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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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他的权势提拔他在御史台的朋友牛僧孺当他的下手。形势这样发展的结果阻塞了李德裕入相的希望，因为这时他和牛僧孺的关系已经糟糕透了。李德裕在823年秋出任浙西节度使，滞留京师以外约七年之久。823年和824年，李逢吉邀得穆宗和权宦王守澄的欢心，在以后几年中稳扎稳打，制胜了裴度和李德裕的党羽。结果，我们今天所称的牛党大权在握。
表9　9世纪朋党双方的高级领导
牛党
牛僧孺（847年死）
李宗闵（846年死）
李逢吉（758—835年）
李党
李德裕（787—850年）
裴度（765—839年）
李绅（846年死）
要把这种朋党混战的所有细节一一复述出来当然是枯燥无味的，主要是因为20年中的人物和事件像万花筒那样叫人眼花缭乱。另外，作为我们主要史料的唐代史书中的传记对于这些问题的记述又是矛盾百出。许多人物的命运很难追踪到底，有时人们并不能肯定某人究竟属于哪一党，如果他参加牛党或李党的话。可是我们完全可以确信，李逢吉所使用的手法颇具代表性，双方领袖们都无不这样做，虽然李逢吉的活动在偏袒李德裕的史料中被大加挞伐。①特别是没有理由接受现代历史学家岑仲勉的看法，他认为李德裕没有搞朋党，其意是说，李德裕是受邪恶的对手围攻打击的正人君子。①不能想象，作为精明强悍的政治人物的李德裕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史书上牛党的名声之所以备受抨击，一个原因是他们是在浪荡的少年天子敬宗（824—827年在位）手下掌权的。虽然人们总是倾向于怀疑正史中对某几位唐代皇帝的评价，但对于敬宗却无人想给他鸣冤叫屈。很明显，敬宗只不过是一个无责任心的青少年，对国务活动不感兴趣。②虽然他必须受制于拥立他为帝的宦官，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在满足他们更加荒淫无耻的生活方面却超过了前几位皇帝。长安此时的宦官有四五千人，敬宗以宫中内库钱财滥施赏赐。如果我们相信流传下来的奇闻轶事，宫廷生活便是秽德彰闻。而国内的骚乱据说超过从前任何时候，甚至超过德宗晚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事件涉及近畿的一个县令；他只是想阻止宦官暴徒一时的暴行而被痛打和羞辱。治安保卫工作越来越松弛。在824年年中，长安爆发了一次武装叛乱，为首的是一个河渠工和一个算命术士，他们领着约一百个普通工人作乱。③这帮乌合之众竟然能够斩关夺门并直达御座。敬宗险遭擒获，后来是神策军扑灭了这一小股叛乱，但是守卫内廷的宦官侍卫为他们的重大失职只被从轻发落了事。任左神策军中尉的宦官实际上却以英勇御敌的名义受厚赏，这一奇怪的事件显然被草草地掩盖了过去。不久，甚至宰相牛僧孺也对这位心粗气浮的少年天子有了戒心。他要求去长江中游做节度使，以易地避难。当最后高级宦官们受够了敬宗之苦的时候，他们命令走卒们在他醉醺醺地夜游时刺杀了他。
继敬宗之后登基的是他的异母弟、17岁的文宗（827—840年在位）。文宗的即位是第二次破坏了唐皇室父死子继这一严格原则的事例（不算武后那一次）；不出我们所料，文宗的上台是宦官干预的结果。①以王守澄为首的一个宦官集团战胜了两个可能的对手才得以拥戴他为君。其中一个对手是敬宗的幼子，他显然不能进行统治，而立摄政的问题始终未予讨论。另一个对手是敬宗的叔叔江王李涵，但支持他的宦官们力量太弱，不能压倒有牢固势力的王守澄。
在缺乏皇帝的领导达七年之久以后，许多官员抱有一线希望，以为文宗会遵照皇帝的崇高理想进行统治。事实上，他也的确不像他的父亲和异母兄那样，新皇帝对于读书、学习和其他肃静的爱好很专心。他即位之初就把许多宫女遣送回家，并绌奢崇俭，恢复了每日听朝——这些都是其曾祖父德宗在半个世纪以前所定下的勤俭治国原则。②但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曾经支持精明的德宗的人民的理解，文宗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文宗听到的忠告是不少的，而且或许多到太滥。他很容易听信刚刚谈过话的人，并且在变化着的政治热情中表现出来。他在位期间交相使用李党和牛党，每二三年换一次班。827年李逢吉罢相，由裴度接替他掌权。830年裴度被罢官，李宗闵和牛僧孺上台。832年后期，牛僧孺失宠了，李德裕第一次拜相。③在每一次大换班的时候，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一个集团的领袖上台，又有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另一集团的领袖而下台。另外，有一点十分重要，即当人们因自己一党失势而被降级时，他们通常都不受到真正的惩治，例如被贬逐到南方远地。反之，宪宗的办法是任罢职宰相中的重要人物为节度使，任不重要的人物为刺史或刺史以下之官；这种办法一直沿用到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节度使的任命越来越成为扩大长安政治生活的方式。顺便说一句，有些节度使职位受人珍视，因为它们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乘机大发其财。最著名的例子或许莫如淮南节度使之职，它往往还兼一个盐铁转运使职务，从而使这名官员能对富庶城市扬州周围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影响。宦官们深深地卷入政治交易中去，他们继续不断地安排方镇上的具体任命，以索取大量贿赂。这一切便是安排丧失了权力的人的一种制度。至少朋党斗争中较冷静的一些人认为祸福无常，也知道如果对下台敌手过于刻薄也会带回更惨痛的报应。
人们也许抱着极大的兴趣想知道这时期朋党的规模有多大。可是，要找到答案，得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严格地说，我们只限于把几位最高级政治人物泾渭分明地划入这个或那个集团。日本的现代学者砺波护在考察牛李党争的细节和大旨时进行了肯定是最细致的研究，他编了一个63名有朋党活动的人的名单，其中牛党有41人，李党有22人。5000440＿0668＿0①甚至在这样精心编制的名单内，人们也可以认为，对某几个人被列入朋党和被划出朋党的标准是可以加以推敲的。关于政府中最高层官员的婚姻关系和朋友关系方面，我们简直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回答它们的基本问题，更不用说等而下之的那些人了。按道理说，一个人与其师长和僚友的关系、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忠顺情况应该是朋党赖以组成的基础，但是除了极粗浅的一般概况外，我们不能详细论及这两个朋党的结构问题，因为文献不足。
话虽如此，但是，他们的人数到底怎样估计呢？我们偶尔可以从史料中发现一些线索。例如，我们知道在李逢吉的幕宾中有所谓“八关十六子”，但是，关于那些名列朋党中的人的材料就模糊得很了。825年，杨嗣复（和李宗闵及牛僧孺同榜进士及第，在9世纪30年代末期做过牛党宰相）录取了约68名士子，他们之中好多人后来做了官，但是除此之外就无更多关于他们的材料了，甚至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否同情牛党。833年李德裕声称，1/3的朝臣都加入了朋党；这个数字似乎言之成理，但同时它又是从根本上易滋争议的估计。所以，我们不大可能从正史史料中获得关于从事朋党活动的总人数的更精确的概念。
砺波护也引起了人们注意另一个虽无法计量却也是重要的问题，就是重要政治人物去方镇出差时通过辟召方式罗致幕宾的问题。①不受京师官僚制度监督和规章制度所约束的私人征召办法，其源可上溯至中国三国南北朝大分裂时期的制度史，因为那时广大的私人追随者通常都投靠富户豪门。唐代初年在创建大一统帝国中曾对此加以管束，但在安禄山之乱后引起的地方分权时势下，辟召办法又很经常地被恢复使用。它对发展河北诸方镇的独立的官僚体系和扩大财政专家队伍都是十分重要的。一般的官僚们用这种办法组建班子以处理他们的日常案牍工作，而所雇用的多是年轻有才的及第士子，以免他们在长安花多年时间去候差。大的方镇衙门有时很像具体而微的朝廷，在那里往往可以看到节度使的许多本族人、地方权贵的亲友和其他等候差事的食客。这些人非正式地被称为“门生故吏”；这是对中国大分裂时期社会现象的恰当的引喻。砺波护认为，由于这类门生故吏越来越多地依附上层朋党成员，所以朝廷中朋党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此外他还认为，朋党结盟的影响是向下层发展的，像金字塔那样，老门生故吏开始组建自己的门生故吏队伍。
他的这一席话当然有某些正确性，但也有许多疑问，例如朋党的下级成员再吸收自己的大批党羽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他们是否有调整朋党关系的自由；交换信息的可能究竟如何，如此等等。有些朝廷大臣勉强地算是属于某一个朋党，但在风吹草动之时又采取骑墙态度，从上面这样的例子来看，我们是有充分理由怀疑那些小人物的忠诚的。此外，我们也可以问一问，为什么大规模的朋党问题的后果在史料中不能写得更清楚些。如果真有成群的官员和胥吏在短时期内来去匆匆，长安应该是群情哗然，沸沸扬扬的了。那样规模的骚动至少应该同广泛的人员转变有互相的关联，或者应该同异乎寻常的变动率联系在一起。我们现有的关于那时官僚政制的唯一一本材料集是严耕望所编制的尚书省最高官员姓名表，①它的容量大，有利于考核检查。利用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当朋党活动处于它的高峰时期，尚书省官员中的改弦更张者和动摇分子在这些年中并非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830年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这时期进尚书省和出尚书省的事远远不如安禄山之乱和顺宗年代那种动乱时期的情况引人注目。虽然这些官职并不一定代表京师整个官场的情况，但就我们目前的认识程度来说，我们应该怀疑是否存在依附于牛李党争主角的巨大的垂直系统的派别集团。
历史上曾经有人作过尝试，想找出分裂成朋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最有希望的尝试是把李德裕对李宗闵和牛僧孺的敌意追溯到808年举行的一次较早的考试。②这次较早的考试不是试进士科，而是皇帝命令举行的高级职称考试，名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在这次考试中，考生牛僧孺、李宗闵和另一青年人皇甫湜（约777年生）在对皇帝的策问中有些略超常见的答案，他们指陈了他们所认为的当前政治中真正弊端之所在。他们的文章最初虽然被试官所识拔，但后来又被认为调子过于激切。据认为，这三个人是采用了这种办法来非难宰相李吉甫的政策和人品。他们对李吉甫的攻击使得13年以后他的儿子李德裕对他们以牙还牙地施行报复。
皇浦湜808年写的这篇文章是仅存的一篇答卷，它引起了特殊的学术兴趣。5000440＿0671＿0①它盛陈音调铿锵的辞藻，同时备述君德之必要和关于郅治的忠言，但它不时归结到具体的事务。它的整个调子都在儒家传统范围内，要求皇帝克制和谨慎。皇甫湜力劝宪宗不要陷入当时成为时尚的琐屑改革之中，而要使国家自然地繁荣起来，其方法是有奖有惩，奖惩得宜，而且要勤求贤德君子为朝廷大臣。虽然这篇文章的名声在于它尖锐地攻击了李吉甫，但它既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纯以个人好恶来发议论的。它的许多哲学背景，包括取材于《荀子》的内容；它所含蓄地提到的政治问题，如无限制地发展的黩武主义和出现于全国的经济困难等等，都是当时知识界通行的观点。另外，皇浦湜也没有点名批评别人，据认为他的某些不甚隐晦的词句是指向宦官的，而宦官乃是这种文章最常用的靶子。不幸的是，现在已不可能弄清楚其他两篇文章的内容了。
由于这份答卷是所谓的牛党同伙留下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极少数文章中的一篇，它便被看做是整个该党共同的观点。事实上，它的用处是有限的，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皇浦湜本人后来消失于舞台，而且在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从未参加政治活动。如果我们认为皇甫湜反对主张实干的和务实的宰相跟同样主张实干的和采取改革态度的皇帝之间的合作这一点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文章是呼吁官员们应采取更慎重、整个说来更合乎道德原则的态度。但是，它并未告诉我们李吉甫有什么观点，而且正像现代学者冯承基所指出的那样，皇甫湜的文章写完以后所出现的一些混乱事件，使人不能不怀疑李吉甫就是它要打的靶子。①最重要的是，皇甫湜的试卷没有什么预言性价值；文中所指的具体现象不可能反映到以后几十年的炽烈政治斗争中去。它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气质风格，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几位最重要的朋党领袖所写的更耐人寻思的论文（特别是李德裕、李宗闵和牛僧孺的论文），也引起了同样的解释上的问题。②根据我们当前对唐代思想史的了解，它们发表了一系列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从文章的题目和对题目发挥的观点看），远远多于其发表的政治哲学上一贯的歧见。这些论文多半对于任何深远地促进社会进步的前景表示悲观，认为在混乱之际不能有所作为；但是，文人学者不能简单地规避责任而不去选择拯救社会之道。因此，这些论文从古代摘取了一些嘉言懿行——其中有些是合适的，有些不可尽信；它们还把传统观念（如“私”字）加以牵强附会，以期与眼前问题联系起来。③论文的作者们在朋党倾轧不已和政治安全无保障的时候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它们都没有把哲学和政治的组合加以任何联系，也没有说明是什么观点和态度把这些人分成李党或牛党。
学者们推究两党之间对于实际政治问题的歧异，一般都集中在宪宗时代的战争问题上。如上所述，李吉甫一向主张对割据一方的方镇采取坚定立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主张用兵。反之，李绛则反对812年迫使魏博镇就范的办法，而且魏博确实不久自动听命于朝廷了。这两位宰相在812至814年之间的冲突有着一切传统对抗的因素，引起后世历史学家极大的关注。这个有限的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