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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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作家联盟与关于文学的论战
文学创作与社会危机
战争与革命，1937—1949年
延安座谈会
革命前夕，1945—1949年
第10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
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边缘地位
满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军国主义，1931—1932年国际主义的瓦解
日本企图获得区域合作，1933—1937年中日战争期间的强国形象，1937—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1941—1945年中国战后的衰落，1945—1949年
第11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最初的战役和战略，1937—1939年
中国的战争动员
1939—1945年的恶化：军事
外国军事援助
1944年日本的一号作战
通货膨胀灾难
工业部门
政治上的虚弱
第12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Ⅰ战争初期，1937—1938年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军事战略与战术
领袖与领导权
组织机构与活动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根据地的建立
Ⅱ战争中期，1939—1943年
与国民党的“磨擦”
新四军事变
日本的强化治安
中共的对策：生存与新政
Ⅲ战争的最后两年，1944—1945年
一号作战及其后果
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
第七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
瞻　望
第13章　1945—1949年的国共冲突
国民党统治的衰落
共产党力量的壮大
1946—1949年的内战
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和美国政策的失败
第14章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年党、军人和群众，1927—1937年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1937—1940年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41—1949年
结论：走向人民民主的现代化的独裁国家？
书目提要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译者的话
总编辑序
第15卷序
第一章　1949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
从人民民主到人民内部矛盾
毛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
中苏分裂的原因与后果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结　论　对毛的思想遗产的探索
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混乱中的中国　（1966—1969年）
第二章　危机时期中国的状况
走向对抗
权威的垮台
夺　权
政治体制的重建
结　论
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
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1965—1967年）
中国外交政策的低谷（1967—1968年）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
1969—1975年的中苏边界谈判
附　录　中国和苏联的军事集结（1969—1975年）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为继承权而斗争（1969—1982年）
第四章　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
中国政治的军事化
林彪的覆灭
“四人帮”的兴衰
空　位　期
邓小平的纲领
第五章①　对美开放
政治进程与中国的外交政策
通往北京之路　（1968—1972年）
停滞与动乱（1973—1976年）
通往正常化之路（1977—1979年）
树立独立自主的形象（1980—1982年）
中美关系的意义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
经济混乱（1966—1969年）
工业发展战略（1966—1976年）
工业战略的变化（1977—1980年）
加速工业增长（1982—1987年）
农村发展战略
1979年以后农村政策的变化
结　论
第七章　教　育
发动群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
否定教育革命
“中国模式”在第三世界的前景
第八章　文艺创作与政治
文化大革命的发端：作家遭受思想攻击，文化机构陷入混乱文学体系的变化
现代革命题材的京剧样板戏
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产生
第四篇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生活和文学
第九章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
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1949—1955年）
社会改造（1955—1963年）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1963—1976年）
复旧（1977年以后）
结　论
第十章　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
早期年代（1949—1956年）
中期年代（1957—1965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1977年及1977年以后）
结　论
第十一章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6—1965年）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台湾的新作家（1966—1976年）
毛以后的时代
附　言
第五篇　分离的省份
巩固基业（1949—1959年）
第十二章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1949—1982年）
经济起飞（1960—1970年）
新的挑战（1971—1978年）
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后的台湾
后　记　统一的重任
附录　会议与领导人
各章书目介绍

《剑桥中国秦汉史》序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和3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达981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多，足供读者参取。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70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质差别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的一种表现。
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去。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
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外国学者有不少成果。本卷在这方面的叙述能对这些成果作出概括，并有新的见解。虽然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展开，但简明扼要，适合一般读者的要求。
卷中从第12到第16章，都是论述思想文化史的。在篇幅上占了全卷的三分之一。就这五章的内容而言，哲学、宗教以及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都涉及到了。各章是从不同的角度叙述的，所以有的思想家兼见于几章，例如董仲舒。所论的人物有的前人罕加探讨，例如班彪。思想文化史在全卷里有这样大的比重，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强调思想文化研究的特色，与我国通行的几部通史很不相同。这里要指出，戴密微的遗作，本卷第16章《汉代至隋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加上伦敦大学巴雷特所增补的《跋》，原文长达70页，简直可作专著来读。其中关于民间道教、佛教的传入和佛、道二教关系等，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论述。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国内学术界的看法不同，这是必然的。需要说的是，本卷虽有《导论》讨论了一些具有理论性或方法性的问题，但各章节由于执笔者各异，不能有彼此呼应的一贯理论。即使同属论思想文化史的五章，论点也多少有不一之处。这是按本书这种方式组织写作的学术著作常见的现象。不过，这种现象的结果却能使我们看到各位作者研究的个性，吟味其独到之处，未始没有它的优点。
这部书还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卷中插有若干图表，可是没有一张插图。当然这是《剑桥中国史》全书的体例，即以文字来表现。但是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太丰富了，有不少可直接与文献相印证。如果书中能适当配备一些插图，会有左图右史之效。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来说，这不止是一个书籍的形式问题。
《史记》、《汉书》，一为通史，一为断代，然而都是纵横兼顾，叙事与分析并重。相对来说，国内近作的一些史书每每分析部分较多，而叙述事实原委不足。《剑桥中国秦汉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特别是除了思想史的部分以外，对人物的描写所用笔墨不多，很少对一个人物作多方面生动的叙述。在这里，看来我们都应该从古代的纪传体史籍吸取教益。
本卷编者曾经提到，由于条件不很成熟，未能多吸收文学艺术史和科技史的研究成果。但书中有些章节还是包含了这两个学科的内容，不过这毕竟是一个缺憾。
在中国读者看来，有一些颇有影响的中国学者的著作未能列入参考文献目录，未免可惜。例如陈直有好多种秦汉史研究专著，其特色是以考古文物材料与文献相印证，颇多胜义，参考文献目录仅引有《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种，未列入《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等书；刘文典的著作，引有《庄子补正》，但未列入《淮南鸿烈集解》；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也没有列入。总的说，材料方面所引较多，论著则较少。如我在书评中说过的，这种现象表明，中外学术界成果的彼此交流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本卷原文是三年前出版的，其中有的章节的属稿还要早得多，因此有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书中未能征引。大家知道，近年秦汉简帛的发现和整理有突出的成果，其间大量的佚书对当时学术思想的研究更有巨大影响。还有几项最新发现，如江陵张家山汉简中的《汉律》，极关重要，目前尚待公布。相信本卷的编者在有机会修订再版时，会将这些材料吸收进去，使全卷内涵更趋丰富。
《剑桥中国秦汉史》这样的大型专门著作，翻译是很不容易的。几位译者多是我的老友，他们富于学识和经验，竟能在很短的期间完成这一译作，将之绍介于国内学术界。我们读者应向他们表示感谢。
李学勤
1989年10月
总编辑序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年工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开始。我们知道，这样就要对前此一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前期在另外的时间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