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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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员的公务资料，而不像一部史书。⑤《元史》中没有《艺文志》，是一个严重的不足。钱大昕（1728—1804年）为此特别编撰了《补元史艺文志》。⑥他对元史的其他深入研究（包括他的著名的《元史氏族表》），⑦可以扩展成一部新《元史》，但是没有完成。
占了《元史》8卷的6个表，是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表、三公表和宰相年表。有的表并不完整，表中列举的许多高官的名字在《元史》列传中没有专传，这显然严重违反了中国的史学标准。
占了97卷的列传，是《元史》中遭受批评最多的部分。例如，至少有9例一人（非汉族人氏）两传的情况，由于名字的写法不同，被编者视为两个人分别立传。一个人的名字在不同的传里写法不同，更是常见的现象。列传中许多其他的错误亦早已被指出，特别是在清代几次尝试增补或重修《元史》时。由于有关1260年前的蒙古史资料不足，所以人们对这段历史给以特别的关注。这种关注延续下来，直到本世纪甚至现在还吸引着日本和西方历史学家。中国学者对元代的研究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达到高潮，①但是可能所有明代和清代的汉人史学家都从未获得过准确的关于蒙古的知识。他们的重点主要是研究外族统治中国时期，而不是蒙古本身。
《秘史》
蒙古人关于自己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是所谓的《蒙古秘史》，在汉文中通常称为《元朝秘史》。该书的蒙文名称被汉文音译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它更精确的汉文译法是《蒙古秘史》，与英文题目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意思相同。两种汉文名称现在都在使用。用汉字标音（极不准确）的汉文译本是仅存的版本，它是所有现代蒙文还原本和汉文、日文及西方文字译本的基础。①学者们在《秘史》写作的时间、用蒙古文（畏兀儿字）录写下来的时间、第一次翻译成汉文的时间或第一次刊刻的时间等方面有不同看法。柯立夫在他的英译本的导言中考证了《秘史》先是口述历史、然后用蒙古文写下来、再后用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复杂沿承关系。柯立夫论证用蒙文录写该书正文的时间是在1228年至1264年之间，虽然有的学者认定是在1340年之后。他认为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时间极可能在1368—1370年，并同意没有证据表明《元史》的修撰者曾使用过《秘史》。现在亦不清楚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本是否在明廷1382年下令编修蒙汉文对照的辞典《华夷译语》后与其一同刊印（1387年？），或者是它的一个手抄本仅由它的两位畏兀儿编辑者保存。现存有《华夷译语》的洪武残刻本，但是是否存有同时刊刻的《秘史》残本，还是学者争论的问题。
不管《秘史》的成书有多少问题，学者们都一致认为该书是研究元史和蒙古文明的一流重要著作。它用说书人的风格首先陈述了蒙古部落起源的传说，然后详述历史事件，始于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终于他的儿子和继承者窝阔台汗在位时，大致终于1240年。
当代学者姚从吾是这样评价《秘史》的：“超出中国的正史和汉文历史资料的范围，它是仅有的用蒙古文并用蒙古人的观点写成的大型历史著作，直接叙述了长城之外的中国边疆地区人民的生活情况。”他认为中国史书忽视了《秘史》准确叙述史实的价值。①《秘史》的形式更像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著作，引起一些人对它的明显错误和神奇的叙述方法的批评，但其他人则为它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而赞不绝口。在明代和清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没有中国学者注意《秘史》，该书的重新发现在19世纪。首先是中国学者顾广圻（1776—1835年）发现了一个抄本，他校勘了该本并在1805年告知其他学者；其后一个名为巴拉第的俄国神甫在北京停留，在1877年根据汉文旁译（没有还原成蒙古原文）将其翻译成俄文，用的是从《永乐大典》抄出的版本。这个译本虽然不完整，但是使该书名扬西方，从而引发了中国之外的对此书的一个世纪的研究。它现在已经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
中国对域外蒙古史的了解
从汉文文献反映出，生活在元代的汉人学者了解一些蒙古口头传说，当时还有数量颇多的蒙古文文献，这两点对两个史局都很有利。但是在明朝初年，一般中国人对有关蒙古和元朝的事物采取极为冷淡的态度，汉人学者亦有意规避这些传说和文献。②这是很不幸的。《元史》不应该仅仅是中国人作为自己历史的忽必烈即位的1260年以后元朝在中国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在忽必烈1272年采用元的国号并宣布王朝的建立之后），也是13和14世纪全体蒙古民族历史的基本记录。
不同寻常的是，中国人还没有去寻求历史详情，就为以蒙古人武力建立的帝国的大规模扩张而骄傲，并把帝国看成是中国的胜利（原因是它的外族统治者已经被视为中国的正统皇帝），而不是把它看成蒙古人的世界性帝国而中国人只是它的臣民。《元史》实际上根本没提中国和东亚之外的蒙古帝国，使得中国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很严重的知识缺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知识缺陷直到19世纪后期才得以弥补。特别是外交官洪钧（1840—1893年）在柏林和圣彼得堡停留时，发现了欧洲和西亚的史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他由此知道了有令人吃惊的新资料能够大大补充蒙古和中国的历史。①洪钧翻译的新资料，大多被柯绍忞（1850—1933年）收入《新元史》中，于1922年出版。②一般说来，中国学者知道了蒙古人是与中国历史中描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大角色，或者换一种说法，蒙古人的历史不等于中国的历史；中国学者甚至赞同必须等到能够把眼界拓宽到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时，蒙古史和蒙古文明才能作为合适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学者，包括汉人和蒙古、满族及其他中亚学者，在过去的100年里为拓宽中国人的眼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亦按照史学传统，在几个世纪中校订、增补或者重修了《元史》。
明、清对《元史》的研究
《元史》中的错误需要改正，这在该书于1370年首次刊刻后就知道了。解缙（1369—1415年）曾在洪武年间（1368—1398年）后期受皇帝之命修改《元史》的错误，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①随后在明代有一些对元史的研究②此外最重要的是《元史纪事本末》，③27卷，1606年成书，陈邦瞻（1636年去世）撰。该书真实地再述了元史，同一作者亦完成再述宋史的相同著作。这部书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评价很高。
由于一些原因，清代与明代相反，是对元代研究兴趣高涨的时期。当时产生了一系列补充和修订《元史》的重要著作，但是没有重修《元史》。最重要的著作有以下几种：④1。邵远平（始于1664年），《元史类编》，⑤42卷，1693年成书。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替代《元史》的尝试，按照郑樵（1102—1160年）编撰的宋代制度史《通志》的体例排目。⑥2。钱大昕（1728—1804年）。除了为《元史》补充了两个重要的表以外，钱大昕在他漫长和光辉的学术生涯中对考据学研究贡献极大，据说他还有意编写一部新的《元史》。有报告说19世纪的学者见到了新《元史》的手稿，但那不过是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一些研究成果而已。钱的各种论著中包括了大量有关元代的考据题目。应该特别注意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20卷，以及他的《廿二史考异》，①100卷，还有他的文集《潜研堂文集》，②70卷。钱大昕对元史研究的特殊贡献，在郑鹤声与杜维运研究清代史学的论著中有专门论述（参看795页注①）。
3。汪辉祖（1731—1807年），《元史本证》，50卷。③书名强调“本证”，这是清代考据学家的一个高标准，集中为纠正错误、遗漏和讹写的名字。
4。魏源（1794—1856年），元史新编》，95卷，1853年成书。④第一部按照标准史书的模式完全重写的元史，使用了《秘史》和元代的多种文献。
5。曾廉（生于1860年），《元书》，⑤102卷，上述魏源书的重作，对今天来说用处不大，但是为晚清考据学的元史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
6。洪钧（1840—1893年），《元史译文证补》，⑥30卷。
7。屠寄（1856—1921年），　蒙兀儿史记》。这是一部著名的晚期传统史著。19世纪90年代作者任官于满洲，始对中国北疆的地理感兴趣，用20年时间研究蒙古民族的历史，把他的著作称为“蒙古人的历史记录”。他选择的这个书名会使人误解该书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中的元朝史。他受了洪钧介绍的新资料的影响。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史料引用的广泛和准确方面，《蒙兀儿史记》超过了所有明、清时期有关元史的著作，包括柯绍忞的《新元史》（1919—1930年）。①这是一部今天对学者还有很高参考价值的著作。②《元典章》和其他元史资料
《元典章》，60卷，1270年至1320年前后的条例和案例汇编。正如一个研究法律的学者所言：该书收录了大量的条律、敕令、惯例、案例和官员的断案记录，由此反映了元代法律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元典章》中的许多条目是由元代熟悉管理和法律事务的政府官吏按照中国官府公文的式样书写的。行文中保留了大量口语。此外，还有许多条目直接译自蒙古原文。正由于《元典章》具有这些特点，所以传统儒士经常贬低其价值。
《元典章》实际上是一部有关元代社会史和政府的百科全书，因为有相当多的律例是用元代特定的汉人口语形式书写的，并且在许多律例中反映出按汉文公文模式书写的蒙古文公文的用词和语法，尽管它很难读懂并由于语言粗糙而被文雅的汉人所厌恶。自从1908年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出版该书后，《元典章》引起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注意并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殊领域，历史语言学家、法学家、研究制度史的学者及其他学者都卷入了这一领域。沈家本的刊本，是以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一个错误颇多的抄本为底本的，在1972年以前，所有学者使用的都是这个版本。1972年故宫博物院（台北）影印出版了1320年刊本，这是一个极好的本子。①日本学者对该书及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极有价值。②元代公文中使用汉人口语的特殊问题，不仅存在于《元典章》中，也存在于其他文献中。研究带有汉人口语的碑文，即所谓“白话碑”，与研究元杂剧中的语言一样，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当然，这牵涉到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两方面的问题（见第9章）。三方面的研究（《元典章》、白话碑和元杂剧）都是在20世纪才引起学者的注意，但是学术研究发展很快，各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已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总的说来，对元代的研究在20世纪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研究，对中国前现代其他时期的研究可能都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因为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曾经直接介入了西亚和东欧国家的历史。它也反映了19世纪和20世纪日本、俄国、英国及其他强国对蒙古研究的战略意义。中国正统的传统史学的元史研究在中国依然盛行，同时新的研究成果也从国外介绍了进来。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些中国学者前往日本和欧洲研究蒙古及其他阿尔泰和西亚语言；他们回国后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还热心地介绍和翻译了大量的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现代研究成果。一方面，有中国学者与蒙古学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有中国学者与国外其他研究中心的相互影响，人们可以说元代和蒙古研究在今天已经是“国际学”。①这对中国的元史研究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需要介绍的近年来出版的元史研究成果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在这里只能介绍在本书各章中引用的成果。
①　牟复礼撰。
②　＇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版），210卷。
③　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④　见1976年版前附出版说明。
①　＇670＇见赵翼（1727—1814年）：《廿二史札记》所引例证，杜维运编《廿二史札记及补编》（台北，1975年版），卷29，第642—678页。＇674＇亦见钱大昕（1728—1804年）：《十驾斋养新录》（上海，1935年版，1957年再版），卷9，第195—225页。
①　＇159＇见富路特、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纽约和伦敦，1976年版）载陈学霖撰“危素传”，第1465页。本书导言注释中所引柯立夫文亦讨论了1368年北京的元代档案的保护问题。（译者注：柯立夫文导言未引用）。
②　见＇75＇柯立夫：《现存〈元史〉简论》。
③　＇554＇见杨联陞：《中国官修史学的组织：从唐朝到明朝正史修撰的原则与方法》。文中特别提到了修撰《元史》的史局的结构。
①　关于王鹗对早期元廷史学的影响，陈学霖已有精辟的论述，见他的＇52＇《王鹗（1190—1273年）》，第54—57页。这是罗依果主持编撰元代人物传记中的一个人物传的译文稿。
②　＇601＇《圣武亲征录校注》，载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北京1926年版，台北1962年、1975年再版）。
③　＇375＇《圣武亲征录》的简译本，先由伯希和翻译，后由他的学生韩百诗继续翻译并出版（莱登，1951年版）。
①　＇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年版），第270页。苏振申在对《经世大典》进行研究后，对《元史》修撰者引用该书的方式颇有非议。
②　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北，1981年版）。
③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④　＇653＇《元史》，卷58—63。
⑤　＇662＇顾炎武：《日知录》卷26《元史》。
⑥　＇672＇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江苏，1874年版），1791年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