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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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渐渐地、几乎是意外地成了中国北方以及草原世界上那场军阀政治争斗的参加者，主宰这场争斗是他们的首要目标。此外，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延续了很多年。就中国本身来说，政治分裂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从公元880年黄巢攻陷长安起，直到979年宋军最终征服北汉。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被多达9个或10个地区性国家所割裂；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稳固的、短命的军事政权所统治。正是在这一时期，军事力量决定着政治状态，并继续成为宋初几十年间的一个主要因素。
10世纪初不仅是中国北方军事首领居于支配地位的时期，还是有很多地方军阀为非汉人军事首领——尤其是沙陀突厥人——的时期。李克用在这批人中最为强大，他曾经充当镇压黄巢的工具，在907年唐朝正式灭亡前的很长时间内他一直是山西北部实际上的统治者；在9世纪80至90年代使摇摇欲坠的唐王朝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持续不断的内战中，他是政权的竞争者之一。唐亡后，他的国家（号称晋）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921年，李克用的继承人灭梁，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恢复旧名的后唐朝（923—937年），自称帝。
在1/4世纪中，整个中国北方都处于沙陀人统治之下，先是后唐，接着是其继任者后晋（937—946年）。早在905年，李克用就已经与契丹人结成过一次短暂的联盟。到10世纪20年代，契丹人被吸收为具有充分资格的中国北方政治的参加者：后晋成了契丹人的傀儡并将边境的16个州连同其汉人人口都割让给了契丹人。就连中国南方各个独立的朝廷也都乞求与契丹人结盟。944—947年，契丹人尝试入侵中原，他们攻入后晋的国都，灭了后晋，并草草建立了一个他们的政权；但他们明智地认为风险太大而决定撤军，把中国北方留给了另一个沙陀军事王朝后汉（947—950年）去掌握。尽管作为一个王朝，这个政权不久就覆亡了，但它的继任者却在山西的沙陀人老家将独立地位一直保持到了979年。
中国北方的大片地区就这样多年处于沙陀人的统治之下；至于山西北部，则长达一个世纪。但是沙陀人并不是这一时期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地方政权中惟一的外族首领。西北地区在9世纪40年代前曾是吐蕃人的占领区，而此时，它则被形形色色的地方军阀所割裂：敦煌的汉人，吐鲁番、甘州和肃州的回鹘人，凉州的吐蕃人，鄂尔多斯南部边界的党项人。就像沙陀人那样，党项人也一直居住在被唐朝作为边境要塞的地区内，并且在整个10世纪初的动荡不安的岁月中牢牢地掌握着他们的地方权力。他们后来作为一个强大的多种族帝国的创建者而出现，这个帝国就是西夏，它在11世纪初收拾了自己控制下的西北地区的所有割据性地方政权，同沙陀人一样，党项人也不是入侵中国领土的外来者，而是在深谋远虑的管理方针下定居在唐朝版图以内的非汉族人，他们长期以来就已是唐朝地方体制和军事体制的一部分。
由此我们所论述的主要政权中的两个——辽和西夏的根基都可以追溯到9世纪末和10世纪初的政治与军事动乱中去。看看它们在唐代创建的边疆秩序中是如何扎根的，这一点同样重要。
边　界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把契丹、女真和蒙古人描述为闯入“中国人”领土的“外人”。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简单化认识，应当将其永远根除。①无论现代的历史地图集是如何标示的，唐人同其前人一样，从未对北部边界作出过任何明确的界定。虽然人们有时也提到“长城”和一些仍然存在的早期城堡的遗迹，但这种说法只是用来表达关于中国边界的一种含糊不清的看法。①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串设防的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在各处。这是一个纵深防御体系，其中坚力量由灵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强大的藩镇军队所组成。只有在与吐蕃接壤的地区，才迫使唐朝维持着一个庞大而固定的防御体系；也只有在这一地区，才经常通过相互协商对有争议的地区作出划定。但是在北方，唐朝的控制是由边疆各州的权限来明确的，它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
这样的“边界”被唐初军事政策的另一方面弄得更加模糊不定。边疆地区的部落民在一定程度上被一种复杂的契约和协定体系带上了中国的政治轨道。通过这一体系，他们被纳入一种间接统治的制度中，在这一制度下，他们的酋长受到唐朝政府“羁縻”制的任命，被赐予封号、官爵、品级和俸禄。为这些部落集团设置了羁縻州和都督府，受唐朝边疆长官的监管。他们事实上并没有加入唐朝的政治体系；更确切地说，他们的酋长是根据民族习惯来统治他们的人民。这种赐予他们中国封号的等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中国的术语对当时的部落组织结构的正式认定，它能稳定地持续下去，不论是对那些部落酋长还是对唐朝政府说来，同样都是一种既得利益。这些部落酋长们还不时被赐予新的封号，并得到礼物和钱财以确保他们继续效忠。
较大和较强的边疆民族及其他们的最高首领甚至通过下列方式正式步入了唐朝的组织体系：赐他们以唐室的姓，这意味着他们已被接纳为皇室的亲族；他们的统治者与唐朝的公主通婚，建立同朝廷的姻亲关系；他们未来的统治者作为“质子”到中原来接受教育，通常是在皇帝的卫队中担任一个较长时期的侍卫官。派往中原的使团，除了正式使节以外，常常包括大批显赫的部落成员，这些人也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中国通。这些措施当然都不能使汉人对部落酋长们有多深的了解，但它们却成功地使部落酋长们获得了关于首都与朝廷、中国制度与管理方法的第一手知识，帮他们造就了少数通晓中国语言和习俗的有影响的人物。唐代中国的紧邻中，没有哪一个实际上是不了解中国的，总而言之，它们都选择了中国模式去模仿。
由此看来，唐代中国的“边界”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有一个外部环状地带，那里的人民因为加入了纳贡体系而成为“中国世界”的一部分；有一个在羁縻制间接统治下的部落民的内部环状地带；还有唐朝军事防御体系的外界和有效的文官管理的外界。
在宜于从事长久性的农业与只能支撑游牧经济的地区之间，当然还存在着一条恒久不变的“生态学边界”，它限制了汉族农业人口扩张的可能性。最后，还有一条有时极偶然地起到与生态学界线作用相同的边界：即在那些多少同源的汉族人地区与其他人居住的地区之间的边界。在唐代，不论是军事防御体系的界线还是文官管理的界线，都不能代表种族的或文化的边界。大量非汉族人在这些边界以内生活了许多个世纪，汉族人与其他种族集团杂居和通婚，其中一些人已经部分地或完全地融合。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少在东汉时期当成千上万的羌人、匈奴人、鲜卑人和其他边疆民族大规模定居时就开始了。在4—5世纪，又有大批非汉族入侵者蜂拥而至。人们习惯上认为这些民族迅速地向汉人的生活方式同化，但是在6世纪，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保持了他们自身强有力的种族的和文化的同一性，而居住在边疆地带的一些汉人却在某些方面采用了非汉族生活方式。
初唐政府还让一些较大的非汉族集团——羌、党项、吐谷浑、吐蕃、突厥、回纥、契丹，甚至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定居在北部边界的一些州中。这些民族的人数多达几十万。它们有的愿意融合进来并选择了农民的定居生活，尽管汉人强迫定居的尝试遭到了另一些集团的激烈抵抗。有一些人仍主要是牧民。但他们对于唐政府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负责看管着巨大的政府牧场，可以为骑兵生产马匹，并能生产其他家畜。在这些少数民族集团中，有很多仍保留着自己的部落结构和自己的部落酋长。他们中的很多男人被编入唐朝军队，主要是充任骑兵，他们自己的酋长就是他们的指挥官。
在今甘肃省，青海东部的边疆地区，陕西、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当时形成了一条由少数汉族居民和多数非汉族人杂居的宽广的地带，他们大多能和平相处；那里还有一些从事屯田的驻军，既有汉人也有非汉人，其居住地与当地的农民和半游牧的牧民相邻。通婚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就这些民族的特征而言，远未达到相互间的一致，有些人以视自己为唐朝的子民为要，另一些人则强烈地信守着他们的部落传统。
由此看来，即便是唐王朝权力的巅峰时期，企图为它的北部边界设想出一条现代意义上的截然划分的国境线，明确地为主权地区作出界定并将不同的民族区分开来，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相反，那是一条宽阔的过渡地带，在这个地带内，所谓同一性、忠诚和权力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与冲击着新的平衡。
880—907年间唐帝国的崩溃和各个新的独立国家的出现，无论在唐朝疆域以内还是以外，都带来了势不可当的政治变革，而留下的却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北方混乱的多种族边缘地带。中国的中央权力不复存在，但其地方上的军事领导权却完好无损，甚至由于来自中央的束缚力已经解除而更具有扩张性。与过去的主要区别在于，边缘地带成了新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崛起从而影响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地区。以山西为基地的沙陀突厥人的国家和鄂尔多斯边疆地区的党项人政权，就是作为唐代边疆军事编制的一部分而发展起来的。沙陀人复辟唐朝的尝试，其主要的根据就是唐朝的权力正是由一个边疆军事长官的权力孕育而来的。
这也是一个古老趋势的延续：自从拓跋魏兴起以来，一个接一个的中央集权政权，都是以北部边疆的失控地区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大员们所创建的——拓跋氏本身就是在大同地区发展起来的；其后继者西魏和北周的统治者原是河西走廊地区的军事指挥官；隋王室也来自同一个集团；至于唐王室，与北周和隋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最初的权力基础是在太原。它们起先都是军事政权，它们都能从汉人和非汉人世界中争取到支持。
同一个趋势还在延续，但带有某些重要的区别：辽也兴起于北方边疆地区，可是它在中原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后，却决定进行反向的重大征服。金是从作为中国式的辽帝国在北方边疆的一个依附民族而兴起的。通常被视为自成一体的蒙古人，在铁木真即位以前很多年内都是金的边疆臣属，就像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女真人和蒙古人的特点在于，10世纪以后边界本身已经移动了：金和蒙古的帝国外界已不同于中国世界的传统边界，也不同于辽、金与宋之间的边界，而是一个“扩大的中国世界”的边界，这条边界是通过契丹人对今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地的占领，并以唐代中国的模式为基础在这里立国、确立边疆关系体系后形成的。所有这些民族都不是作为新来者或与中国体系无关的完全的局外人而强盛起来的，他们很久以来就已经是中国体系中的一部分。由于生活在边缘地带，他们可能更熟悉偏远的边疆地区，而对王朝权力和文化的真正中心则不甚了解，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毕竟仍是参与者。
①　关于游牧民与其定居邻人间关系的一项有意义的新分析，见＇248＇阿纳托尔·M。卡扎诺夫：《游牧民与外部世界》。关于汉代以来中国与其草原邻人关系的一个新解释，见＇26＇托马斯·J。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界：游牧帝国与中国》。
①　关于这个问题，见＇533＇阿瑟·N。沃尔德伦：《长城：从历史到神话》。
外族人
这些民族对那些被他们用武力征服的社会来说是些什么样的外来人？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用大倍数的历史透镜来观察，我们可以把征服王朝视为从西周以来就存在于汉人与其北方邻人之间的古老的对抗这样一个更长的阶段。在西周时期，位于渭河盆地的中心地带就曾遭受半游牧民的入侵。①秦汉时期，匈奴联盟是汉人的主要对手。随后是公元3世纪的鲜卑人和其他部落，他们成功地取得了对中国北方各州的统治，并在中原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在唐王朝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并从10世纪初起最终分裂为若干小国之后，边疆冲突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960年后宋重新统一中国，与此相并行，一种正在稳定发展的联合体国家已由严格意义上属中国边疆地区的北方诸民族建立起来。无论如何，把这些由北人建立的国家视为与定居汉人的稳定的帝国完全不同的游牧帝国是错误的。建立了辽、西夏、金、元这些国家的民族，从任何意义上讲，也不是完全的游牧民族。契丹人和蒙古人的经济在最初时是以畜牧为基础的经济，他们的财富就是许许多多的马、羊和骆驼。但是，中国没有一个“游牧民”邻居是纯粹依靠畜牧的。他们始终从事着某种边地农业并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从中得到一些畜牧业本身生产不出来的货物以作为生活的补充。在对中原进行征服以前，契丹人就从事一定的农业活动并已长期定居，他们同时还有一批汉人的工匠和汉人及回鹘商人。
严格说来，女真人完全不是游牧民。甚至那些生活在东北地区深山老林里的“生女真”，也是定居一处的，他们依靠渔猎和某种农业为生。他们不住帐篷，而是住在由一个个木屋组成的村庄中。东北平原上的女真人，在被契丹人吞并以前一直是渤海国的一部分，他们也不是游牧民，尽管他们有成群的马。女真人中这些生活方式上和经济上的差异，可以从“生”女真和“熟”女真这些称呼上反映出来，这些称呼在辽代就已经流行了。党项人在他们独立以前很久也已采用了一种混合经济。因此，把所有这些政权的建立者都一概而论，皆以“游牧入侵者”作为他们的特征，无疑是一种天真的、过于简单化的认识。
历史学家必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