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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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互相同意，这人就可以成为另一人的“学生”或“老师”，而不必实际涉及给予或接受教导。在中国，所有联系中最强有力的是家族关系，因此军阀们有时委派亲族成员到重要职位上去。婚姻关系稍弱一些，但也被利用。军官们常常培养有才能的年轻人，从而建立起一种保护人被保护人的联系。从同一所学校毕业，尤其是同班级，在个人之间就建立起一种联系，正如来自同一地区就形成一种特殊亲密关系的基础。
军阀们利用这类私人关系以谋求他们的军官的忠诚，与此同时，他们的下属和这些下属自己的下级也常常有类似的关系。有些指挥官努力把第二层次的忠诚减少到最低程度，并把全部忠诚直接集中到他们自己身上，但难于予以消除。第二层次忠诚的格局在军队组织中等于一种弱点，因其让一个叛逃的下属得以带走他的追随者和士兵。这就是诱使叛逃在军阀冲突中成了重要策略的原因。
军阀军队的士兵主要由因贫穷而应募的农民组成。在整个军阀时期，配备武器的人数从1916年大约50万增加到1928年200万或更多。①有些人仅仅把当兵看成吃饭的办法，另些人则看做穷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获得成功的一个机会。尽管正式的规章规定了新兵的体格以及其他条件，还有当兵期限、薪饷等等，实际上的安排是很不正规的。大多数的军阀接纳他们所能得到的身体上看来可以干活的任何一个人。实际上，当兵似乎是无限期的，取决于一个人的家庭情况、健康状况和态度。有些指挥官发现难于给他的部队正常发饷。在最糟的军队里，不用说，有时会以掠夺的形式来发饷。战争是补充兵员的一种方式，因为得胜的军阀们照例把战败的部队收编进他们自己的军队，在那里他们一般似乎和在他们原来的部队中一样地发挥作用。到20年代晚期，中国士兵在三、四支不同的军阀部队中效过力，这并不罕见。
这些部队使中国军队得了极坏的名声。中国人把它们看做瘟疫：邪恶，破坏成性，冷酷无情。外国记者把它们描写成一群群无纪律的恶棍。老中国作家写的书传播这种种看法。中国军队解决问题只靠显示武力，避免实际的战斗。寻求一点薪饷和保护的农民新兵组成的军队，当力量悬殊显而易见时，当然会发现迅速撤退是显示英勇气概的较好办法。一个军阀为了避免战争，可能试图靠用“银弹”即现款劝说敌军官带人叛变。此外，军阀们通常并不急于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因为那就导致了丧失部队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仍然无数次地打仗，其中许多次是极为残忍的遭遇战。一个告退了的军阀回忆说，当他还是年轻军官时，他在战斗期间奉派指挥一支留在后面的部队，受命射击从前线退却的任何士兵。①当时的战争因医疗设备极端缺乏，甚至变得更加残酷。伤员常常不得不依靠他们的朋友，或者依靠志愿的中国的或传教的医生；大多数军队没有做好护理伤员的准备。
控制地盘
对独立来说军队是主要因素，但不控制地盘也难维持。地盘提供可靠基地，再加上税收、物资和士兵。没有地方职权的指挥官必然是别人管区的一个客人。在这种不可靠而危险的情况下，他通常将不得不打仗以夺取地方权利，要不然就接受从属地位或不利的结盟。控制地盘也给予即使是最独立专横的军阀以一种合法性；为此目的而用了许多头衔：镇守使、巡阅使、护军使，等等，每个头衔为一个特定地方的特定军阀的活动提供合法根据。统治省城的军官一般是督军，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只控制了这个省的一小部分，实际权力分给了若干小军阀。
控制地盘涉及政府的责任，而军阀政府的性质和实力差别很大。有些军阀拥护“进步的”政治思想。在整个军阀时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以“模范长官”闻名，这个称号的取得，主要不是由于他施政的值得模仿的优点，而是由于他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使山西处于战争之外这一事实。阎提倡一些社会改革，包括废除缠足、有限度地改进妇女教育、改善公共卫生的某些措施。另一方面，他不能消灭省官僚机构的贪污腐化，他的政府的统治通常与士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他偶尔和士绅集团发生冲突。①当陈炯明统治广东时，他设立新学校，为80多个学生在国外学习提供资金，沿着更民主的路线调整广州政府，促成了保证公民权的省法规和反对军人干涉民政的条款。冯玉祥在他的各省实行改革，涉及废除缠足、禁止吸鸦片到修路、植树以及逮捕贪官污吏。陈和冯两人都不能在省的施政中进行持久的改进，但他们的政策仍然反映了一种“进步的”倾向、一种对他们的好机遇和职责的意识。相反，1918到1920年的湖南督军张敬尧、1925到1927年的山东军阀张宗昌却以贪婪和敲诈勒索著称。
最“进步的”政策如果不能一直贯彻到地方一级，也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军阀和地方当局之间关系的研究现在才开始，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数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在大多数省份里，省长与督军并行地任职，尽管在有些情况下两个职务由同一人担任。在理论上，省长的职权是管经济事项、教育、司法和财务，监督下级官吏。但在事实上省长通常完全从属于督军。
既然在这一时期军队地位突出，如果军队的军官在地方政权中起重要作用，如果行政机关的低层和上层一样变得军事化了，那是不足为奇的。有迹象表明，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吴佩孚控制河南的鼎盛时期，1923年，144个地方行政长官中有86人参加过军队工作。24人曾是吴的直属下级；另37人曾是他的部下的工作人员；25人曾在其他军队供职。这些人并不是都当过前线军官；许多人担任过顾问、书记、军法官、军需官，等等。有些人甚至在当行政长官时兼任军职。①地方长官的更换率显然很高，尤其是在不稳定地区。例如在四川——该省在整个军阀时期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地区行政长官的平均任期非常短；有一个地区，只有两个行政长官设法任职满了一年，而22人保持他们的职位不足一月。②在被争夺地区，情况可能特别复杂；1919年一度有三个敌对的行政长官在广东的同一个地区各自建立机构，同时宣称他们有权统治。
军阀时期破坏了以前的回避制度，依据这个制度行政长官不准在他的家乡地区任职。本地居民在他们自己的地区里当行政长官的人数明显增多；在有些情况下，县行政长官就是他们自己的县的居民。例如在广西的一个大县里，在1912和1926年之间，18个县行政长官中的15人是本省人，而7人就来自本县。　③税收
为了提高军阀和其主要部下的个人权势和供应部队的武器、给养和薪饷，军阀政府对获得资金非常关心。由于各级政府因战争和人员变动很快，常常陷于十分混乱，加之许多军阀把他们辖区的权势看成很可能是暂时的，他们不能总是依靠获得税收的传统做法。他们以他们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急切地想搜刮钱财。
基本税收的来源是土地税，有些军阀就大大提前征收。一个军阀也可能举办重要商品的政府专利事业。例如在山西，阎锡山控制了面粉、火柴、盐和其他产品的生产。专利事业尤其适合于像阎这样许多年来维持一个稳定政府的军阀。但也有其他军阀试图举办类似专利事业的例子。军阀占据并经营铁路，下令征收食盐附加税和已上税货物的过境税。有些军阀发行自己的货币：至少有两例用手工操作的复印机。
销售鸦片赚得大宗款项；这种毒品的税收中心在禁烟局的伪装下日益增多。在有些地区，合法化了的赌博提供了大笔收入，例如在广东，1928年的赌博税每月收入1200000元，而且是许多高级官吏为私用而瞒过大笔款项以后的数字。卖淫等行业也受到支持并由军阀抽税。
军阀在规定税额之外，还以各种办法向商人榨取。1925年，山东商人被迫从省政府机关购买一种新的印花，在所有证件和单据上都得贴用；商人们可能由北京政府命令已经用类似的印花。商人们被要求提前交纳打折扣的执照费或各种税款。例如广东的当铺被迫提前两三年以额定数量的75％交纳他们的税款。有这样的情况，地主被迫在指定的日期交出一笔指定的款子，通常是一个月的地租收入。有时军阀们干脆宣布，城市商人必须在几天内交出他们想要的金额；一个军阀将要被敌军赶出一个城市时，在他丢掉他的母鹅前可能争取获得最后一个金蛋。卢永祥当他于1924年离开杭州时，从这个城市的商人得到了500000元。张敬尧当湖南军队于1920年迫近长沙时，要求这座城市的商人给他800000元。他警告说他的士兵将洗劫这座城市，他并且扣留商会会长作为人质。商人们最后交出110000元。张敬尧逃走时只好接受了。
尽管拚命搞钱，省政府仍常常处于破产的边缘。至少是没有多少钱可用于行政事务。有一些省里长期拖欠薪金的例子，正和20年代初期北京发生的情况一样。当然，造成这种明显矛盾情况的原因是，搜刮来的大部分钱不是用于政府的正常用途。许多被军队头目自己用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积下了巨额财产。此外，军事开支数额很大；每省都至少要维持一支军队。在整个军阀时期，政府岁入实际用于公共用途的部分许多省都显著下降了。①军阀派系
主要的军阀通常属于因利益一致而结合成一体的各派，即各系、各集团，和结合成一体的政治派别（见第5章）几乎一样。但是各军阀集团之内的团结从松散的结合到紧密的组织上的统一，各不相同。最松散的派系主要是为了参加者各自设想的利益而缔结的联盟。但私人交往和恩义的纽带也起作用，特别是在一些较强的派系中。主要的是各派系成员与派系领袖之间的关系；各派系成员之间的私人的、横向的联系可能很弱或不存在。成员与领袖之间的私人纽带就是那些已经讨论过的增加军阀军队内聚力的纽带：亲族关系，师生和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同省或同乡、友谊、学堂或学校的联系。
齐锡生曾将这些从最强（父子）到最弱（同学）的私人联系加以分类，并根据这种分类研究了皖、直、奉三个主要集团。①奉系在内部组织方面是最单纯、最强的，因为每个成员实际上都以齐所断定的强的联系而与派系的领袖相关联。相反，直系的结构非常复杂。它包括一大批军阀，涉及的关系多种多样，但大多是齐列在弱的那一类。虽然齐认为正是关系的多样性增强了这种种关系，有利于巩固结合，但直系似乎比奉系更接近于地位相差不多的人的联盟。皖系比其他两系都弱，因为拥有大部分兵力的指挥官们是以最弱的纽带而与其领袖联系。齐没有分析的桂系和已经提到的三系不同，因为大部分时间它限于单一的一省；它基本上是广西的一个单一的政治军事组织，三个领袖非正式的承担不同的领导任务，并且令人惊奇地保持极高程度的团结。对各系的简要研究，可以说明它们为什么终于表现出那样的差别。
直系和皖系是以袁世凯北洋军的军官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为基础。袁在其部下中培植各种私人恩义以保证军队的团结和忠诚。他的追随者对他们自己的部下也这样办。只要袁还活着，北洋军中的这些关系网就从属于对袁的忠诚的总格局。在他死后，北洋军官们不得不适应全新的局面。这种适应需要几年时间，在此期间每个军官要做出决定，他将听从谁的领导，他的地理和军事环境容许他做什么，他个人的倾向和愿望是什么，他的个人的利益怎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以及他如何判断国家的政治形势。
我们已经提到（见第5章）段祺瑞是怎样逐步建立皖系（段是安徽人）和一个政治俱乐部，即安福俱乐部，以增强他的势力。不在段追随者之列的军官和那些预见到有朝一日他们将成为他的统一方针的对象的军官，自然对段怀有敌意。此外，段坚持把他自己的手下人安插在最高的职位上，这使那些被忽视的人非常不满。从这一畏惧和怨恨的背景，出现了一个对立的集团，他们寻求唯一具有段的才干而又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另一个北洋军官冯国璋的领导。
冯国璋曾在北洋最高一级的部队中任职，当过直隶、稍后当过江苏都督，1916年又成为民国的副总统。1917年他成为代总统，这个职位在他确信他自己的手下人对三个重要的长江省份保持控制之前，他是不会担任的。冯为什么终于领导了一个对段怀有敌意的集团还不完全清楚。一个原因可能是，孙逸仙已在南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而关于消灭这个政权和重新统一国家的适当方针冯和段意见不一致。冯主张谈判，段要使用武力。
冯于1918年离开总统职位，但那些反对段的人仍然把他看做领袖。因为冯是直隶人，这个发展中的军阀和政客集团就被叫做直系。由于段祺瑞比以前更加着力试图建立他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并由此统一国家，直隶督军曹锟越来越觉得受到了安徽集团的威胁。他和段的关系不断变冷。由于曹锟在最终迫使段下台的1920年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他终于成了直系的公认领袖。①奉系由张作霖建立。张是出身寒微的许多军阀之一。他生于满洲的一个农民家庭，开始当兵，后来组织一支地方防卫部队，这支部队成了满洲正规部队的一部分。当他攀登军队阶梯时，他带着他青年时期的下级和伙伴，他们都和他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辛亥革命时张支持清当局，而当骚乱已经平定时，他担任了奉军中第二位的职务。1915年督军退职时，张利用他有力的地方联系和他的军队部属使北京所委派的军官难以立足。1916年4月他终于被承认为奉天政府的首领。
一旦稳固地控制了奉天，张便同时使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对满洲的另外两省树立类似的权威。1917年，北京将黑龙江的首脑免职，因其支持满族皇帝复辟；而张的已经做好准备的军队保证了这一免职令的执行。他在