必须给其他军队供应大量给养。因此，经过了一次次谈判后，他决定拒绝朝廷的安排，参加了朱滔解救魏博的行动。自安禄山之乱后，河北的几支主力第一次组成区域联合战线。此时，东北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双方的兵力都集结在魏州附近，782年年中一支勤王大军在那里遭到惨败，这实际上标志着朝廷想把河北诸镇纳入中央直接控制的希望化为泡影。但在当时，还没有人预见到这种前景，朝廷仍保有对河北南部两个州和中部四个州的控制，所以仍坚持它的行动。结果出现了长期对峙的局面，一直持续到782年末和783年的好几个月份，中间只有几次通过河东向河北北部的劳而无功的进攻。很可能朝廷对拖垮叛乱的策略充满希望。虽然京师的局势从782年年中起迅速恶化，但在783年初期之前，来自南方的运河运输仍足以供应战地的军队。另外，德宗完全认识到，他若不想大丢面子，这时决不能使讨伐半途而废。叛乱者这时也没有采取新的军事主动行动，但在782年后期，他们与平卢的李纳联合行动，想搞政治独立。他们在魏州东部的一次正式仪式中，各人僭称王位，在自己的地盘中自封为王：朱滔自立为“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他们追溯过去的封建时期，在自建的小朝廷和职官中一本周代古制，并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领地打扮成周代的封建王国，只对天子作象征性的服从。但这一行动在实际上并无多大变化，主要是想在自己的藩镇内为自己取得某种可接受的合法性。他们模仿周代的行动是很自然的。在8世纪后期，认为中国已进入像东周时期那样的封建割据时期的思想相当普遍。①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的这些节度使名副其实地要称孤道寡。从以后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宁愿在帝国内追求更正规的地位。
虽然河北的军事问题成败未卜，但对中央政府最关紧要的行动却发生在其他地方。成功地抗拒政府的榜样和战争造成的困苦有助于把叛乱扩大到危及王朝生存的地区。在河南，李希烈在战胜襄阳的梁崇义以后，没有参加讨伐东北叛乱者的战役。政府受挫和诸叛乱者（鉴于李希烈控制着朝廷与其长江流域主要供应地之间的战略要冲，他们积极寻求他的支持）称王的消息最后促使李希烈在783年初谋反。但后来除了偶尔参加攻打运河外，他与他在河北的叛乱同伙似乎没有作出过任何政策方面的协调。李希烈要实现自己的扩张目标，这样很快就引起了所有的河南和邻近地区诸军以及派去征讨他的神策军的注意。他虽在一开始暂时受阻，但在783年的其余时期赢得了一次次的胜利，他的成就在784年初期占领汴州时达到了最高峰。这时，他的军队占领了从汉水直到汴渠的一大片领土，完全切断了南方的供应路线，并且威胁着要往南向富饶的长江诸镇推进。
与此同时，政府面临着一个甚至更为紧急的危机。783年秋，经京师开赴河南前线的边防军因供应的口粮不足而哗变，并且拥立心甘情愿地当他们叛乱领袖的朱泚，此人为朱滔之弟，又是前幽州节度使。由于物资日缺，以及一连串紧急的苛捐杂税，京师普遍不安的情绪加速了秩序的崩溃。朝廷仓促逃到附近的奉天，在那里被朱泚所围，这时，朱泚已宣布自己成立新王朝。
对一个已受到沉重压力的皇帝来说，奉天的流亡期是艰难的，虽然当时干练的顾问陆贽起草的文献一点也没有显示朝廷处于一片混乱之中。①德宗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把河北的军队召回以对付京畿地区的叛乱者，这样就放弃了最初导致当前这场危机的目标。但他不能停止与李希烈的战斗，因为李希烈也像其他人那样拒绝了朝廷的和平试探。二十多年来，中央政府没有东北而照常运转，但是如果没有长江流域的资源，它甚至不敢设想可以支撑下去。很难想象，政府地位的进一步衰落不会造成全面崩溃。可是在784年初期，又一次打击来临。从河北召回的主力军之一的将领李怀光在他的根据地河中叛乱。朝廷越过秦岭又逃到陕西南部一个更安全的地点避难。并相应地修正了它的战略。李怀光的叛乱始终像一个谜。显然，他感到自己及其军队受到歧视，这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在当时普遍缺乏的基本军需品的分配方面。他一旦拒不听命，随之明显地就不愿意把自己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了。不过他很少参与反对朝廷的直接军事行动。他没有与朱泚联合，这使朝廷能在京畿心腹之地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幸存了下来。朱泚在长安成立新政体，但附从者甚少；它在784年底垮台。
但是，如果说朝廷在对付关中叛乱者时靠自己站住了脚，它在河北这时发生的决定性的、并对整个一系列叛乱的后果证明是决定性的行动中，则只起了次要的作用。的确，朝廷提出了完全不咎既往和承认政治现状的条件，给那些只怀有有限目标的叛乱领袖一个选择。但更重要的是，叛乱领袖们认识到，他们固然担心皇帝对他们行使完全的主权，但也几乎同样担心他们的盟友会发展得过于强大。因此，当朱滔在784年初大举进攻以期穿过洛阳和河南西部与其弟朱泚在京师的军队会合时，他发现其以前的盟友不愿合作，不久，他们之间就发生了冲突。最后，在784年阴历五月，长期和变化无常的东北叛乱以反叛的成德军和忠于王朝的昭义节度使的军队联合在贝州大败朱滔而告终，迫使朱退据其北方的根据地，从而结束了这一区域的战斗。王武俊、田绪（杀害田悦的刺客、魏博的新节度使）和李纳此时已与朝廷和解，不出几个月，朱滔也采取同样的行动。所有投诚的叛乱者都获准在他们的藩镇掌握兵权，并且取得了崇高的封号。不久，朱泚战败和被杀，这样朝廷得以在784年阴历七月返回京师；李怀光依然叛乱，不过他在785年阴历八月遇刺前在河中没有活动。
政府的日子此时好过得多了，虽然困难仍在以后持续了一段时期。李希烈仍旧叛乱，此时已自称为新的“大楚”朝的开国之君。他在784年继续控制河南中部和占有极为重要的汴渠边上的一个要冲，然而在这一年夏天，韩滉带领的一支英勇的部队成功地使一支运送紧缺物资的大船队通过该地。只是到了784年后期，局势才开始变得不利于他，因为北方冲突的解决使政府能够把更多的人员物资转到南方战线。不过在785年全年，李希烈仍继续顽强作战，丝毫不顾朝廷提出愿意对他宽恕的表示。直到786年阴历四月他遇刺时，他的淮西的部将才向朝廷投降。于是这一阵藩镇之乱的浪潮终于平息了。
叛乱的后果
朝廷企图重新树立中央控制的最后结果到底怎样？德宗显然完全没有完成他的主要目标。他不但没有使搞自治的藩镇重新置于坚强的中央控制之下，而且还不得不同意正式批准它们自治来解决问题。不过也有些收获：襄阳作为一个自治地区已不复存在；河北因新设了两个新划分的藩镇，其政治地理已大有变化。它们是义武（由易州和定州组成）和横海（大而富饶的沧州），二者实际上与其他藩镇一样享有自治权，但由于幅员属于中等，所以不得不与朝廷保持密切的关系，而朝廷也能在这一区域把它们用于有用的战术目的。东北的几个大藩镇依然咄咄逼人，虽然特别是成德发生了相当大的地理变化（见地图15）。尽管李希烈已死，淮西仍不受中央管制，它的领袖人物的独立性不亚于以前的李希烈。
用武力推行中央控制的失败对全国受朝廷控制的其他藩镇的影响是很大的。中央政府国库空虚，威信扫地，不得不回头实行保守政策，即与关键的地方势力和地方利益集团尽量减少摩擦。德宗的政府就这样接受了一些重大的妥协，如让节度使们在一个职位上保持很长的任期（有时是为了避免某节度使在死前发生接任者人选的冲突），授予形形色色的篡权者和兵变者正式的职位，甚至试探地方的驻军能否接受地方职务的可能人选。控制地方的问题（特别是对有强大军队的藩镇的控制问题）不但继续存在，而且由于朝廷无力或不愿采取有力的纠正行动的迹象日趋明显，这些问题更是层出不穷。①国家的财政也遭受不利的影响。两税法仍在实行，但弊端百出。这部分地是由于从叛乱结束之后开始的长期通货紧缺。但德宗本人鼓励地方送上直接入他私囊的法定以外的贡礼（这无疑有损于应归国库的正规的税收份额），从而助长了地方官员日益严重的财政自治和不法行为。况且，两税法的基本弱点暴露出来了，政府简直不能推行改革制度的一切规定，例如，不能禁止开征特殊的或“附加的”捐税。正如807年极有价值的《元和国计簿》所证实的那样，中央只能保持对长江流域八个藩镇的有效的财政控制（虽然其他地方肯定也以某种形式上缴岁入），而且从德宗统治的第一年起，在册的总的纳税户数至少减少了三成。①于是，总的来说，781至786年的一次次叛乱更加深了安禄山之乱造成的后果。唐皇室在这样一个国家保持皇位：它在许多方面实际上维持着统一，从各方面看又只是在形式上维持统一，它的不受挑战的政治中心依然在西北的长安。第二，由于大部分藩镇的岁入基本上或全部由地方当局自行处理，中央政府唯一可靠的财源是长江诸镇。因此，运河体系的突出的重要性和保护它的必要性得到了确认。这一时期在运河两侧已建立的河阳、忠武和武宁（见地图15）从此被有意识地保存下来保卫运河，在以后的年代里它们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帝国的东北角依然不受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各镇抱成一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实际上的独立地位日益被接受。但是，据此看来，恰恰在与以往形势的延续性方面，这一世纪第二个25年的大叛乱与第三个25年的大叛乱是不同的。安禄山之乱引起了朝一个新时期发展的全面变化，而781至786年的几次叛乱虽然与前者相比都是军事事件，但引起的是程度的变化而不是性质的变化。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到781年，虽然皇室权力历经沧桑被弄得十分衰竭，但成为帝国特点的一种松散结构却使它能够经受得住战争和暴乱的猛烈冲击而不致产生根本的变化。这种松散结构的基本特征是，诸镇的大部分主要受益者无意于争夺皇位，而是满足于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